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有个话题非常或——器官交易。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谣言，不过咱们中国人对这种谣言特别敏感。比如说，多年前有一个劝孩子不要去酒吧，里面有坏人专门给人下药，等你醒来后，你就发现自己泡在浴缸里，浴缸里都是冰块，旁边还一封信，告诉你把肾摘走了，你赶紧报警。

◇ 电影《救命》中就有谣言中相同的桥段

现在想想，这个谣言太扯了。都把你迷倒了还给你泡浴缸里，还告诉你肾被摘走了，罪犯直接找地儿给你埋了不好么？不过，类似的这种谣言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器官交易的谣言，其中有几次甚至酿成了惨痛的后果。后续的文章中，我会挑几个有代表性跟大家讲讲。今天要讲得这个，发生在1870年。

1870年6月，天津群众抓住一个人贩子。在任何时代人贩子都极其遭人恨，在那个时代，一般情况下人贩子被抓当场就打死了。不过天津百姓还算厚道，打了个半死就停手了，然后准备好好审问他一下。

半死不活的人贩子不敢隐瞒，说自己叫武兰珍，常在华北一带流窜作案。天津百姓接着问，你身上这迷药是哪来的？问清楚了，准备报官然后把人贩子和药贩子的老窝一锅端了。武兰珍说，这迷药是天津望海楼教堂一个叫王三的教徒给的。围观群众一下就炸了，要不是有几个人拦着，当时就把武兰珍打死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口岸

为何一提到教堂老百姓就炸了？这事儿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其中在天津上海等地设立洋人租借地和教堂，传教士也来中国传教。一来二去，双方接触一多，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教堂很多行为，让中国人实在看不懂。比如说收养孤儿，还不白收。有时候有些孩子养不活，家长送到教会，洋喇嘛还给点儿钱。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孩子生下来没钱养那就应该扔，易子而食都是常态。之前讲马戛尔尼使团那期说过（详情参见：马戛尔尼使团眼中的“乾隆盛世”长啥样？），中国内陆运河里，经常能看见弃婴，甚至北京天津这种城市，路边石头堆里也经常能看见弃婴。如今洋人居然收留弃婴，这让中国人实在想不通。孩子养不活不扔了还有天理么？还给钱？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 晚清时期，传教士创办了大量育婴堂，救助治疗被遗弃的婴幼儿 图为民国时期的育婴堂

有没有猫腻现在都清楚，传教士那是做善事儿，但当年，除了想不通之外，不少人发现了商机。有些人贩子会拐卖孩子送到教会，从中捞一笔。于是乎有教堂的地方，人贩子特别多。洋人除了收养孤儿，还发药。19世纪后期，西洋医学已经比咱们老祖宗的传统医学强多了，如今的常见病在老中医那里还治不了，在西洋传教士那里就能治。

在当时大清百姓的认知范围内，用人炼制出来的药才能称得上是“灵丹妙药”。因此不少百姓猜测，这些洋人收养孤儿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他们器官入药，要不然怎么能做出那么好的药？孩子送进去也不见出来，这不就说明问题了么？

再加上当年天津疫病流行，洋人教堂收养的婴孩大量死亡。教士和修女在埋葬这些婴孩尸体时，墓穴挖得过浅，其中有不少尸体被野狗刨开拖拽出来，老百姓看到残缺不全的婴孩尸体，能不多想吗？

很多老百姓也跟官府说过，官府心里明白，这都是扯淡，加上不敢招惹洋人，所以一直没管，民间情绪越来越大。如今天津市民抓了个人贩子，还牵扯教会，这一下确定了，洋人就是通过拐卖来的人口炼制丹药和金银。

于是，天津百姓把武兰珍五花大绑，押送到天津知府张光藻这里，求他为民做主。

张光藻看见来了一帮群情激昂的老百姓，也慌了，他总不能自己去教堂兴师问罪吧。于是赶紧上报道台周家勋。周道台得知此事也不敢自私做主，于是带着天津群众找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 完颜崇厚（1826～1893年），字地山，号子谦，别号鹤槎，满洲镶黄旗人。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次子，刑部尚书完颜崇实之弟。充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同治年间，署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后，出使法国谢罪。

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就是后来所谓洋务大臣的前身，办公地点就在天津，只要沾洋的事儿都管，其中包括跟洋人交涉问题。崇厚1861年就担任这个官，10年来经验很丰富，也是当时最开明最了解洋人的中国人之一。

崇厚一听群众反映，就知道所谓洋人拐卖孩子，摘心吸血炼药这些事儿都是假的。不过崇厚也知道，民间一直有这类说法，老百姓对此深信不疑，硬要解释肯定没用。干脆，把所有的锅都推给天津望海楼教堂的教徒王三，别把洋人牵扯进来就没问题。人贩子罪加一等，打死算了。

于是第二天，崇厚带着张光藻和周家勋，还有几百气势汹汹的人民群众，来到望海楼教堂。崇厚洋务还可以，面对这种大场面实在没经验，带这么多人来，一言不合肯定要出事。

◇ 望海楼教堂

果不其然，来到教堂查了个底儿朝天，一没找到那个叫王三的教民，二没找到剜眼摘心炼药的证据。洋人也不傻，一看这么多人来教堂搞事，直接找到驻扎在天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丰大业哪哪都好，就是脾气不好，一听中国人来教堂闹事儿，直接带兵就来到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找崇厚理论，要求他们调兵弹压。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儿十足。刚开始，两边还说理，崇厚和丰大业都是公务员，俩人一来二去就把事情说明白了。都是那个人贩子瞎说，眼看自己快被打死了，就搬出洋人教会想保命。什么教民王三，那都是现编的。双方主要领导把弄清楚了，但对于法国人要求派兵弹压的要求，崇厚断然拒绝。

在崇厚这吃了瘪的丰大业带人返回望海楼教堂过程中，不巧，在狮子林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双方为此事爆发激烈争吵，丰大业开枪打死了刘杰的随从。

出了人命，这下天津群众的火就上来了。大家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丰大业直接被乱拳打死。随后，望海楼教堂也被砸了，里面的10个修女被先奸后杀，2个神父2个法国领事馆工作人员，2个法国侨民，3个俄国侨民，以及40多位中国信徒被杀个干净。

◇ 天津教案中“火烧望海楼”场景复原

◇ 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内部。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这还不算完，全天津4个基督教堂，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堂，一个俄国东正教堂都被打砸抢。另外还有20多个洋人，英法俄美比利时哪国都有，都死在这次天津教案之中。等满腔怒火发泄完后，这些人自然是各回各家，至于之后怎么办，那还得大清朝廷擦屁股。

天津教案后，法国人直接派军舰开到大沽口，并扬言，如果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此事，就对大清宣战。其他国家也没闲着，英美俄比要求赔偿损失。大清这边到也冷静，仗肯定不能再打，长毛之乱平定没几年，圆明园的土还烫手呢，好不容易开始搞洋务运动，准备富国强兵，打仗这不是耗子抵猫鼻梁骨——找死么？

于是，慈禧派曾国藩为全权代表，务必妥善处理此事。

来到天津，曾国藩详细了解此案的来龙去脉，于是，用了三步走的解决方案。第一，表态。他让崇厚立刻抓捕杀人凶手，参与的人太多，那就找几个领头的。很快20个人被抓，准备事后正法。曾国藩用这种方式，表现出大清官方对此案的态度。无论如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 “天津教案”会审照片

◇ “天津教案”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

第二步，把起哄的安抚好。曾国藩不理法国人，先找到英美俄比领事，诚恳道歉，并拿出45万两白银作为赔偿。这四个国家在此案中损失小，曾国藩这套组合拳下来，纷纷表示处理很满意，此案到此为止。

最后一步，单独处理法国。曾国藩让崇厚脱光膀子背着藤条，学廉颇来法国人这边负荆请罪。曾国藩表示，此案是我方有错在先，崇厚这货要杀要剐随您。法国人本来身边有一帮国家起哄架秧子，如今那四位都不嚷嚷了，自己也懒得再折腾。加上此时正是1870年，普法战争已经开打，法国人也没能力真跟大清开战。也就作罢。

不过，曾国藩在此案中处处“迁就”洋人的种种行为，也让其从力挽狂澜的英雄变成崇洋媚外的卖国贼。曾国藩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因为在此事上表现，曾国藩甚至被湖南同乡开除省籍。

卖国贼当然不能再处理此案。随后，曾国藩的工作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卷铺盖卷回到湖南老家，两年后，曾国藩在郁郁寡欢中去世。

我们回头看看这场教案，大清百姓当年实在愚昧无知，对所谓摘心吸血炼药的谣言深信不疑。不过，百姓之所以如此愚昧，不正是朝廷多年“教化”的结果吗？

就在教案爆发之前，天津府曾在城内广泛贴出告示称：“（人贩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这种“教化”的结果就是，当人贩子武兰珍说出“迷药购自教堂”后，天津百姓自然对洋人教堂和育婴堂做了“有罪推论”。

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妨想一下。明末清初，西洋科学是有机会传进中国的。假如统治者开放海关，中西百姓可以充分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像洋教士摘心吸血炼药的谣言自然就没人信了。

老百姓固然有责任，究其根源，还是统治者的锅。就像法国人在天津教案之后，对曾国藩说的：我们要的不是大清人头，我们要的是公平公正的交流环境。中国传统社会向来缺少这种意识，如果统治者开明点儿，别老想着屁股下那椅子，近代中国也不至于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像个巨婴，处处被人赏耳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