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的名字，总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位男性，其实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江南女子。
她被誉为“世界物理学女王”，其实这一路走来并不易。
在男女还不平等的旧年代，吴健雄就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她亲手用精确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宇称不守恒”，推动物理科学迈出革命性的一大步，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位东方女性的名字。
才学与毅力，让吴健雄赢得了众多的赞誉。可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却让她饱尝不公的待遇。有人说：“世界欠吴健雄一个诺贝尔奖。”
她本人有着良好的风度，表示自己并非为了得奖而从事研究。
作为女性，她打破了科学界男性主导的局面，颇有成就的吴健雄没有傲气，平易近人，入世而优雅，这让她拥有了精彩的朋友圈：
钱学森是她婚礼的录像拍摄者；建筑大师贝聿铭常吃她做的中国菜，她去世后的墓园也是由贝老亲自审定；胡适的得意门生；杨振宁钦佩的女性……
吴健雄的成就离不开好的家风。
她的父亲是位见过世面的学者。他在上海读书时，就对上海的学校建筑与环境印象深刻。为给家乡苏州营造一个好的气氛，他在校园里外都种了很多树，最引人注目的是紫薇树。
这是父亲吴仲裔最钟爱的树木。紫薇树在江南四季常青，与其他树木一起掩映着女子学校，父亲给自己的女儿吴健雄取小名为“薇薇”。
在哥伦比亚大学，吴健雄有个别称——
“Dragon lady”
用中文翻译过来是：龙女士。
这三个字，足以囊括吴健雄的人生况味。
浏河镇很小，却独具江南风情。
它属于依傍上海的太仓县，在南方风雨的滋润下，一条河流缓缓地从镇边流过，桥上有几个头戴斗笠、身挑菜担的村民在赶早市。
在这样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小镇里，走出了一位让全世界为其瞩目的女性——吴健雄。
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封建帝制被推翻，各种新思想猛烈碰撞。
1912年5月的最后一天，初夏的阳光洒进了名门吴家的小院。随着婴儿的啼哭，接生婆匆忙地从屋里走出来，对站在院子里的吴仲裔说：“恭喜老爷，母女平安。”
吴仲裔很惊喜：“噢，是个女孩！”
他高兴地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步，吴仲裔与那个年代很多重男轻女的人们不同，这或许与他在接受浓厚的传统文化中，又融进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有关。
由左到右：母亲樊复华、哥哥吴健英、吴健雄、父亲吴仲裔吴健雄出生时，排在“健”字辈，父亲便以“英雄豪杰”，为子女起名。对于这个极具男性化的名字，爷爷吴挹峰有着诸多担忧，多次向儿子提出这个名字不妥之处，可是吴健雄的父亲很坚定：“一个中国女孩，多一些男性的阳刚之气，没什么不妥。”吴健雄成长于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祖辈就崇尚中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解救中国命运的事业，自立自强的思想渗透于他们的血液中。他们经常教导吴健雄，男孩子能做的事，女孩子也能做得到。她从小就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直至老年，一提起父亲，敬佩之情就溢于言表。她的父亲吴仲裔会拉手风琴、搞无线电，对于西方先进的思想与事物，乐于接受。他在上海读书与接触社会中，逐渐分析时局的病症，并立志于教育。吴仲裔索性回到家乡浏河镇，实现自己的理想，创办了明德女子学校，这一举动吓坏了不少守旧的人。女子进学堂，在旧中国算得上是件新鲜事，最开始镇上的人不愿意将自家女孩送去读书。吴仲裔就免费收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优质教学，越来越多的人把孩子送到了学校。如今明德学校依然保存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吴健雄也在明德女子学校读书，受到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背诵诗文、学算术，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学堂所教诗文、汉字，她能很快熟记于心，对算术的理解力更强，甚至超过了哥哥。
有天从学堂放学回到家后，她向父亲提到了宋朝词人李清照，父亲吴仲裔说：“她从不因自己是个女人而甘于落在男人后面，她是位巾帼英雄，有一首诗写得很不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听完父亲读罢，吴健雄若有所思，最终在内心形成一种信念。父亲吴仲裔觉得自己这个女儿悟性极高，特意订了上海的《申报》，那上面登有很多科学趣闻，很适合小孩子的口味。吴健雄很喜欢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那些科学书刊，越看越着迷。父亲在上海读书时，就对上海的学校建筑与环境印象深刻。为给家乡苏州营造一个好的气氛，他在校园里外都种了很多树，最引人注目的是紫薇树。这是父亲吴仲裔最钟爱的树木。紫薇树在江南四季常青，与其他树木一起掩映着女子学校，于是父亲给自己的女儿吴健雄取小名为“薇薇”。父亲望着滚滚的河水，对女儿说：“郑和就是从我们这里下西洋的。”薇薇眨着眼睛，心里想：“我什么时候也能下西洋呢？”
1923年，11岁的吴健雄参加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会考，在接近万人的报考生中，她以第九名的成绩顺利进入自己心仪的学府。她的选择源于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崇敬。父亲在创办学校中的言行，给了她莫大的影响。吴健雄离开了生活11年的家乡浏河镇，来到了苏州，山水相映的园林，吸引过许多文人墨客。那时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装束很有意思，个个都穿着裙子，头发挽成一个发髻。走在校园里，吴健雄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要掌握更多知识，将来做个合格的小学教师。”求知的她读了许多书，了解到世界科学的发展以及新生事物，其中有两本书是吴健雄最感兴趣的。一本是在法国发现镭而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的传记；一本是拿破仑的传记。居里夫人作为一名女性，所研究的科学领域与成就，使吴健雄非常感兴趣；拿破仑的顽强意志力，他的演讲也颇有人情味，打动了吴健雄的心。
吴健雄学会了思考，增长了见识，也在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但这一切，都是在为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做着准备。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吴健雄人文学科拔尖，自然学科也不错。校长杨诲玉经常邀请知名学者来校演讲，其中就有胡适先生。“五四”之后，胡适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这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北大教授，满脑子都是新思想。胡适把自己的主张率先用文学作实践，当时的《新青年》《努力周报》等杂志上，经常登有他的文章。年轻时的胡适
这样的年轻学者，自然成为当时众多青年的仰慕者，其中就有吴健雄。一天下午，冬天的暖阳斜照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吴健雄又像往常那般，把主要科目的书看完后，借来了《新青年》《努力周报》阅读。她很喜欢《新青年》，它的新思想、新观点影响了吴健雄学生时代思想的确立，也让她对胡适心生崇拜。校长杨诲玉知道吴健雄文史方面的天赋，并且很崇拜胡适先生，就决定让她来做演讲记录。吴健雄欣然答应：“我一定认真把胡先生的话记下来。”胡适那次演讲的题目是《摩登的妇女》，讲了妇女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传统，谈了新时代妇女的社会责任。这对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说，具有现实的意义。他的新思想，让做记录的吴健雄心潮澎湃，往日的崇拜之情又增添了许多。次日，吴健雄又约上同学追随胡适先生到附近的东吴大学再次倾听演讲。
1929年，17岁的吴健雄离开了陪伴她六年时光的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由于成绩拔尖，她被学校保送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吴健雄回到家乡浏河镇过暑假的一个傍晚，她与父亲沿着浏河散步，父女二人聊起了对未来的规划。父亲知道女儿崇敬胡适先生，就建议她利用假期去中国公学听课。那个盛夏，父母陪着吴健雄来到上海，亲自将她送到了上海中国公学。那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胡适兼任校长。他总穿一件深灰色或黑色的长袍，留着学士头，谦逊的面孔上挂着微笑，有学问却不桀骜。年轻时的胡适
吴健雄作为胡适的“超级粉丝”，每堂课不落。她思想史、历史学、社会学门门满分，渐渐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也成为了胡适的得意弟子。胡适有次出国看到一本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书，特意买下来寄给了吴健雄，还写了一封长信。吴健雄对胡适的倾慕，以及胡适对吴健雄的期待，自然给旁观者很多想象的空间。
胡适与吴健雄
一年后，带着老师胡适所教授的知识，吴健雄来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南京没有苏州的婉约，也没有上海的繁华，那是一座历史古城，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氛。吴健雄喜欢这里，在数学系学习得很顺利的她，一年后，却毫不犹豫地转到了物理系。当时系里的老师与同学都不理解她的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吴健雄如果一直走下去，定会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正是物理的学习与研究，才把吴健雄推向了世界级的科学家领域。
二十几岁的年纪，吴健雄出落得甚是美丽，长相清秀俏丽，五官精致小巧，留白的面部是温和的内在，她是很多男生心中的白月光。好友孙多慈回忆：“在两百个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显得那样突出，也是男孩子的追求目标，女孩子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虽外貌出众，可吴健雄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拒绝了所有追求者，从未谈情说爱。吴健雄觉得美貌并不能代表一切，内心的富足才是自己想要追求的。当其他名门小姐在上流社会流连忘返时，吴健雄已经读了很多书，在为不久后的远行做准备。她在中央大学遇到了当年追随居里夫人做研究的施士元，吴健雄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就经常去施老师那里求教，询问居里夫人的故事。施士元对自己的恩师十分尊敬，他时常回忆起居里夫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对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她最初是与同学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后来因为她经常熬夜读书，怕影响到其他人休息，吴健雄便换到了一间独居的小屋里。那间屋子小得可怜，只能放得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单人床。深夜，吴健雄点着蜡烛读书，她感到自在充实。20世纪30年代，正当吴健雄在大学埋头学习时，中国正处在多灾多难，山河飘摇的时期。日军悍然侵略中国，那种战乱的气氛，深入每个中国人的骨血。国破家亡，日本人大肆屠杀平民，有些乡民踉跄逃命的途中，就被日军扫射击毙。吴健雄目睹了这一切，她越来越感到，想要祖国不受人欺辱，必须使它强大起来，她一心想“科学救国”。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吴健雄受聘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做助教，之后进入上海的中央研究院，跟随施汝为先生从事物理研究工作。吴健雄始终觉得自己可以走得再远一些，再远一些。在与父亲商量后，她决定出国深造。彼时的吴家不复当年般显赫，经济状况也不复从前，在南京工作的叔叔吴琢之，在得知侄女要出国深造后，主动提出由他承担吴健雄出国学习的全部费用。他是为了侄女的前途，也是为了自己心中“科学救国”的理想。她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与叔叔的支持，现在我可能在中国某地的小学教书。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
1936年，24岁的吴健雄获得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博士的留学机会。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停泊着众多船只，其中的“塔甫脱总统号”客轮格外引人注目，吴健雄就要乘坐它去往国外读书。父母亲叮咛不断，尤其是母亲，舍不得这个唯一的女儿出国，心里万般挂念。女儿就要离开自己，远渡国外求学，她在孩子的行囊里装了针线与牵挂，怕是今生再难以相见。阳光洒在黄浦江面上，照得人睁不开眼，吴健雄的父亲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一旁的母亲早已泪流满面。送行的亲人朋友们不停地挥手告别，直到那艘船消失在视线中。母亲站在黄浦江边，迟迟不愿离去，她的担忧最终成为了事实。彼时去往异国他乡求学的吴健雄，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别，并不是三年五载，而是整整37年。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上海黄浦江边父母的音容笑貌，成为最后的镜头，告别即永别。一个月的航行后，吴健雄终于到达旧金山，漂泊异乡，她独自站在陌生的街头，心里说：“我会在这里成功的。”吴健雄来到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后，感觉耳目一新。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体会到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便将物理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这个中国女学生，立志要把这里的科学知识带回去，以科学救国。伯克利环境宜人，不过吸引吴健雄的是这里的物理系，有不同的专业实验室与先进设备，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健雄遇到了自己科研路上的贵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与劳伦斯，这两位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学习与生活，吴健雄花了很大力气去学英语，同时听正常的物理课。不懂的地方，她就借同学的笔记，将难题一一解决。吴健雄的意志力与对科研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使人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吴健雄对西餐有着一种本能的抵抗，更何况西餐价格昂贵。靠叔叔资助在国外读书的吴健雄，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是相当仔细，她舍不得花太多钱。几经寻找，她终于找到一家中国饭馆，老板也是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同胞之间的情感，一下子将他们的距离拉近了很多。每次吴健雄在这家饭馆吃饭，老板都收很小数目的钱。能在国外吃到中国的饭菜，吴健雄感觉很幸福，那家小饭馆给她带来了家乡般的温暖。多年后，她还久久难以忘怀。
袁家骝家世显赫，爷爷是袁世凯，父亲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著名的纨绔子弟，唱戏作画诗词样样精通。莺燕环绕身旁，他不爱权利，只爱美人，称得上是风流名士。在电影《霸王别姬》中，那位欣赏程蝶衣的袁四爷，为了看戏连命都不要了，原型人物便是袁家骝的父亲袁克文。不同于父亲的风流倜傥，袁家骝为人谦和有礼，热情厚道，且有艺术天分，与吴健雄一样，同是物理学学者。年轻时的袁家骝
共同的文化修养与人生追求，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彼时的吴健雄优雅迷人，身穿旗袍的她极具东方女性的柔和之美，才貌双全，与袁家骝恋爱后，她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假期中，我希望利用整个上午来念书，只有下午稍晚和晚间才和你一起，不知你介不介意。”在伯克利，他们一起上课，一起到中国饭馆吃饭，一起在实验室做科研，无话不谈。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在自己30岁生日前一天，与爱人袁家骝结婚。婚礼上，吴健雄第一次破例地在重要场合换下了她最爱的旗袍，穿上了西方婚礼的白色婚纱。这场婚礼朴素又热烈。在他们的老师密西根家花园的晚宴上，许多朋友与同学都来了，那天穿着洁白婚纱的吴健雄，格外动人。当时与袁家骝同在一个学院读书的钱学森，还拿着自己的摄像机，为这对新人的婚礼录了像。唯一的遗憾，是战争阻断了国内的亲人朋友，他们无法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婚后，吴健雄对外声明：“我希望被称为吴教授，而不是袁夫人。”两个志趣相投的人结婚后，自然是快乐的。有了自己的小家，吴健雄与袁家骝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众所周知，那个年代名门学者的夫妻结合，大多数是妻子包揽家中的琐事，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以便给丈夫提供做学问的安宁环境。杨绛的先生钱钟书这位清华才子，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同样出身名门的杨绛，本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嫁给钱钟书之后，心甘情愿做起了“老妈子”。
钱钟书对生活事务一窍不通，她就将家里的活全部包揽；钱钟书总是闯祸，她就全部替他解决。托庇于杨绛的全面照料，钱钟书才得以安安稳稳地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他大大方方地对外表示自己的妻子学术造诣更高，是个才女。袁家骝鼓励妻子好好做学问，家中的琐事全部交给他打理，包括照料儿子。笼罩在妻子光环下的袁家骝，只有自豪，从不自卑。因为智识上，他永远是她的同盟。这对学者夫妇，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学术上相互鼓励，堪称佳话。吴健雄也很感激于袁家骝的付出：“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他也是物理学家。”在难得的闲暇时间，她会拿出自己作为江南女子的拿手菜，犒劳丈夫，身为北方人的袁家骝特别爱吃妻子炖的鸡汤、包的馄饨。
1942年秋天，吴健雄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已经度过了七年。她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成长为在物理科学界已崭露头角的博士。她终于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可以回去报效祖国了。可来时的路已被阻断，彼时的中国正陷于战火之中，动荡不安。国难当头，吴健雄回家的念头与日俱增，她担心家乡亲人的安危，航路不通，她只能写信。战前对乡土的思念于吴健雄而言，是一种游子的离愁；战后的乡愁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在众人眼中，穿着旗袍的吴健雄外表风情万种，可是她却从未因为自己是一位女性，就在物理学科为自己避让男性而找过理由。两年后，32岁的吴健雄受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导师奥本海默的举荐下，她以一个外籍女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到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那是这项计划最艰难的地方，吴健雄开发出了一种放射性元素，解决了当时的重要课题。当时物理学界盛传这样一句话：“只要是吴健雄做的实验，就不会错。”《时代周刊》将吴健雄列为那一年的年度女性，大家称她为“东方的居里夫人”。才华与毅力，让吴健雄赢得了众多的赞誉。可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却让她饱尝不公的待遇。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这一假设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诸多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始终无人愿意去亲自验证，因为这项实验相当困难。
在这个关头，实践派吴健雄决定要为杨振宁、李政道的理论提供实验依据。其实，她已经与丈夫袁家骝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吴健雄想念阔别20多年的故乡与亲人，但这项难度极大的实验，又深深吸引了她。最终，吴健雄决定让丈夫独自回国，自己的船票退了，留在这里进行实验。
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吴健雄这个身材娇小的女科学家，摆脱了世俗的看法，必须要做这个实验。她的坚定态度，令许多男性科学家钦佩，其中包括杨振宁与李政道。吴健雄在那几个月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凌晨2点依然在低温环境的实验室忙碌，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实验室两头奔波。终于在1957年1月，历经数月的辛苦实验，吴健雄与她的团队，成功证实了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结论的正确性。
这一重大实验的成功，如同一声巨雷让20世纪的物理学得到了革命性的进展，吴健雄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遗憾的是，杨振宁与李政道被评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的名字与做的事，被淹没了。“没有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李政道、杨振宁二人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构想，吴健雄的实验改变了这一切，她完全应该与他们共同分享诺贝尔奖。”
1957年的冬天，一场盛大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35岁的杨振宁与31岁的李政道，成为这场盛典上无比耀眼的年轻人，吴健雄没有出现在这里。李政道（左）、杨振宁（中）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宇称不守恒”实验的成功，让全世界记住了吴健雄的名字。她破格当选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荣誉女博士，成为美国物理学会首任女会长。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一位女性物理学家获得如此赞誉，是相当不易的。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学时，学生们都叫她：Dragon lady。那是她身上鲜明的东方人身份，也是对她专业能力的敬仰。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吴健雄(前左二)，李政道(前右一)、杨振宁(前右二)
因自身是女性，在追寻科学理想的道路上，她遇到过许多男性无法碰到的困难，其中的无奈与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吴健雄对女学生有着格外的关爱，她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做试验，一起吃饭，关心她们的成长。甚至在学生的婚姻与毕业后的工作生活，她也会不时地伸出援助之手。不过，在科研方面，她从不允许自己的学生们出任何差错。她体会过在科学领域，自己作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所以对自己女学生很照顾。“当我的研究因为某种原因被人刻意忽视，依然深深伤害了我。”
她喜欢穿旗袍，做实验时也精致地涂上口红，这是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吴健雄还会定期与先生袁家骝一起看画展、听音乐会，一周看一场电影。她钟爱旗袍，不仅仅是对旗袍美感的认同，更有对中国的自信。欧洲的同行与学生见到吴健雄，都会为其驻足，露出欣赏的神情。她曾说：“认为女科学家都是邋遢的老处女，这是男人的错。”在那里，他们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便有建筑大师贝聿铭。每当朋友来家里做客，吴健雄都会拿出自己的拿手中国家乡菜，热情招待大家，有海棠糕、鸡汤、狮子头、还有滋饭团。
在国外这几十年，她的居所多次变化，但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幅中国字画。在科学的道路上，吴健雄每当遇到困难或取得成绩时，总会想起自己的中国老师——胡适先生。那些年，每次只要有机会，这对师生就会坐在一起交流学术，一起吃饭，学生吴健雄的非凡成就也给胡适带来许多光彩。1962年，吴健雄与袁家骝参加一个科学会议，在之后的酒会上，夫妇二人与胡适相谈甚欢。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夜晚。胡适先生正说着话，突然倒身在地，当场身亡。吴健雄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她感到惊愕悲痛，生死离别竟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大半生跨越重洋的师生情谊，就这样结束了。留在吴健雄心中的，是失去老师的哀痛与对往事的追忆。
1973年秋天，由于“乒乓外交”政策的启动，61岁的吴健雄与丈夫袁家骝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父母、叔叔与兄弟都已亡故，昔日的小镇已被夷为平地，自己也成为了老人。她想起小时候，自己听父亲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还问：“我什么时候也能下西洋呢？”没有想到，后来的吴健雄果真梦想成真，去了大洋彼岸。回到故乡浏河，吴健雄忘不了到父亲一手创办的明德学校去看看。她将自己平时节俭下来的钱，近百万元全部捐给了明德学校，以父亲的名义设立吴仲裔奖学金，“我的父亲是一个教育家，他超越了他的时代”。在生命弥久之际，吴健雄还挂念着祖国的科学教育。一有时间，她就飞到国内，以高龄之躯做演讲，有时一天连讲十几场。在80岁那年，她又拿出积蓄建立了吴健雄基金会，用来鼓励家乡优秀的师生。
岁月让她的容颜不再年轻，但未曾带走她的优雅与自如。她的一生都在追求中。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健雄面容清癯、高雅中透出睿智，嘴角的自信，气质依然非凡。1990年，为表彰她的业绩，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
后来的每次归国，袁家骝都陪伴在老伴吴健雄身边，他们在全国多所大学讲解国际前沿的科学动态，为中国的教育而挂念。
在异国他乡，吴健雄与袁家骝共同走过了风雨飘摇的人生。
他们是伴侣，也是最好的朋友。
1997年2月，85岁的吴健雄去世，她的墓碑上写着：她的入世、优雅和聪慧，辉印着诚挚爱心和坚毅睿智。
她是个卓越的世界公民，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人生短暂，吴健雄大半生都漂泊在异国他乡，不必问她为了什么。这年的清明节次日，袁家骝捧着妻子的骨灰盒，从遥远的异国回到中国的南方太仓小镇浏河，以实现吴健雄落叶归根的遗愿。在阵阵哀乐声中，吴健雄的骨灰被安葬在当年伴其读书的紫薇树下。故乡的土地，安葬了吴健雄再未谋面的父母。阔别61年之久，吴健雄终于叶落归根，与亲人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六年后，袁家骝逝世，他选择与妻子合葬在她的故乡浏河。她也给后时代的女性，隔空带来了思考与力量，在如今的世界，究竟要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1、西溪：《吴健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2、江才健：《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吴健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4、吴致远、梁国钊：《诺贝尔奖评委会亏待了吴健雄吗?》，2009年《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6、李政道：1997.5.30北京大学“纪念吴健雄”演讲稿
屠呦呦丨钟南山丨水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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