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慈善”：硅谷金智如何改变世界议程

2023-03-03 04:03

撰文 | 银培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摘编 | 孙行之

任何时代的商业精英都有突破现实权力结构的冲动。以慈善捐赠影响观念塑造，再以观念推动政治议程，美国财富精英打造的这套“金智复合体”机制（金钱—观念-政治）已经十分成熟。

一个事实是，100年来，美国著名公益基金的高管与政府高官之间有一个“旋转门”，许多管理者/官员在两类组织之间来回任职。直至今天，这个局面依然在持续。而且，相比于传统财富精英对“暗金政治”的指控有所忌惮，科技精英们似乎更不避讳他们的政治抱负。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更为宏大，更具世界性。

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从数字革命中获得财富的第一代科技巨头应该通过“黑客慈善”来改变世界。他时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政治干预可能看起来有些肮脏，但宏大问题必然触及政治层面。”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在“金智复合体”中，“观念”的影响往往是草蛇灰线，很难捕捉其踪迹。财富精英们的捐赠去向又相对隐秘。这使得从金钱到政治影响的机制变得如同水中捞月——能够隐约看到影像，却难以捉摸其中因果。在微观个人层面，金智复合体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

在《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中，学者银培萩展现了一种“金智复合体”的运行机制，并通过对扎克伯格捐赠案例加以佐证。

银培萩也对硅谷精英们的捐赠特质进行了归纳：

技术上，相比于老牌精英资助大学、智库、媒体、司法等机构，侧重于通过塑造价值观来影响政治。硅谷精英则更擅长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互联网竞选、人工智能、元连接、数字货币等传统精英不熟悉的领域“入侵”，打造另类金智复合体。

理念上，银培萩将硅谷精英捐赠的特质比拟为“黑客慈善”。这群人并不看重地方性的问题，而倾向于将主要影响力放在“影响力”和“大问题”上，认为“破坏传统模式并进行创新”很重要。黑客慈善高度依赖模型和大数据算法，类型化和简化人类的多元需求。他们很少“怜贫惜弱”，对扶贫、家庭虐待、精神疾病等人类基础需求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偏好可量化的、不需要人工干预、不涉及道德判断的问题。

该文原载于《当代亚太》，以下为文章部分内容摘编。

“金智复合体”：

通过慈善捐赠影响政治

科技精英在国际政治中的个人影响可借助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来理解。四种结构性权力中，科技精英呈现生产强、知识强；金融弱、安全弱的先天局面。他们凭借两种机制来突破结构限制、施加政治影响：第一种是跨结构转化，也就是将生产与知识的结构性权力横向地向金融、安全结构拓展；第二种是金智复合体，即将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中的资源用于打造金智复合体，以这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机制来影响美国和全球治理的政策议程。

在众所周知的“军工复合体”精英政治机制中，科技精英没有优势。但近年来，美国政治出现一种比较显著的“金智复合体”趋势，科技精英在其中的优势很明显。

慈善捐赠最大程度上融合了“金”和“智”的功能，是金智复合体机制的集中体现。

理论上，金智复合体机制指原本各自独立影响政治的“金钱—政治”和“观念—政治”关系链转变为协同性的“金钱—观念—政治”的三元关系链。这种关系链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往往有知识盲区或摇摆空间。观念塑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决策者态度与政策结果。

然而，知识生产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高度私有化的，科学研究、政策辩论、精英社交等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捐赠者为这些活动提供资源，一方面可以影响政策结果，一面以资助观念作为中介，可以隐匿身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如前所述，科技精英的权力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表现突出，匹配了“金钱”和“观念”两种资源。

金智复合体的主要的形式是慈善捐赠，它区别于“政治捐赠”，也就是在选举过程中直接向候选人捐款。政治捐赠有强烈的党派性指向，等于承认了与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观念层面影响受众的能力不强，强化了“金”的一面而弱化了“智”的一面。相反，慈善捐赠并不谋求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人选，而是致力于在长周期内、从具体议题上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近年来饱受关注的“暗金政治”就是聚焦这种捐赠。

慈善捐赠的信息透明度较低，需要通过复杂的报税信息、捐赠者主动公开或第三方数据库才能查询。这样，捐赠的精英很容易隐匿资金源头，而下游的组织获得捐赠后可以推动某种取向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捐赠者个人或家族的捐赠机构常常构成一个独立金智复合体，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一系列基金会。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也有分支机构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科赫兄弟在美国国内打造的基金会、智库和倡导组织构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动员机器，被称为“科赫章鱼”（Kochtopus）。科技精英当中也不乏独立金智复合体，例如，奥米迪亚独立创办的10个捐赠机构形成了“奥米迪亚集团”。

不同的捐赠观：马斯克、

盖茨、扎克伯格和奥米迪亚

20世纪中期，美国的慈善事业版图从原来以“纽约—东海岸”为中心明显地转向“硅谷—西海岸”。进入21世纪，科技精英以硅谷（圣马特奥县和圣克拉拉县）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捐赠圈，捐赠者之间越来越具有认知共同体的特征。

硅谷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由世界主义”。具体说来，他们在国内政治中支持左翼政党和议题，立场更接近民主党代表的“积极自由主义”。在教育、移民、LGBT+权利、种族平等的议题上，他们也更支持少数群体的利益。“世界主义”侧重在国际政治中支持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全球健康、气候变化、太空和极地探索等议题有浓厚兴趣。

根据这两个维度上的细微差别，自由世界主义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分别以扎克伯格、奥米迪亚、盖茨和马斯克为典型代表。

◎科技精英的“自由世界主义”思想谱系

“强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是扎克伯格。扎克伯格长期为佩洛西（Nancy Pelosi）等民主党政客提供支持，担任民主党候选人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的顾问，也支持与民主党观点接近的共和党人卢比奥（Marco Rubio）。此外，扎克伯格世界主义的意识很强，很早就提出过希望建立一个虚拟的全球共同体，用知识和技术来解决未来世界的治理问题。

第二种“强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是奥米迪亚。奥米迪亚在国内政治上非常靠近左翼，是科技精英中最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他从2016年开始为“反特朗普”运动积极奔走，除了资助反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其个人慈善组织“民主基金”大量为反特朗普的501(c)(3)、501(c)(4)组织筹款。相比之下，奥米迪亚参与全球性事务的积极性较弱，远不如盖茨和扎克伯格。

盖茨是第三种“弱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盖茨基金会对于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不仅得到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等官方部门的肯定，也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探讨。然而，盖茨与私营部门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他偏向保守主义的一面——他反对在新冠疫情下削弱疫苗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且与美国制药公司有深度的利益关联。

马斯克是第四种“弱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深受“Z世代”崇拜的马斯克虽有“反建制”的标签，实际上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性是最弱的。内政问题上，马斯克很少卷入美国国内的党派竞争，偶尔会嘲笑民主党左翼政客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在国际政策上，马斯克对气候变化的慈善承诺与特斯拉的业务有关，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战略的背后有强烈商业动机，甚至还与贝索斯的公司激烈竞标。

“黑客慈善”：

以扎克伯格为例

为何以扎克伯格为例来呈现“金智复合体”的机制？

观念上，扎克伯格显现出自己兼具“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观念，可以最全面地展示自由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实中，扎克伯格遭遇美国政府的审查最多，他试图突破限制性结构的动力也最强。近年来，虽然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都面临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但只有脸书公司第一个遭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正式起诉。

和硅谷其他科技精英一样，扎克伯格支持与开放、透明和全球化等价值观有关的政策。尽在司法、教育、移民、种族等领域，扎克伯格与其他科技精英合作，倡导一揽子的左翼政治议程。

通过慈善基金会影响总统大选

脸书政治行动委员会（Facebook PAC）从2012到2022年的都是捐赠给共和党多于民主党，但扎克伯格通过运作自己和硅谷捐赠圈的金智复合体支持的是民主党。他用慈善资金助推了拜登2020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被保守派称为“扎克现金”。

“扎克现金”（Zuck bucks）具体指的是，扎克伯格在2020年美国选举中结合自己的CZI与硅谷捐赠圈来提高投票率、增加民主党优势的做法。其背景是，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自由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右翼）动员选民的策略不同——通常情况下，投票率越高对左翼越有利，反之则对右翼越有利。因此，左翼的资助者会致力于增加投票率和投票便利性，而右翼的资助者则会以“选民诚信度”为名，尽力筛选掉一部分“不诚实”的选民，变相地阻止了一部分群体（通常是擅长草根动员的左翼团体）登记和投票。

扎克伯格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技术领域，在新冠疫情下现场投票受阻的情况下，结合来互联网改善选举基础设施和投票条件。两个关键的非营利组织“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CTCL）和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CEIR）承担了扎克现金运动中的中介功能。一方面，扎克伯格的CZI于2020年9月拨款2.5亿美元给CTCL，0.5亿给CEIR。CTCL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组织，与脸书与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合作，帮助选民线上参与选举，并为候选人提供线上竞选的技术培训；CEIR是一个选举政策倡导团体，以研究和二级赠款来提高投票率。另一方面，扎克伯格还通过硅谷捐赠圈来增强对两个组织的支持。扎克伯格是SVCF长期以来最大的个人捐赠者，而SVCF在2020年向CTCL捐赠了3.28 亿，向CEIR捐赠了0.69亿，是该基金会这一年的第二大和第三大拨款。SVCF的新闻稿显示，它与CTCL的合作将硅谷两个县的投票率提高至空前的85%。

“扎克现金”在2020年大选中的发挥的拐点性作用已被广泛讨论。首先，新冠疫情期间的资金加技术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远程投票率，大大有助于民主党。CTCL和CEIR在疫情期间不仅提供线上投票技术支持，也为邮寄选票提供补贴。在2020年大选中，1亿多人通过邮寄进行早期投票，对拜登的胜选至关重要。

虚拟世界：“上网是人权”、货币无国界

2017 年，扎克伯格的一篇“全球社区”宣言表达了世界主义的思想：“社区的治理应该随着居民的复杂性和需求进行扩展……例如建立一个全球投票系统，赋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权。”扎克伯格的“元连接”计划、“天秤币”计划，以及卫生治理和气候变化议程，都展示了他通过跨结构转化或金智复合体来推进世界主义价值观的行动。

气候变化

扎克伯格的另一项世界主义议程是全球气候变化。

早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扎克伯格就宣布加入了盖茨成立的“突破能源联盟”（ Breakthrough Energy）。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私募基金，刺激私营部门投资“清洁”能源，在2050 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突破能源联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独立金智复合体，参与者有投资人、慈善家、企业和政治家，参与的实体包括投资基金、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突破性能源联盟的项目一部分以资金为导向，如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成立1亿欧元的试点基金，帮助欧洲经济去碳化；另一部分以知识和观念为导向，如设立“突破性能源研究员”，每年资助一批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开发新的能源技术方案。

近期，扎克伯格开始筹建以CZI为核心的气候金智复合体。2021年10 月，扎克伯格通过CZI为气候变化提供33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1000万美元将继续用于联盟的“突破性能源研究员”。其余资金完全由CZI主导，分三个方向使用。第一个方向是知识技术。CZI资助了三个为期两年的奖学金项目，以及评估长期二氧化碳去除（CDR）方法的有效性的研究项目。第二方向是环境正义。CZI资助了减碳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研究环境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和原因。第三个方向是政策倡导。CZI将资助智库“两党政策研究所”和“大平原研究所”，联络公司、工会、环保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进行政策建议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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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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