一群年轻人，把“附件”塞进了快递柜

路宇瑶为罗阿姨的店铺做的大幅宣传海报

“附近”，自 2019 年项飙提出以来，这个词汇已然成为标签式的流行概念。它没有明确的指代，常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人：外卖员、保安、家政阿姨，或是罗阿姨这样的租房中介……重点或许在于，这些都是人们本会忽略，甚至刻意避开的身边人。他们支撑都市生活的运转，也是都市生活沉默的背景板。

学员卢子艺拍过一段视频，这是她眼中附近常见的样子：镜头高速掠过，人们面目模糊，化成残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一艘火箭。”她这样写道。

这让人想到都市中最会讲故事的一群人：出租车司机。他们完美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个性，在一趟趟拉单中高谈阔论自己的见闻；乘客也成为他们的“听者”，为他们的枯燥生活解闷。

深夜加班结束的归途，卢子艺尝试与司机师傅谈天，由此得知了这个行业每月上万元高额佣金的“金钱秘密”。这些司机大多十几年前就来到深圳，从天南地北来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做什么都赚钱的年代很快就过去了，开车赚出好几套房的故事难再复现，更多的人成了“负债开车”。

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没有强势的本地文化，卢子艺发现，因此，即便过去很久，深圳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口音。

关心附近，是因为附近正在消失。这些时刻里，深圳的夜班出租车司机成为了卢子艺的附近。

这样的关系也正在绝迹。出于安全的考虑，网约车公司不鼓励司机跟乘客聊天，这种警示刻在培训里，也被车内的监听设备时刻关注着。人们的心境也发生转变，社会愈发原子化的背景下，“要不就是过分沉醉于自我的遭遇；要不然就是跳到另一个极端，关注美国大选、俄乌战争，而对于自己的周遭完全不感兴趣。”何志森引用了项飙的观点。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单独的人是无法形成公共性的。只有当人与人彼此了解相识，发现共通，才会出现公共的诉求和可能性，让附近不再沉默，变得具有公共价值。

随着工作坊的推进，何志森也很快发现，相比于陌生人，当下许多年轻人需要直面的是由原生家庭形成的无法逃避的附近。

工作坊的招募有个前提，每个学员都要带上自己的至少一个困惑或焦虑。

尽管有了心理预期，何志森还是对学员呈现出的状态感到惊讶。他的印象里，自己所属的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极少有人抑郁，如今这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大部分年轻人焦虑的根源，都来自原生家庭。

自我讲述不像讲陌生人的故事一样容易。一群本来想要学习田野调查方法的年轻人，没意料到这会成为一场自我剖析的旅程。工作坊的前期进展非常辛苦。如何让几十个陌生人相互信任，乃至愿意告解，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直到第一个人愿意开口。

那个人是林立风。工作坊的第二周，他在众人面前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广州石牌村长大，从小生活在母亲的暴力下。暴力的细节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被关在漆黑的楼道里，如何呼喊也无人回应；辗转反侧的夜晚，母亲会拿着刀出现在床前。

于是林立风爱上了散步，似乎步力可及的地方，就是他的附近。他拍下散步看到的风景，大家都觉得有趣，但何志森提醒，母亲才是他真正的附近；而反过来，对于孤独焦虑的母亲，他也是唯一的附近。

林立风的分享在学员里启发出一个更为真诚的氛围。陆续有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是同性恋者，无法面对家人；有的是长期处于非常严重的抑郁中；有人是至亲患癌却因疫情两岸相隔，无能为力……工作坊的探讨变得情绪化，时常泪水涟涟。

这时何志森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分享过后，林立风也跑来问他：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改善跟母亲的关系？

何志森也不知道。但他跟项飙有一个共识，工作坊不是一个心理咨询或是互助大会。“发现附近”也不能变成沉浸于自身的痛楚，而要从自我的遭遇出发，去看见乃至关心附近的人。

具体行动时，这是一个微妙的界线。起初，林立风想到的方法是在帽子上放一个摄像头，拍摄自己跟母亲吵架的画面。他打算把这个影响记录作为自己的双年展作品。

“我都有点惊呆了，你知道么？”何志森回忆。那是他少有的瞬间，对学员的选择感到非常生气。在他看来，一方面，被拍摄者对此并不知情；同时在这个叙事里，林立风完全将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角色里，母亲则是那个加害者。两者面目分明，两相对立。

他向林立风提出别的方案，比如与母亲聊聊，或写一封信。林立风没有采纳。但僵持之中，事情自己发生了转变。拍摄结束后的某一天，林立风鼓起勇气，回头看了一遍自己拍摄的东西，发现视频内容跟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视频里都是他愤怒的骂声，母亲其实并不怎么说话，反而是自己，“失控蛮不讲理”。

或许母亲有自己未曾发现的一面，林立风意识到。自此，他开始试图更多地去了解她——有时这仅仅只是意味着在客厅多呆一会儿，而不是回家就径直回房间；他也尝试去找更年长的亲戚，询问母亲的暴力是否有更深度的成因。

林立风开始走出封闭的小房间，逼迫自己呆在客厅里更长一些时间，尝试和母亲互动

最终，这种探索，包含着他与母亲吵架的声音、与亲戚谈论母亲的声音、散步中途收集的街头的声音，被他混合在一起，制作成了一段名为《观照》的音频。双年展上，观众可以通过一根从快递柜中伸出的、长长的白色塑料管，像透过母子相连的一段“脐带”，听到这段声音。

走出自我，开始关注他人，不是一件易事，但有时只源于迈出一步新的尝试。

来到工作坊前，曾是一名建筑师的朱玉，与很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一样，选择了一份家人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却总是陷入工作带来的无意义感中——和大部分同事保持着还不错但又并不真诚的关系；PPT 里书写着的高级中产生活，似乎只是在让无聊的城市更加无聊。久而久之，她“既害怕离开安稳的生活，又在无尽的消耗中感到痛苦和挣扎。”

即便选择来参加工作坊，这种疲惫和匮乏感也没有消散。期间，她常常只是窝在租住的一个 20 平米都不到的小小公寓里。

这时，在何志森的鼓励下，“勾走了”许多学员的晓港公园推手活动成为了一个契机。在那个场域，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推手、拍打、按摩，陌生人们从物理层面的身体接触，彼此探索、建立起自然的连接。每一次都有些“奇奇怪怪”的人加入或离开，能遇到谁，全看缘分。

一开头，就连放松对朱玉来说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慢慢地，她发现人和人的交往开始变得简单了——不需要任何身份的证明，不需要精神上的高谈阔论，仅仅是感受对方的身体。

一天从公园回来，她告诉何志森，“哎呀，第一次看到比我的遭遇还惨的”。

“附近的建构要通过不断地对话和行动，把个人和周遭，把自我表达和公共领域最终联系起来。”何志森表示，“从那一天开始，她才真正从自我的遭遇中走出来，去尝试看到别人的焦虑和困惑。”

反过来，联结和看见的过程，也帮助她踏上了一段“找寻自己”的旅程。

当决定用快递柜的形式来进行展览呈现时，大部分学员其实是反对，甚至失望的。“因为学员们觉得自己的作品很重要，当被放在一个非常小的盒子里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被看见，被尊重。”

快递柜落地展区后，又发生了一件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幕后，一名观众在快递柜一个收纳盒里放了两颗糖果，用马克笔在盒子上写下 “EAT ME”。

这个简单又随机的行为开启了一场围绕快递柜的大型涂鸦秀。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柜子上留下自己的笔墨：对朋友隔空喊话，祈求顺利平安，或是画下卡通人物。收纳盒上原本的作品名称也被观众涂改和批注，加上符号，二次创作：作品名称“学会讲话”变成了学“不”会讲话；作品名称“坐下”变成了“不准”坐下；当然还有更现实主义的：作品名称“你是谁？”的后面接上了“我是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