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不再对帝王热情”何以刷屏？
2月14日，《人物》发了一篇题为《罗新：一个历史学家，不想再对帝王热情》的长文，我朋友圈很多人都转了，因为刚刚看了《漫长的余生》这本书，所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这篇长文，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一个历史学家不再对帝王热情”会刷屏？
每一个群体现象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因素作为背景在起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特定群体的集体情绪。具体到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发生在疫情三年后的今天，可能很难刷屏。
一方面，疫情打破了以往“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在一声令下后，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只能被动接受，多数人都成了一个数字，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人。而疫情之前一些原本被人们忽视的群体，转而开始成为非常态时期支撑城市低限度运行的支撑力量，比如城市环卫人员、外卖小哥、超市工作人员等。罗新决定着手写北魏宫女王钟儿的故事，也是顿感瘟疫之下，大时代里的普通人太容易被巨大的外力打翻，成为夹缝中的人。他说，“看到那么多具体的人的困难、彷徨、困惑，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但做一点是一点。”“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吗？”
另一方面，经过疫情三年的消磨，“热情”本身已经成为稀缺品，所以“当一个历史学家不再对帝王热情”，很容易勾起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群体更大范围的“不再热情”：企业家对扩大投资不再热情；知识分子群体对参与公共讨论不再热情；年轻人对结婚生孩子不再热情……也因为这样的“不再热情”，所以当气球事件发生后，国家层面已经很难振臂一呼调动起公众情绪，产生类似佩洛西事件之际的官民联动效应。而罗新的“不再热情”，则更为直接——“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
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罗新虽然对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王不再热情，却对更具体的生活、更大范围的人抱持着极大热情，他不断回到历史的现场，不断旅行徒步、与人交谈，“有做不完的事，有很多的构想”，我想每一个看过这篇长文的人，大概都会被他的热情感染，都会或多或少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行走于荒山旷野的自己，那个急切地想要进入“中心”获得认可而对“边缘的故事”视若无睹的自己……
因为稀缺，所以宝贵。历史学家对帝王热情的退却，可能才能形成更完整的历史叙述，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边缘人，也可能承载着很重要的历史记忆，试想一下，如果曹雪芹只是围绕着几个主角写《红楼梦》，大概也很难成就这部非凡的巨著。而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不再盲从、迷信某一种权威，重拾对日常生活的热情与思考，才是更为迫切的，也是疫情教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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