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采访的记忆一一何思源和女儿何鲁丽

3月20日清晨5点，振动的手机把我唤醒，友人发来短信：何鲁丽同志病逝。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太突然了！几天前，她亲自为《中国爱心人物传记》撰写的头条文章，刚刚交到编辑部，我们正要把排版清样送她审定呢！

我拨通了北京爱心万里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万伯翱的电话。万老师也得到了消息，他用悲伤的口吻对我说：“真是没想到。十几天前和她通话，还约定到唐山出席公益活动呢……”他正在联系前往何家吊唁，叫我等通知。

放下电话，我的眼前浮现出第一次见到何鲁丽同志时的情景——

那是四十二年前一个秋日的上午，我应约去采访何鲁丽的父亲何思源先生。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何鲁丽这个名字。

此事说起来有点绕，但还是得从头说起……

何思源

1979年春天，我从驻山西的陆军部队调到军委装甲兵创作室当创作员。刚到位，我就接受了一项任务：帮助时任装甲兵政治委员的莫文骅中将整理他的回忆录《回忆解放北平前后》。

莫文骅政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列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名单，要我按照这个名单去采访。名单中既有广州军区司令员吴克华、原四十一军副政委欧阳文等军队的领导，也有在地方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而在北京要访问的人当中，第一个就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

此前，我并没有听说过何思源这个人。老将军告诉我，他是一位民主人士，曾经当过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的厅长，还当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也当过两年北平市市长。1949年初，他率领北平各界代表团出城找到我围城部队的领导，表明北京各界的民意呼声。当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命令41军政治委员莫文骅、副政委欧阳文接待他们。

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要查找关于何思源的材料，渠道很有限。我跑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做功课”，好不容易找到了北京市政协出的一本文史资料。

何思源是一位传奇人物，出生于山东菏泽一个农耕之家。1915年，何思源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班。读书期间，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进步学者开始接触。五四运动爆发后，风华正茂的何思源积极参与到运动中。1919年，何思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后转入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在法国，他收获了爱情，结识了法国籍妻子何宜文（中文名），后偕妻回国。1928年5月2日，蒋介石任命何思源为北伐军政治部代理主任，随军进入老家山东。同年5月16日，他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后来他还担任过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思源作为山东省国民政府的官员，本可以撤到大后方，但他选择了留在山东、留在鲁北，在那里和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

何思源与他的法国籍妻子何宜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11月，蒋介石任命何思源为国民政府北平特别市市长，在此期间，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何思源自然站在了学生一边，这令蒋介石非常恼火。1948年4月，蒋介石下令免去何思源的市长职务。平津战役开始后，在解放军大军围城的情况下，何思源有好几条路可选，他既可以选择与家人出国，也可以乘坐已停在东单临时机场的飞机撤向南方，但他哪里也没去，他选择留在北平，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

1949年1月16日晚，何思源见到傅作义，他对傅作义说：“北平的和平解放已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北平人民无论城内、城外已经团结起来。”傅作义表示，第二天要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战况与和平问题。傅作义还说：“商妥办法后，推代表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

关于何先生的资料还没有看完，我就接到莫政委秘书的电话，告之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何家采访何思源先生。

第二天，我按时赶到永安西里一座很普通的居民楼，敲响了何先生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说明来意，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何思源。”

何老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眉毛很长，说话的声音特别洪亮，很有堂音。我注意到他佩戴着助听器，像很多耳背的老人一样，“耳聋嗓音大”。

这套单元房好像只有两间，一间是所谓的客厅，面积很小，但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却很大——那是他们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女主人金发碧眼，非常醒目。

落座之后，我们直奔主题，请他谈谈1949年1月率领北京市各界代表出城去和解放军谈判的过程。

何先生说，不是北平各界代表，是傅（作义）先生提议在北平市参议会召开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那个会推举我们十一个人（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王乔年、马振源、冯莲溪、卢其然、张宝万、傅华亭、刘鸿瑞、郭树堂）为和平代表，我是首席代表，共同组成“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会上决定第二天就出城去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接洽和谈之事。

何思源先生说，当时北平的各界人士都非常焦急，大炮一响，古都名城就将毁于战火。要想保住历史名城的文物古迹和文化特色，国共双方一定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北平问题。这是一代人的愿望，也是当时最大的民意。

何先生记得，当时他们是从西直门出城的，为了不让城外的大军误会，他们的车辆上插着白旗。车子出城后一路向西，被围城部队拦住，送到青龙桥附近的大有庄。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围城部队的莫文骅政委和欧阳文副政委。

大学时期的何鲁丽

“会谈中，他们的态度明确，只要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条件，北平就可以实现和平解放。莫文骅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还安排我们住了一个晚上，让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炮阵地。莫文骅将军还说，共产党非常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傅作义将军至今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你们回去见到傅将军，要和他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不要让城里城外的老百姓失望。”

正谈到兴头上，单元门有响动，随即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女士，穿一件风衣，身材高挑，风度翩翩，仪态大方，她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何先生说：“这是我女儿何鲁丽，在医院做儿科大夫。”

何先生告诉我们，在他出城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保密局派特务潜入他锡拉胡同的住所，在他家房上安放了炸弹，夜半炸弹突然爆炸，“我的小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夫人重伤，身上有四块弹片，我和她（指何鲁丽）都受了伤……我出城去和解放军谈判时，胳膊上还缠着绷带……”

何思源一家的全家福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我第一次见到了何鲁丽。这次见面虽然没有什么交谈，但她那干练而又不失儒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光荏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有时我会在北京的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何鲁丽副市长的身影。在一些记者、作家笔下，何鲁丽副市长被冠名为“平民市长”。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何鲁丽有外国血统，又是名门之后，为什么称她平民市长呢？

1993年春，北京市两会后的一次采访，让我解开了这个疑问。那是几家媒体对再次当选北京市副市长的何鲁丽进行的一次采访，有一家杂志的编辑约我同往，这样我有了第二次与何鲁丽见面的机会。

在路上，同行的编辑告诉我，“何大妈”（当时有不少北京市民这样称呼何鲁丽）在百姓那里口碑很好，她和人们拉起家常来，就像是热心的大妈。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何市长买菜”的小故事。何市长和普通市民一样，要买菜做饭，但由于平时事情太多，有一次她到菜市场买了一兜子菜，回家的路上碰到熟人，那人问她：“何市长买菜去了，都买了什么菜呀？”她把兜子打开，说：“这不，我买了西葫芦，大葱……”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买的大葱根本没拿，赶快跑回菜市场去找，卖菜的人认识她，连声说：“丢不了，丢不了。”从此也就传出了一个笑话：“何市长买菜丢三落四……”

那天，记者们的提问可谓五花八门，“狂轰滥炸”——从她提议成立“首都医疗事业发展基金”，到创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的举措；从妇产医院的团队出国学习试管婴儿技术，到推广中小学生“远离烟草，拒绝抽第一支烟”的签名活动……面对这些问题，她都给予正面的回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实在在，没有大话、空话和套话。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和老百姓相关的事情。

等到这些年轻的同行们离开，我和杂志编辑才有了同她交谈的机会。我提起上次到他们家去采访何思源先生，她居然对此事还有印象，话题就从这里开始：“民间有个说法，四十二年前，您的父亲是北平的市长，现在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的市长，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她回答：“我父亲绝对不会想到我也走了从政的道路。我小时候他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还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父亲在几个关键的时候，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抗日战争中，他本可以跟随当时的政府南迁，到大后方去，但他没有去，他选择留在山东，和日本人进行斗争、周旋。解放战争开始后，一大批国民党高官都撤到了南方、撤到了台湾，来接人的飞机就停在东单的临时机场。他的朋友催我们快走，他却坚持留下，为和平解放北平四处奔走……”

晚年的何鲁丽

何鲁丽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曾被问到“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她说：“是我的父亲。”此言不虚。从父亲的身上，她看到了一介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青年时期，她受到了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在政治动荡时期，她受过磨难，也深深体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所以她才会说，既然把这副担子放在我的肩上，我看问题，就应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站在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真诚地帮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为他们办难事儿、办实事儿、办暖心的事儿……

这不正是一个“平民市长”的心路历程吗？

后来，“何副市长”的称谓，变成了何副主席、何副委员长，到最后，人们尊称她为何老。虽然有数次机会见到她，我却没有机会和她进行交流。本来期盼着能在北京爱心万里公益基金会的活动上再次见面，谁知等来的却是挂在吊唁厅墙上的遗照……

何老，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文 董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