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消失了？专家：仍要心怀警惕，做好准备
在我国第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医务人员承压，守住了新冠救治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大批医疗设备和抗病毒药物被用于临床一线，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被快速压制。面对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您认为医疗系统该如何应对？
撰文 | 汪航
近期，话题“新冠病毒去哪了”引发关注。人们发现，进入2月以来，身边很少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前担心的二次感染高峰问题也并未出现。
新冠病毒真的会像“非典”一样消失不见吗？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声明称，尽管新冠大流行可能正接近转折点，但目前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多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肯定是形成了短期的社会面群体免疫，这轮疫情已经进入尾声。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后续一定还会存在第二波、第三波疫情，但不会再像这一波疫情那样凶猛[1]。
在我国第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医务人员承压，守住了新冠救治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大批医疗设备和抗病毒药物被用于临床一线，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被快速压制。
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二次感染及多次感染问题，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肝病诊治中心主任陈永平教授告诉“医学界”，目前已有科室接诊了二次感染患者，总体而言，“不排除部分患者多次感染的可能性，医疗机构和个人依然要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工作，储备一定量的抗病毒药物，降低疾病向重症和‘长新冠’的发生概率。”
陈永平教授是传染病领域的资深专家，亲历了从抗击非典，到防控H7N9，再到迎战新冠病毒的每一场重大战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与病毒的斗争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病毒保持一种长期、必要的警惕。
经历多次传染病防治工作后，陈永平教授总结了哪些救治措施和心得体会？哪些临床经验和医疗药品在上一波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他又如何看待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长新冠”话题？
以下为陈永平教授的专业见解：
医学界：根据中疾控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疫情未明显反弹，我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和疫情高峰期相比，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贵院目前新冠患者接诊的情况？
陈永平：我们医院目前的疫情处置情况非常平稳，这和全国的总体疫情状况基本保持一致。
2月4日，中疾控发布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其中提到，2月2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冠病毒感染现有住院病例98742例，现有重症7918例，其中新冠病毒感染重症653例、基础性疾病合并重症新冠病毒感染7265例。1月27日至2月2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机构累计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3278例，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131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3147例[2]。
我国目前约有14亿人口，所以结合上述数据来看，全国的疫情数据非常平稳。具体到我们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浙南闽北赣东区域龙头医院，也是浙江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我们在疫情高峰期时单日最高接诊了一千多名患者，目前降低到了每天二三十个，其中还包括复诊、二次感染的患者，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也能说第一轮大范围的“感染潮”基本结束了。
医学界：贵院“感染潮”结束的过程是怎样的？曾面临过哪些具体压力，如何应对的？
陈永平：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不仅仅是我们医院，我想全国的大多数医院刚开始都是比较懵的，压力确实非常巨大。以我们医院为例，经历了阳性人数激增、医护人员大批感染、带病工作、减员，急诊科、发热门诊、重症监护室乃至普通病房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收治压力。
比如在当时，门诊处于垮掉的状态，特别是发热门诊的患者人山人海，我们感染科病房一共160多张床位，呼吸科病房200多张床位，加上整个ICU的100多张床位也远远不够，所以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即便没有新冠诊疗经验的医生也全都培训上岗，去看新冠患者，可以说是全院总动员，把眼科、妇产科、小儿外科等科室的病房床位都腾出来，一共凑满了五千多张床位，但即使这样，也很快被住满了，每天仍有上百名患者等待住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组成了以感染科、呼吸科专家为首的团队，把临床各个职能科室的领导也集合起来一起查房，提高病房周转的效率，像我每天要查6个病区。还组建了500人重症、急诊后备队，360人重症护理队，500人发热门诊后备队，所有人员都经过重症、急诊轮岗，技术过硬，实行车轮战，轮番上阵。
医学界：短时间内有千名以上患者涌进医院，你们如何解决分流、重症治疗等问题？
陈永平：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长时间。患者分流方面，我们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分级分层来进行分流，比如轻症患者到妇产科、眼科去，重症患者到ICU、感染科、呼吸科去，因为这些地方的医生有新冠救治经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举措后，有效打通了全院床位运行链。
所以分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还涉及到转诊机制的问题，尤其是基层医院转过来的一些患者，中间的运输渠道一定要保持畅通，不然也会增加患者的死亡率。
当时，其实我们医院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比如呼吸机、制氧机等医疗设备不够，也包括阿兹夫定等抗病毒药物储备不足，可以说是一药难求，不过好在相关部门及时协同，帮助我们快速渡过了这一资源短缺期，所以政府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重症救治水平也很重要，我们医院在2020年疫情初期，就参与了武汉疫情的救治工作，积累了很多的抢救经验，所以本次疫情高峰后，我们快速组建了多学科团队进行对症治疗。
同时在重症高峰来临时，医院迅速将南白象院区6号感染楼、公园路院区9病区和54病区全部增设为重症救治病房，使重症床位迅速扩容至360张。在两个院区增设step down（重症后）病区，刚脱机或拔除气管插管的患者集中在step down这个“缓冲区”里过渡救治后，再转入普通专科病房，这进一步缓解了重症收治的压力[3]。
二次感染离我们有多远？
医学界：上一轮疫情中，医务人员冲在了抗疫第一线，抗住了感染人数和重症高峰的双重压力，你和你的同事感染新冠了吗？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陈永平：是的，我和我身边的同事也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自己是在2022年12月18号出现发热症状，当时正在杭州参加一个科技大会，顶着高热、胸闷气短等症状坚持了下来，回温州后立马投入了门诊、查房等工作，一天都没有休息。
那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量翻了好几倍，不少同事感染后还未痊愈，比如夜班的同事发着烧，本该尽可能安排他们休息的，但大家都是做急诊和新冠救治方面的，也都知道现在的困难，所以好多人二十来天几乎没休息过，大伙儿都说自己随时能顶上，一定会扛过去的。还有很多同事走路都是气喘吁吁的，但仍然坚守岗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品质，医务人员是舍小家为大家，付出了很多。
今天（2月6日），我们感染科查房后数了数，目前病房还有二十几个患者在戴着呼吸机，所以我们还没有理由停下来，依然要为重症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医学界：目前感染科是否接诊了二次感染的患者？
陈永平：有的，不过整体比例不是太高。今天中午，我刚接诊了一个二次感染的患者，胸片显示肺部感染面积达到了70%，这是病情严重的标志之一，通过进一步了解病史，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在吸氧的情况下维持在95%左右，不吸氧掉至90%以下，这一数值显然是不安全的。
后面我了解到，这个患者75岁，一个月前曾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而这次的病情，特别是肺部病灶非常明显，特别像新冠肺炎的二次渗出。从2020年的经验看，新冠病毒复发的情况是存在的，症状持续时间较长的患者比较多。实际上，这部分二次感染的患者，身体内的新冠病毒没有被彻底清除掉，比如在血液里的病毒用咽拭子是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目前根据临床胸片和症状去进行综合判断，再进行经验性治疗，比如再用一些抗病毒药物以清除体内病毒，同时进行抗炎、抗感染等对症处理措施。
医学界：由于本轮疫情的大规模感染，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屏障，但公众非常关心“二次感染”，尤其在XBB、CH.1.1等毒株有流行可能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随着时间推移和毒株变异所出现的二次感染问题？
陈永平：随着病毒不断变异，我认为二次感染的概率是存在的。尽管现在大面积的感染形成了一定的免疫屏障，但也只能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的。从庞大的人群基数来看，也有少部分患者存在再次感染的可能性。
不过，短时间内，我国不会再次出现感染高峰了，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疫情风暴，目前绝大多数人的体内抗体水平是很高的，也存在部分毒株的交叉免疫，所以这一两个月不必担心。
等到三、五个月以后，二次感染的可能性会出现，因为那时我们体内的抗体水平有所下降，但也不必过于担忧，因为病毒毒力是在逐渐减弱，对人体的致病力处于下降的趋势，而我们人群的免疫功能在不断提高，再加上疫苗接种，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可能性较少，疫情局部散发或小高峰的情况可能出现。
医学界：根据本次疫情的处置经验和您刚才提到的二次感染可能性，您认为医疗系统应该如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下一波疫情的准备？
陈永平：这个话题很重要，非常有讨论价值，我认为可以从个人、医疗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个人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护，及时打疫苗等。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储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阿兹夫定等抗病毒药物至关重要，因为在当今新冠病毒还没有被彻底消除的情况下，面对可能出现的二次感染和小的流行高峰，充足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能够帮助医疗机构更快的应对疫情，同时帮助患者降低发展成为重症的可能性。
比如阿兹夫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病毒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dRp）的核苷类似物，在细胞内代谢成具有抗病毒活性的5’-三磷酸盐代谢物（阿兹夫定三磷酸盐），能特异性作用于新冠病毒聚合酶（RdRp），在新冠病毒RNA合成过程中嵌入病毒RNA，从而抑制新冠病毒复制，达到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作用。
对于这类药物的储备，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帮医疗机构避免再次出现“手无寸铁”的情况，也让医生手中有武器，病人有保障。
医学界：以抗病毒药物阿兹夫定为例，它在上一轮疫情中的临床表现怎样？
陈永平：在上一轮疫情中，阿兹夫定经受住了临床的实际考验，这个药价格不贵，现在也进了医保，中国老百姓负担得起，可以说是中国的良心药。
我们医院自己的临床使用情况显示，服用阿兹夫定确实可以缩短患者病程。尤其强调在新冠症状出现时，要早干预、早治疗，尽早服用，最好在前5天。阿兹夫定能有效得降低重症发生的概率，同时减轻患者症状。
此外，阿兹夫定片开展了一系列全球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阿兹夫定Ⅲ期中国研究[4]结果显示log值≥3及log值≥4的受试者在使用阿兹夫定第5天，病毒载量较基线下降值均大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针对中度COVID-19患者研究[5]结果也显示，使用阿兹夫定7天后，36.31%的受试者临床病情得以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临床优效，且阿兹夫定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的中位时间明显缩短（P＜0.001）。
所以从临床疗效和真实世界研究的数据看，阿兹夫定是信得过的药物。此外，治疗新冠病毒还强调炎症控制和呼吸支持，加上抗病毒药物，形成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医学界：相比大三甲医院，基层医院应对新冠的救治手段有限，是否应该广泛推广抗病毒药物“下基层”储备，以最大程度弥补短板？
陈永平：这是个很接地气的话题。基层和大三甲医院完全不一样，它们在医疗储备和人员诊断水平等方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基层医疗机构的短板很多，缺乏病房、设施和抢救条件，遇到很多重症患者后就习惯性地转到上级医院，无形中也给上级医院增加了很大压力，所以把基层医院培养好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首先是抗病毒药物的储备问题，基层早期储备非常有必要，能够第一时间帮助患者降低重症概率，而不是转诊到上级医院后才服用，那样会延误病情。其次，培训很重要，关于抢救知识、疾病的前瞻性研究和用药领域的内容，这些培训可以帮助医院尽早识别出患者病情和病程，第一时间做好对症处理。最后，基层要增加抢救设备数量，比如无床呼吸机等。
降低“长新冠”的发生概率
医学界：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所谓“长新冠”（long covid）和后遗症的问题，引发了不少民众的担忧，您怎么看待“长新冠”这个说法？
陈永平：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长新冠是指在新冠感染后3个月依然存在症状，至少持续2个月，并且无法用其他诊断来解释。
但从临床上来看，研究者们更多地将长新冠定义为从初次感染新冠病毒的4周后，存在持续的症状或出现了新症状，且无法归因于其他疾病。也就是说，当“阳”了超过1个月后仍有症状，是可以考虑为“长新冠”的。
“长新冠”主要有三大类症状，第一类是嗅觉功能和记忆力下降，另一类是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等，还有一类是肌肉疼痛等症状。拿我自己来说，我已经感染了超一个月时间，至今还有疲乏、胸闷气短等症状，可能也和我患病时仍然工作，没有休息好有关。我身边的很多同事现在也还有类似症状。
医学界：您认为普通人该采取哪些措施，以降低“长新冠”的发生概率或减轻相关症状？
陈永平：对于已经有长新冠的患者来说，需要考虑必要的对症治疗，还要做好营养支持，比如多喝牛奶、改善饮食结构、注意休息等。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早干预、早治疗对于降低“长新冠”的发生概率至关重要，因此阿兹夫定等抗病毒药物要尽早服用，及时清除体内的新冠病毒，缩短病程，避免疾病向重症和“长新冠”发展。
最后，在“长新冠”诊疗方面，还需要相关学者继续做研究，为临床决策依据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参考。
医学界：从抗击非典，到防控H7N9，再到迎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您都全程参与，面对以往的传染病防治和接下来的疫情防控，您有哪些心得体会？
陈永平：医务人员强大的意志力令人感动，因为我经历过的传染病防控救治工作比较多，他们总能挺身而出，将生死置之度外，忘我工作，以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责任感，为重大病例把好关。其次，经历过众多的传染病防控救治工作后，我认为还是要从以往的教训中吸取经验，以便在未来做好充分的应对，比如我反复提到的医疗资源储备的问题。
事实上，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与病毒的斗争史，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病毒存在了近50亿年，细菌有30亿年，而我们人类文明仅仅只有6000年左右，这提醒我们，要对大自然保持一种长期、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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