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人物》杂志的安小庆辗转联系到我，表示她想采访我，谈谈《半边天》，还想采访《半边天》中的一些重要嘉宾，比如刘小样。我回复说，节目早已改版，《半边天》已是10多年前的事，而刘小样，我与她失联快20年了。在安小庆的一再拜托下，我答应刘小样的地址我找找看。其实我没找，因为我知道找不到。这一类的采访要求我也碰到过不少，一般会知难而退，没有下文儿。
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又联系我，见她不打算放弃，我只好答应。虽然我找不到，但也许我可以去找当年和我一起拍摄采访刘小样的同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再联系我，我见她实在认真，只好告知：“同事手里也没有线索，但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这次我也认真了，我拜托了一位同事，请她把多年前涉及刘小样的日常节目和“三八”特别节目全部调出来，逐个镜头地搜，看看能否找到任何地理标识。然后，我无奈地告知安小庆，只搜到刘小样所在县的名称，其他一概没有，这个采访恐怕做不了了。再后来就是安小庆联系县妇联继续寻找线索。然后她从广东跑到陕西乡村找。然后她找到了刘小样并做了深入的采访。再然后就是我背上《半边天》时代的几十期节目光盘，与安小庆见面，在一个咖啡馆儿里，从中午谈到晚上，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时候，距离她第一次与我联系采访，已经过了大半年。她是采访过我的人里最认真的，我当然回报她以应得的尊重。多年前我要采访一个叫Rose的英国女子，她长期生活在大凉山一带极偏僻贫困的深山里，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她被朱镕基总理称为“中英友好的玫瑰”。当我好不容易找到“玫瑰”时，“玫瑰”态度极其冷淡：“我的工作，你们拍不了；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到。”就开着她装了防滑链的越野车进山了。我和同事冲上临时从县城租来的一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追了上去。西南的万仞高山呀，一面绝壁一面怒涛，处处塌方处处泥潭。面包车陷在泥里开不动，我们就扛着机器连滚带爬地翻山。我一生唯一一次被活活吓哭，就是在这里。从清晨到下午才爬到了她的工作点儿。看到一身泥的我们，“玫瑰”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接受我们的一切拍摄要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甚至连下山后该去哪里吃一个蛋炒饭就泡菜，再去哪里买一包炸土豆裹辣椒面儿，都嘱咐到了……临分手，“玫瑰”告诉我，想采访她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人能翻越大山，进到她的工作点，我们是唯一的！以我们的装备，应该做不到。如果你想得到信任和尊重，你得先做到，你承担你付出你尽全力，其他交给命运和上帝。它们会给你答案。这个规则当然不限于我和安小庆，也包括所有女性。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还不习惯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力承担和付出，庄重而有尊严地承担和付出，须知信任和尊重是讨要不来的，吵闹也无济于事，只能自己去赢得。其实这个规则也不仅适用于女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主持女性节目、研究女性课题二三十年，对女性的处境包括不公平的处境，倒是越来越能理解。毕竟男性运转这个世界超过5000年，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至今不过100多年而已。以100年追赶5000年的步伐，女性走得不可谓不快，爆发出的能量不可谓不强，这个世界不算不给机会，男性的承受力、接纳度也可算差强人意……站在历史的高处看，100年不过眨眼之间，太短太短，连个启蒙都完不成，此时就向历史要个完美的结局，必然是求而不得、徒增烦恼。可当我的目光从历史的长河推近到一个个生命，几十年间接触到的那些女性，她们的痛苦、委屈、迷茫、抗争，又真切得让人心疼！毕竟历史的一瞬就是她们的一生，谁又愿意白来这个世界一遭？我们只能一边理解，一边不甘；一边接纳，一边改善。《人物》不是一本女性刊物，但它对女性话题的研究、女性话语的表达、女性处境的书写，都十分精准！仅就这本书而言，从顶层设计试验、性别问题纳入决策主流，到个体生命的性别困境与性别抗争，再到女性本体的内在探索和历史传承，都有严谨、深入又真切动人的表述，连公共厕所坑位比例、公交车手把杆儿高度这类细小而专业的性别问题，都有思索和涉猎，作为非性别专业出身的作者，她们真的是非常优秀！同时，作为非专业性质的写作，她们的关注点会随时溢出性别话题之外，带给我们更丰富的思考。比如宋小女的故事，那是个女性故事而不是个性别故事，其背后的复杂有趣，关乎人性，而不仅仅关乎女人性。人性是多么复杂呀！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喧嚣杂乱的时代。当我赞叹刘小样的敏感多思的时候，我同情的又是她的丈夫，所以我常对小样说：“要跟你这么个内心骚动不宁，总是不认命，不好好过日子的媳妇儿相伴一生，老王也不容易！”当我钦佩龙丹妮那如同被死亡本能追逐的蓬勃的生命力、无畏的偏执时，又在想，如果我是她的同事或下属，一定会被她折腾死吧？当我鼓励女性勇敢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利时，又在担心她不会是那个把各种琐事都上升为“歧视女性”，在网上发起性别战争的人吧？当我鼓励女性进行社会化尝试和理性训练时，也担心她们会不会因此折损丰富的情感能力，断了与孩子的生命联结？一部叫《时时刻刻》的电影曾令我心惊！它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焦虑迷茫的中产阶级女性向前推了一步，让她勇敢地走出令她备感压抑的家庭生活，为自己而活去了。再往前推一步，当年哭喊着、看着母亲弃自己而去的小男孩儿长成了一个敏感、极其渴望亲密关系、又不能接受任何亲密关系的成年人，才华、爱情、事业成功都不能拯救他，他终于在自己的作品获大奖的庆祝仪式上跳楼自杀……这个推演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女人让人心疼，男人又何尝不是呢？人是太多种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它可能同时是性别的、阶级的、心理的、哲学的、科学的、信仰的、历史的问题，如果仅仅论断与评判都如此之难，那么人性、生活又该有多么复杂？
即使如此，我还是相信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对“平等”的尊重！注意，是“平等”，而不是“一样”，所以我比较喜欢说“平权”，而不说“女权”。比如“接纳”“改善”与“超越”，这既包括面向自我，也包括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以信息输出为职业的人，我依然企图在认知社会与人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甚至依然企图“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些企图常常令我非常沮丧！比如忽然之间，一些人以另一些人的外形为依据对其进行性别攻击，称之为“娘炮”，而完全不问那些人是否遵纪守法，是否心地善良，是否勇于担当……也不顾穿衣打扮是私人问题，长相模样是基因问题，就用一个“刻板印象”将一船人打下了水。至于“娘炮”这个词到底是要侮辱男性还是要侮辱女性，我也没想明白，反正就觉得20多年的性别工作白做了……但当我在英国一个大学的楼道里，被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的女性拥抱，她哭着对我说“你的节目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知道了，一个河南农村多女家庭的女孩儿，从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却因看《半边天》被点亮了心里的灯，循着刘小样的精神脚步往前走，一直走到欧洲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时候；当我知道本书作者之一安小庆，原是深山里的彝族孩子，因看刘小样的节目、看《半边天》而苏醒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当我看到《平原上的娜拉》《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这种并不讨喜的文章，瞬间“10万+”的时候；当我看到深圳女工读书会连续两周讨论刘小样的故事的时候……我的“企图”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喜欢书中杨本芬一家四代女人之间传承的一种精神，“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我把这句话作为最好的祝福献给这世间的女人和男人。本文作者：张越，摘录自《她们和她们》序一，原文标题《迷思与守望》
题图插图均来自《时时刻刻》电影截图，图源网络
作者介绍
张越
1965年10月7日出生于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198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
1989年，在北京财会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并开始尝试电视编剧，参与了《我爱我家》、《临时家庭》等电视剧的编剧。1995年底，担任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2004年3月29日，担任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人生》栏目主持人。后为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主持人。2006年，获得“优秀播音员主持人”荣誉称号。2010年，再次获得“优秀播音员主持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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