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一周年：世界变了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俄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攻入乌克兰，迅速围攻基辅。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泽连斯基和乌军居然顶住了俄军一波攻击。随后，美国、欧洲以军援、制裁等方式迅速介入。

如今，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周年，数十万士兵伤亡，180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东欧平原大量城镇化为焦土，但依然没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这场战争引发了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和世界能源危机。它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局势和全球贸易版图，终结了1990年以来“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主旋律，开启了“安全与发展”的新方向。

“安全与发展”将主导下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正在退潮、撕裂和重组。

俄乌战争后，世界变了，中国该如何应对？

本文分析俄乌战争给世界与中国带来的改变。

本文逻辑

一、国家的恐惧与安全悖论

二、全球的撕裂与贸易变局

三、中国的抉择与技术封锁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国家的恐惧与安全悖论

恐惧，根植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基因之中。

与王权国家不同，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个体的恐惧。在危机时刻，个体以弱血缘的民族为纽带抱团取暖，组建公共暴力机器，抗敌自卫、守疆固土、安邦定国。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往往跟战争有很大关系，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成长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战后遍地开花。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存在，可谓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全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出现。

当时，王权统治如枯茎朽骨，华夏弥漫恐惧与不安全情绪，知识精英渴望谋变图存。梁启超敏锐地发现了民族国家之大势，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解释：

“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民族主义超越党派、宗教、地域的政治概念迅速席卷神州，成为全民最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当梁启超提出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统治了这片土地两千年的王权国家即将且永久地消亡，九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诞生。

民族主义，因恐惧而生、抱团而成，是现代民族国家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所以，民族国家的恐惧基因决定它具有攻击性特征，它尽可能地获取外部资源禀赋，争夺河道、海峡、关口等地缘和重要矿产，开疆拓土，安营扎寨，试图建立更宽的护城河。

在不完全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用品，因缺乏充分的价格机制而分配效率不足，容易催生全民机会主义动机，人人试图搭便车推动“司机”狼顾虎视、攻城略地。当攻击性到达阈值，国家战争爆发，民族国家沦为公地悲剧。一战是欧洲王室之间的分裂战争，而二战是民族国家之间战争，是由民族主义情绪、机会主义动机最强烈的德国、日本发动的攻击性战争。

这其实陷入一种安全悖论。当国家都以安全目的拓宽护城河，甚至以邻为壑。当这种安全竞争行为到一定阈值反而带来更大的不安全。

二战后，在雅尔塔体系、局部经济全球化和核平衡之下，大量民族国家诞生并保持相对和平。不过，随着“冷战”加剧，民族国家开始抱团取暖，形成美苏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同样受恐惧基因的驱动，设法拓宽护城河，在朝鲜、阿富汗、越南触发战争。

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的主旋律。自由市场对民族国家的恐惧基因构成完美的对冲。全球自由市场，一方面在削减民族国家构筑的疆土、关税、财政、货币、司法等高墙，增加交流与情感，接受多元价值观对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利用各国资源禀赋优势，分工协作，创造并共享巨大的财富增量。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并形成“世界主权”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可以进入国家制度的第三阶段，即国家自由市场，也就是哈耶克倡导的自发性社会——不以王权意志为主导，也不以地缘、血缘、民族、种族为纽带，按照个体预期边际收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自发形成的。

过去30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发秩序，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民族国家内在的攻击性与机会主义动机，给世界包括中国的大量个体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与富足感。

但是，平静与繁荣海面下，民族国家组织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博弈一直非常激烈。现代民族国家的市场化进程遭遇反噬，导致经济全球化失衡，并最终诱发了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拐点。全球贸易在次贷危机前夕达到巅峰，危机爆发后持续退潮。接着，欧美建制派权力更迭，全球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民族主义情绪重新点燃，民族国家的恐惧情绪和搭便车动机大增，国家之间对立与攻击性大大增强。

俄乌战争犹如火上浇油，在世界正在经历世纪疫情危机、全球供应链受阻与脱钩、通胀快速蔓延、家庭财富缩水、民族主义对立情绪高涨和民众焦虑不安的关键时期点了一把火。

这场战争本身也体现了俄乌两个民族国家的内在恐惧基因。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自卫、打击东部分离主义、维护国家安全边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感到不安全，试图将国家安全边界拓宽到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在这个关键时期，这场局部冲突上升为国家战争，全球很多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全面地点燃了世界的不安全感：地缘政治危机、人道主义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胀危机、债务危机、贸易硬脱钩、金融与技术制裁、政治焦虑与意识形态对抗……所以，俄乌战争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化的主旋律：从“和平与发展”迅速地切换到“安全与发展”。

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为安全而安全、失去发展的安全，犹如高速旋转的陀螺突然急刹车，反而制造更大的不安全。国家之间的信任成本、摩擦成本和交易费用大增，同时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只有高速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才能遏止民族国家心中的恐惧和搭便车动机，给每个人带来真正的安全。

概括起来，政治学上的民族国家的恐惧基因，经济学上的民族国家的公共用品分配效率不足和机会主义动机，二者可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对立与攻击性。自由市场与经济全球化是所有民族国家唯一的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制度的终结，因而经济全球化又会变成民族国家因分配效率不足形成的既得利益者的敌人。

关于民族国家的恐惧基因和分配效率问题的解释，不是为了掩盖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相反，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谁在挑动恐惧助长民族主义情绪，谁在制造混乱助长机会主义动机。

俄乌战争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去难复返。

全球的撕裂与贸易变局

“安全与发展”将主导下一个全球化时代。

自90年代以来，全球三大供应链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俄罗斯、中东为欧洲乃至全球大规模供应能源；中国为欧美市场大规模供应商品；欧美向中国及新兴国家大规模供应技术和资本。

这三大供应链绘制了全球金融、能源与商品贸易的大版图。但是，从2008年开始，几大风险事件导致经济全球化迅速恶化：

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开始退潮；中美贸易战，贸易条件迅速恶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供应链一度中断、紊乱，供应链安全焦虑爆发，本土化倾向大增；俄乌战争，欧美坚定与俄罗斯油气产业链脱钩。

可见，全球化已从退潮走向了撕裂，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推动全球化走向局部性的、区域性的全球化。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供应链断裂和重组，这两大风险事件引致全球各国政府高度关切供应链安全。

我在《全球贸易版图大变局》中指出，在“安全与发展”的主旋律下，欧美政府推动基于供应商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iers）、在地化（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和友岸生产（Friend-shoring）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过去的全球三大供应链或脱钩断裂或岌岌可危。

第一链，俄罗斯能源供应链与欧美市场全面脱钩。

战争之前，俄罗斯在这三大化石能源领域都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国，俄气占欧盟进口天然气的45%，俄油占欧盟原油进口的27%，俄煤占欧盟硬煤进口的46%。战争后，欧盟激进去俄油俄气。去年12月份，俄气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下降到7.5%；预计到2023年进一步缩小到5%以内。

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俄罗斯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份额与地位大降；加上欧美对俄罗斯的技术和金融制裁，俄罗斯将孤悬于经济全球化之外。

第二链，美国向中国的技术限制持续升级，部分技术脱钩难以避免。

目前，技术限制冲击最大的是芯片。新冠疫情一度引发芯片供应链危机，俄乌战争掀起的地缘政治风险冲击到亚洲，两大因素叠加导致芯片产业成为了地缘政治争夺的焦点。

拜登政府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重构基于友岸生产的芯片供应链，拉拢日韩与中国台湾，同时排斥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基于在地化和友岸生产的排他性贸易政策，直接削减了两国技术贸易额。先进技术的封锁扩大化试图让中国逐渐疏离于全球高端技术产品供应链。

2022年下半年以来，集成电路的出口和进口同时大幅度下降。其中，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进口降幅明显。12月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399亿个，同比下降25.5％。集成电路等技术进口受限可能削减了中国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同时，技术禁令促使美国企业采购来自中国的技术产品变得谨慎。去年12月，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和高新技术产品同比下滑幅度均超过20%。

另外，国家安全与政治焦虑蔓延到跨国金融领域，资本风险偏好下降。因两国金融监管冲突，“中概股”一度出现退市危机，美国对华风险投资大减。根据研究机构ITJuzi的最新数据，2022年对中国初创企业的美元投资下降了近四分之三，占初创企业总资本的比例从2021年的39%降至19%。

第三链，美国推动印太合作框架和供应链本土化、近岸化，试图减少对中国商品供应链的依赖。

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降低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跃居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止到12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连续五个月负增长；对欧盟出口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全年对美出口增速低于中国对欧盟、对东盟和对“一带一路”国家。

从美国的贸易统计来看，美国采购来自中国的商品比重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6-2018年，中国平均占美国进口货物吨位的36%，其他亚洲国家仅占25%。而2022年前9个月，中国的份额下降到30%，其他亚洲国家则以32%的份额跃居首位。去年下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同比增速罕见地大幅度低于从全球市场进口商品的增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下滑最明显，服装玩具家具对东盟进口依然保持正增长，机械设备对日本、欧洲、墨西哥保持正增长，化工产品对欧盟、日本保持正增长。

当在讨论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时，更多地人将其归因为美国经济衰退。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第二个因素，那就是美国技术禁令和去中商品化。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属于周期性风险，给整个亚洲出口国带来贸易寒冬。而第二个因素带来根本性、长期性的挑战，它根植于“安全与发展”的全球主旋律之中。

这场战争的“全球化”含量极高。战争打响后，全球化从退潮转向撕裂。全球金融、能源和商品三大供应链，因地缘政治风险、国家安全焦虑和意识形态冲突，正在快速地脱钩、钝化同时又在艰难地重组。类似于冷战时代，恐惧指数飙升的民族国家纷纷团取暖、划清界限、构筑防线。2022年的国际贸易数据显示，一部分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加速恶化、甚至脱钩断链，而另一部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在增强。

中国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抉择与技术封锁

全球化正在退潮、在撕裂，也在重组——重新组局。

欧美政府试图重构基于供应商多样化、在地化、近岸和友岸生产的全球产业链。其中，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可能改变全球贸易规则。

基于供应商多样化，欧美构建与越南、印度的商品供应链，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一日千里。

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推动跨国公司将部分产能往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2022年前11月，越南外贸总额6738.2亿美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越南最大出口国是美国，对美国累计出口101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左右；越南对欧盟贸易顺差29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

基于近岸生产，美国构建与墨西哥的商品供应链。

墨西哥作为美国“近岸生产”为数不多的国家，是美国继欧盟、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20年7月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生效后，两国贸易突飞猛进。2022年前10个月，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出口较2021年同期增长19%至5724亿美元，进口增长24%至7530亿美元。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约为80%，自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约为50%。

基于友岸生产，北美、欧洲和澳洲增进了贸易关系。

这场战争让欧洲空前团结，并且修复了特朗普时期破坏的欧美关系。相互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主导并强化了欧美澳之间友岸贸易关系。

加拿大是美国传统的贸易盟友，兼顾“近岸生产”和“友岸生产”属性，二者贸易稳定增长。目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自贸协定USMCA覆盖全球贸易量28%，而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量占全球外贸总量比重不过18%。

美国和传统盟友欧洲的贸易稳定增进、能源合作更紧密。欧洲是美国“友岸生产”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2022年前10个月，美国对欧盟出口增长30%至2906亿美元，进口增长13%至4559亿美元。

欧洲正在借助与北美、澳洲的传统友岸生产关系增加液化天然气和大宗商品进口，同时采用多样化策略加大北美和中东的能源进口，以彻底摆脱俄油气、建立长久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链。据欧亚咨询公司估计，2022年 12 月，液化气轮向欧盟运送了创纪录的20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数量的16倍。

另外，美国试图与日本、韩国在“友岸生产”的基础上重构全球芯片产业链。目前，美国、日本和荷兰达成了一项关于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协议，出口管制协议可能扩大到荷兰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和尼康等公司。

当前，中国面临多线“作战”：一是应对美国技术出口限制和资本审查带来的“卡脖子”问题；二是去中商品化推动的跨国公司产业链转移，直面来自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国家的抢单竞争；三是美欧基于在岸生产、友岸生产的制造业回流的竞争与替代。

中国政府也在用“安全与发展”的逻辑建立自己的安全边界，试图增进技术、商品和能源三大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技术供应链方面，中国不希望“脱钩”，争取与德国、韩国保持合作。这两个国家大型企业均深耕中国市场，对华投资规模大。2022年前10个月，韩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6.2%、95.8%，远高于全国同比增速14.4%，位居前二。

战争爆发后，德国制造企业因能源危机而大幅减产，加大了对华进口和投资。为了给企业解困，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豪华商业天团顶着压力访华。不过，暖冬拯救了德国，最近几个月化工等高耗能工业产能复苏。数据显示，去年年底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化工产品较上半年下降了5%，从德国进口的化工产品则上升4.4%。毕竟，德国是美国传统的友岸生产国家。

在美国重组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联合行动中，韩国显得犹豫、煎熬。韩国芯片出口高度依赖于中国市场，而在技术与资本上高度依赖于美国及全球合作。2022年前9个月韩国半导体及相关零件产品出口额占对华出口总额的83.6%。中国试图争取韩国打破芯片技术封锁以实现半导体产业自主化。

商品供应链方面，中国增加了与东盟的合作。东盟替代了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对东盟进出口金额达到6.52万亿，同比增长15%，规模、增速均高于对美国、对欧洲。

欧美国家将部分产能转移到RCEP（主要是东盟），RCEP又向中国大量进口中间品。2022年，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中间产品8.7万亿元，增长8.5%，占同期对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的67.2%。其中，电子元件、蓄电池、汽车分别增长15%、50.3%和71.6%。

对中国来说，越南是竞争者，而墨西哥是替代者。

越南最大的出口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便是中国。2022年前11月，越南累计从中国进口1099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56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美国向越南加大进口，订单还可能外溢到中国。

但是，墨西哥是完全替代者。订单去了墨西哥就再也回不来了，连纽扣都不剩一个。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大型制造商从墨西哥供应商采购化学品、生产及建筑材料等商品同比增长了6倍。同期，中国供应商对美国的供应数量下降了9%。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私下“敦促”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制定新政策，将一部分芯片关键技术的生产从亚洲转移到北美。

欧美市场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东盟自身需求量不足，其订单主要也来自欧美市场。“友岸生产”、“近岸生产”比“供应商多样化”带来的威胁更大。所以，避免直接与欧美直接脱钩才是关键。

能源供应链方面，这场能源危机强化了各国的能源不安全感，中国正在加强能源多样化贸易，增进与俄罗斯、蒙古、沙特和南美国家的能源和大宗贸易合作。

俄乌战争后，中俄关系备受世界关注，两国贸易显著增强。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32.5%，达到1360.89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俄出口522.44亿美元，同比增长10.3%；中国自俄进口838.45亿美元，同比增长51.6%（以能源为主）。5-7月，俄罗斯连续3个月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重要支柱。如今，美国弱化中东强化印太，俄罗斯又无暇顾及，中国则强化中东关系，增加对沙特的能源投资和石油进口，同时增进与伊朗的关系。不过，中东局势复杂，政治不稳定，沙伊矛盾尖锐，美俄势力还可能去而复返。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着重强化自身经济安全，将大力投资高科技。今年乃至未来几年，结构性货币工具、专项财政和科技政策将投入大量资金到芯片、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等“卡脖子”领域。需要防止资本堆积、合成谬误。

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场战争是糟糕的。但是，我们又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没有这场战争，贸易冲突、技术限制和供应链脱钩风险也存在，战争只是一个加速器。

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其超越民族国家的恐惧基因与公共用品的搭便车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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