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女、华裔学生、卧底警察，以命接力，35年后终扳倒恶魔警长
《60分钟》
一周之后，萨莉-安妮来到了《60分钟》的演播室，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全都讲述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那场惊天采访。
一个因为吸毒和卖淫而名声扫地的妓女，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上，控告一个公共形象完美无缺的英雄警长谋杀、贩毒、组织抢劫——这简直就像一则好笑的天方夜谭，或者荒谬的妄想。然而，萨莉-安妮看似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里，却有着某种让人不得不相信的东西。
雷·马丁回忆说，萨莉-安妮虽然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态度非常直率，她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吸毒、以卖淫为生（这在1980年代初是不可想象的），还能说出很多明确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萨莉-安妮这么做，除了致命危险，不会给她本人带来任何好处。
诚然，她会得到公众瞩目，也许因此出名。“人为名亡”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极少有人，会仅仅为了博人眼球，一开始就会拿自己的生命做筹码。
萨莉-安妮的女儿莎莎，在日后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母亲是个非常勇敢、也许还有一点天真的人，她也许认为，公众的瞩目会保护她的安全。”
但媒体的瞩目永远转瞬即逝，当她离开了公众的视线，保护也会随之消失。而且这种暂时的“安全”，还可能更加激怒对方。所以乖乖闭嘴隐姓埋名，大概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就像萨莉-安妮在接受采访时自嘲的那样，“我应该赶紧逃到国外去。”
但她并没有——上节目之前，她曾告诉沃伦的父亲：“他们是饶不了我的。”她还给前夫布莱恩写了一封信（此时莎莎已被送到奶奶家抚养），信上写道：“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请答应我，一定要好好把莎莎抚养成人……”
也许可以这样说，萨莉-安妮明确地知道，上《60分钟》接受采访，是最最危险的一个选项，但她仍然这样做了。
沃伦·兰弗朗西绝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萨莉-安妮在采访时，也坦率地称他为“罪犯”），但他或许是萨莉-安妮有生以来，唯一对她温柔以待（甚至某种程度上说，给予了她救赎）的男人。
这个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谋杀，无疑会让萨莉-安妮的心中，充满了难以消解的愤怒和痛苦，但她的所作所为，却绝不仅仅是“为真爱复仇”而不惜一切、不顾死活的癫狂，而是有着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
萨莉-安妮来自一个所谓的“机能不全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是个典型的“问题儿童”，然而，虽然“堕落”进了地下社会，但出身相对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萨莉-安妮，依旧带着中产阶层对秩序的信仰，依旧遵守着某种法则（即使这个法则是地下社会的“盗亦有道”）。
她在采访时说：“我贿赂警方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我原本愿意继续下去，因为这是通行的法则，是你生存下来的方式。”
在萨莉-安妮看来，自己和沃伦完全“按照规矩办事”，罗杰·罗杰森却撕毁了“契约”——这是压垮萨莉-安妮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很多方面看，萨莉-安妮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害者。从少女时代起就遭受情感忽视和虐待、以及司法不公和黑幕，让她积攒了太多无法宣泄的不平和怒火，虽然她可能告诉自己，“这是我存活下来的方式”，以此来合理化她遭受的不公，但这种隐忍最终到了极限。
于是，她用一种决绝的、声嘶力竭的方式，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当警察同时成了法官、陪审团和行刑人，那么必须有人站出来，必须有人说点什么，必须有人试着阻止这种事的发生。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谁，就算他们是毒贩、是杀手、是小偷，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被公正地对待。”
萨莉-安妮的目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还是为了“那些同样的受害者，以及未来那些可能的受害者们”，讨回一种“公道”（justice）——不惜任何代价。
而她也的确为此付出一个吹哨人的终极代价。
尾声的序幕
主持人雷·马丁将采访录像交给自己的上司，看完之后上司问他：“你相信她说的话吗？”
“我相信。”
上司点点头：“我也相信。”
因为这场采访过于“富有争议”，最终只播出了一小部分，全部录像的拷贝交给了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内务部（调查警察内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部门），但播出的片段仍然令举国哗然。
犯罪作家约翰·戴尔回忆说，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姑娘活不长了。”
不过，这场采访不是萨莉-安妮这时期唯一做的事，1981年7月15日，她在父亲杰克和一名援助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新南威尔士州警察总部的内务部，说出了以下的证词：
“我会告诉你们一切......
我有以下犯罪记录：31次卖淫罪，在切姆斯福德医院对我‘精心治疗’之后，我又有2次因非法持有大麻和1次吸食海洛因被捕，我向警方支付了大量金钱，以“影响”判决结果……
从事卖淫活动期间，我在10 年多的时间里，定期向刑警队成员们付款……
我相信新南威尔士缉毒小组和武装劫持小组，都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分子，他们从事的，正是他们本应制止的活动（缉毒小组贩卖毒品，武装劫持小组组织武装抢劫）……”
在这之后，萨莉-安妮接受了大量采访，而罗杰·罗杰森则坚称自己的清白，将萨莉-安妮对自己的指控，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一个瘾君子的妄想。
然而出乎罗杰森意料的是，两个新证人的出现，让这起“自卫杀人事件”出现了逆转。
这两个证人名叫玛丽·麦克艾霍恩（Mary McElhone）和简·希利（Jane Healy），这两人是室友，都是悉尼大学的学生，沃伦·兰弗朗西被杀那天，她们都在家，并且清楚地听到了前后两声枪响。
两人一致表示，两声枪响之间，至少间隔11分钟。
1981年11月，迫于舆论压力，死因裁判法庭（Coroner's Court）对沃伦·兰弗朗西枪杀案重新调查时，两个姑娘也勇敢地出庭作证。
简·希利回忆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警察也可能撒谎。”
这两个姑娘的证词，对罗杰·罗杰森的说辞显然是致命一击：如果他是出于自卫、在千钧一发之际连开两枪，那么两枪之间为何会相隔时间那么长？
虽然陪审团不再相信罗杰森开枪是出于自卫反击，但最终法院还是裁定，他的确是在执行公务，应当无罪释放。
然而，这件事让罗杰·罗杰森完美无瑕的职业形象，第一次染上了“污点”，以萨莉-安妮的采访为起点，新南威尔士警方内部各种深藏的腐败，被不断揭发出来。
最终独立反腐败委员会（ICAC）和伍德皇家委员会（Wood Royal Commission）成立，对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腐败问题进行调查。
若干年后，罗杰·罗杰森依然心怀恨意地表示：“就是（沃伦·兰弗朗西）那个小臭虫，让我的职业生涯滑向了深渊。”
但让他职业生涯完结的，不是任何一个“臭虫”，而是一位好警察。
好警察，坏警察
迈克尔·德鲁里（Michael Drury）是新南威尔士警方的一名卧底警察，他的工作，是伪装成帮派分子，调查新南威尔士州的地下毒品网络。1981年，年仅28岁的他，就得到了警界最高荣誉的彼得·米切尔奖。
1984年，迈克尔·德鲁里潜入墨尔本的地下社会，对一个名叫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的毒枭进行调查，就在他获得了充分的证据，准备对他立案的时候，有人向他传话：
罗杰·罗杰森要见他，和他谈谈“墨尔本的案子”。
罗杰森和迈克尔从未有过交集，和艾伦•威廉姆斯的调查案也压根没有关系（罗杰森属于武装劫持小组），迈克尔·德鲁里的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像迈克尔·德鲁里这样的年轻警察，是无法拒绝罗杰·罗杰森这样一个“明星警长”的，于是他随机选了一个时间，来到罗杰·罗杰森的办公室。
罗杰森坐在办公桌前，一边誊写卷宗，一边轻描淡写地对迈克尔表示，自己从墨尔本那边“接到了消息”，如果迈克尔愿意“修改一下证据”，他会收到15000-25000澳元的“辛苦费”。
迈克尔·德鲁里回忆说，“一个人得非常非常强大和坚定，才能拒绝罗杰·罗杰森”，因为罗杰森在警界高层有许多“好朋友”，这让他在警界拥有远远超越职衔的权利和影响力。
更可怕的是，罗杰森有着双重面孔，他一方面非常有魅力、非常聪明、机智健谈，很容易让人沉浸在他的个人魅力之中；另一张脸则阴狠无情，给人强大的压迫力，会让穷凶极恶的罪犯都为之瑟瑟发抖——无论哪张面孔，都很容易让人为之陷落或屈服。
但德鲁里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罗杰森的“提议”，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在这之后，他又拒绝了很多次。但他无法举报罗杰森“试图贿赂自己”，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不久之后，德鲁里在艾伦•威廉姆斯调查案中的线人，被发现死于吸毒过量（然而他从不吸毒），接下来另一个卧底同事，也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背部中了两枪，明显不是自杀），此时撤案的“阻碍者”，只剩下迈克尔·德鲁里一个人。
1984 年6月6日晚上6点，德鲁里和家人一起在悉尼家中吃晚饭。此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三岁，正坐在餐桌边的宝宝椅上，乖乖地让父亲喂饭，迈克尔的妻子则在不远的客厅给八个月的小女儿喂奶。
晚上6点10分左右，迈克尔站起身，来到厨房的窗户前，从锅里盛了一碗鸡汤，就在这时，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一枚子弹打中了迈克尔的腹部，紧接着，另一枚子弹从他心脏边缘穿过。
迈克尔·德鲁里记得，自己匍匐在地板上，耳中尽是两个女儿的哭嚎声，他就这样失去了意识，脑海里最后的念头，就是想要亲吻两个女儿，好让她们停止哭泣。
德鲁里失血过多，性命危在旦夕，悉尼市民们在医院外排成了长队，自发为稀有血型的德鲁里献血。德鲁里昏迷了整整十天，当最终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说出罗杰·罗杰森的名字了。
然而德鲁里的话，却被认为是无端的恶意指控，他的一个上司（也是罗杰森的私人好友），甚至将他从病床上拖下来，破口大骂他是“叛徒”，并威胁要将他开除。
犯罪作家和记者邓肯·麦克纳布（Duncan McNab），当时是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内务部的警探，他回忆说，自己的上司对德鲁里的陈述的态度也是：“哦，伙计，不可能是罗杰，他是个很好的家伙啊！”
很多时候，警察组织是一个相当“排外”的团体，一方面，它会在与其他组织的打交道时，极力维护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质疑自己队伍中的“榜样”，就很容易被其他人员基于所谓的“团队精神”群起而攻之，被划为叛徒。
很大程度上，罗杰森能够长期以来为所欲为，正是因为警察队伍的“团队精神”以及“好警察光环”的保护。后来参与调查此案的邓肯谈到，即使面对难以辩驳的证据，警察内部仍然将罗杰森视为一个“误入歧途的好警察”，拒绝承认警察队伍中会有这样一个“佩戴警徽的连环杀手”。
身在缉毒小组或是武装劫持小组，警探们面对的诱惑是巨大的，就像邓肯所说，从一个案子中获得的物证，其价值可能超过一名警探一辈子的工资。
所以这样的部门，腐败和违纪事件时有发生，但罗杰森并非是一个坠入泥淖的好警察，他从本质上就是邪恶的，警察工作只不过是最能让他杀人越货而轻易逃脱的职位。
如果研究罗杰森早期的采访（那时他的公共形象还完美无瑕），在他极富魅力的谈吐里，依旧掩饰不了某种非常冰冷的东西。
他会以自己击毙犯罪分子为傲，并称这些被击毙的犯罪分子为“人渣”和“害虫”，这种贬损性的称谓，仿佛是他“嫉恶如仇”的证明，但其实透露出的，是他高高在上的自大和冷漠——或者可以这样说，在罗杰森看来，所有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命，都是不值一提的“消耗品”，警察这个职业，正可以让他可以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名正言顺地草菅人命。
所幸在警察队伍中间，也有不少人相信迈克尔·德鲁里，这些人大多是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他们自发地轮流守候在医院，以防杀手再次行凶。正如他们所料，那位未知的杀手，的确又一次潜进了医院，在发现守候在那里的警探后逃之夭夭。
一个功勋卧底警探，在自己的家中，当着自己妻儿的面被射杀（未遂），这件事让公众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1984年11月30日，罗杰森被停职，1986年4月11日，他被新南威尔士州警察部队解雇。
罗杰森依旧对这起指控矢口否认，面对媒体的诘问，他一律避而不答，也因此获得了“躲闪者”（The Dodger）的称号。
1988年，迈克尔·德鲁里调查的那位墨尔本毒枭艾伦•威廉姆斯终于被捕，他主动认罪，并供认说，1984年的时候，自己和罗杰森，分别支付了50000澳元，给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戴尔·弗兰纳里的职业杀手，让他“做掉”迈克尔·德鲁里。
弗兰纳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职业杀手，是不少案件的嫌疑人，可是，他早在1985 年5 月就已经“人间蒸发”，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他正和一位“认识的警官”，一起坐进一辆警车。
1989 年 11 月 20 日，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和证人威廉姆斯“可信度不足”，迈克尔·德鲁里谋杀未遂案中，罗杰森被宣告无罪，此案至今仍为“悬案”。
萨莉-安妮之死
迈克尔·德鲁里被杀未遂案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萨莉-安妮当年采访时的说辞。她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为几家月刊撰写文章，虽然仍然挣扎于海洛因成瘾，但她的生活似乎正在好转。
然而，1986 年2月6日这天晚上，萨莉-安妮接到了一个电话，便匆匆出了门。第二天早上，一名遛狗的男子，在悉尼百年纪念公园（Centennial Park）的池塘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最初的尸检结果，认为萨莉-安妮死于吸毒过量，但之后详细的尸检表明，萨莉-安妮的颈骨有断裂——她死于扼杀。
内迪·史密斯被视为首要嫌疑人，他接受了多次询问，但他声称，萨莉-安妮被杀那晚，自己和妻子呆在家中。
三年之后，随着独立反腐败委员会（1989年）和伍德皇家委员会（1995年）的成立，内迪·史密斯也成了一个污点证人。
他指证罗杰·罗杰森和其他涉嫌腐败的警察，以此获得除谋杀外所有罪行的豁免权。他在供述中称，他和小弟们在20世纪80年代犯下了的罪行，其收益高达2500万澳元（约等于现在的6375万澳元）。
1989年，内迪·史密斯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他曾向一名狱友供认（这份供认被秘密录了音）：
杀死萨莉-安妮的就是他本人，自己按照罗杰森的吩咐，把萨莉-安妮叫到了百年公园，从背后袭击了她，先是打了她一拳泄愤，接着掐住她萨莉-安妮的喉咙，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六分钟，之后史密斯将尚未断气的萨莉-安妮拖进了池塘，将她的头按入水中……
内迪·史密斯还告诉那位狱友：“掐死一个人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然而）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令人满意的事情。”
不过，史密斯后来否认了这份证词，声称自己明知道被录音，这么说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捕杀自己人》。
罗杰·罗杰森在萨莉-安妮死后接受了采访，并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当我得知萨莉-安妮被谋杀后，我感到十分震惊，我认为，就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看、有魅力的小妞，所以她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包括公众和媒体的同情，但她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婊子罢了……”
1996年9月，内迪·史密斯被指控谋杀萨莉-安妮，但在1999 年被宣告无罪。2021年9月8日76岁的内迪·史密斯在长湾监狱医院去世。
时至今日，无人为萨莉-安妮的死负责。
1989年，罗杰·罗杰森在用假名存钱时，被银行的摄像头拍摄下来，他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被捕，并最终服刑四年。但除此之外，这位绰号“躲闪者”的前警长，成功地躲闪掉了对自己的所有重罪指控。
被从新南威尔士州警察部队解雇后，罗杰·罗杰森成了脱口秀演员，在一个名为《好、坏、丑》（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的节目中，讲述自己的“警察传奇”，因为他臭名昭著的“贪污警察”的身份，这档节目人气十分火爆。
2005年2月17日，罗杰森和第二任妻子安妮·梅洛科（Anne Melocco）因伪证罪被捕，但他一年后就被释放，出狱之后，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演出事业。
2008年，罗杰森开始为报纸写评论，还在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自己警察生涯的自传，名为《黑暗面》（The Dark Side），在签名售书的时候，他在给一位“书迷”的题词中吹嘘道：
“我枪法很好，只需三枪，我就能杀死三个人。”（在他做警察期间，至少“击毙”过三个抢劫犯）
然而，就在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将以这种遗憾的方式结束的时候，罗杰·罗杰森又杀了一个人，而这一次，“躲闪者”的好运到了头。
想当黑帮的大学生
时间来到2014年，20岁的杰米·高（Jamie Gao），是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他来自一个富庶的华裔家庭，喜欢唱歌，时不时和女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秀个恩爱，似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
然而，杰米·高却有着谜一样的另一面。他曾被指控因为情场纠葛，绑架和袭击了另一个同学，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新晋毒贩，“主打商品”是冰毒。
据说，他的家庭和香港某帮派（案发之后，澳大利亚警方和大部分媒体报道，都将其称为“三合会”，真实情况未知）有些瓜葛，杰米·高似乎是从那里获得了进货渠道。
不过，杰米·高的志向更为远大：他想打入悉尼地下社会，成为一名黑帮。这样的年轻人，似乎也是当今澳大利亚有志于“地下事业”的群体的代表：年轻、聪明、受过教育，想要赚大钱。
然而，就像卧底警察迈克尔·德鲁里说的那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可能会做出不少在普通人看来“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在真正的帮派分子和罪犯的眼中，这样的年轻人（而且每个时代都不断涌现），永远都只是砧板上待宰的羔羊。
2014年春天，杰米·高向朋友们吹嘘，自己获得了一个“新人脉”——进入悉尼地下社会的敲门砖。
这个“新人脉”是一个名叫葛伦·麦克纳马拉（Glen McNamara）的前警察，葛伦·麦克纳马拉是个自我标榜的“吹哨人”、“反毒品/反腐败”的清廉警察，他还写了两本书来宣传自己的高风亮节（这两本书都卖得不咋地）。
2014年初，麦克纳马拉正经历一场不太友好的离婚诉讼，急需用钱，他受雇给一位律师做私家侦探搜集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给自己朋友做翻译的杰米·高。
2014年5月19日晚上8点，麦克纳马拉和杰米·高在悉尼郊区的美瑞迪酒店（Meridian Hotel）见了一面（之前还有几次会面），两人进出酒店时都刻意分别行动，但闭路电视还是捕捉到了他们在一起商谈的画面。
第二天（5月20日）上午11点37分，麦克纳马拉在购物中心用公用电话联系了杰米·高。不久之后，杰米·高给麦克纳马拉发了一条短信，问他是否愿意共进午餐？麦克纳马拉回答：“我食物中毒了，无法离开浴室。”杰米·高则回复：“没关系，那我就和女朋友在一起好好学习吧。”
这段看似匪夷所思的对话，实则是毒贩之间的“暗号”，意思是：交易正常进行。
下午1点35分，杰米·高开着一辆白色日产汽车（Nissan），车里还有另外两名男子。他们来到悉尼西南郊区的帕兹托（Padstow），杰米·高只身下了车，坐进了麦克纳马拉的白色福特汽车，另外两个人留在车里。
下午1点45分，麦克纳马拉和杰米·高开车来到一家大件寄存公司“Rent A Space”，一同走进了803号仓库。
几分钟后，闭路电视的画面上，又出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独自走来，轻车熟路地进入了803号仓库，他行走的时候，有明显的跛足，新南威尔士州警局的很多老警员们，一眼就认出了他——罗杰·罗杰森。
下午1点58分，罗杰森独自离开仓库，开了一辆白色汽车，正是杰米·高在1点35分坐上的那辆车——麦克纳马拉的白色福特。
随后，罗杰森把这辆白色福特停在仓库外面。20分钟后，麦克纳马拉在罗杰森的协助下，将一只冲浪板（装在银色的外罩里），放进这辆车的后备箱，那只冲浪板似乎很沉很沉。
2014年5月25日，警方在麦克纳马拉的游轮上缴获了2.78公斤冰毒，他以涉嫌谋杀和贩毒的罪名被捕。
第二天，新南威尔士州克罗纳拉海滩（Cronulla Beach）附近的渔民，发现了杰米·高的尸体，尸体被白色的绳子捆在冲浪板上，外面还裹着蓝色的防水布。
2014年5月27日，罗杰·罗杰森在自己的家中、在各大媒体无数闪光灯的见证下，被带上了警车。
为什么两个前警察，敢于在无数电子监控的注视下作案？其实对罗杰·罗杰森来说，这些“新潮”的设施，一直是他的盲点（在此之前，他唯一一次被抓住把柄入狱，也是因为在银行用假名存钱时，被闭路电视拍到了而浑然不觉），可以说，这位“（前）老派警察”在这方面的反侦察意识的确很淡薄。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警方此次的反应速度很迅速，在杰米·高失踪的第二天（他的女朋友立即报了警），警方就调出了关键性的监控画面。警方后来也承认，杰米·高一直处于警方的“监控”之下，所以才对他的失踪应对得如此迅速。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麦克纳马拉在用自己那艘游轮抛尸时出现了失误：杰米·高的尸体，本来按计划应当沉入海底，如果那样的话，这个20岁的年轻人，也会像之前的职业杀手弗兰纳里那样，神秘地“人间蒸发”，这起案子也会因为缺少关键性证据，成为又一个无头公案。
罗杰·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都不承认自己杀人，彼此指责对方是真凶，对杀害杰米·高的动机也闭口不言。媒体对此比较主流的一种猜测是：
杰米·高有可能是警方的线人。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警方会对一个“小角色”毒贩进行“监控”。三合会（或是其他为杰米·高提供毒品的帮派）发现后，雇佣罗杰·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铲除杰米·高这个“内鬼”。
杰米·高的2.78公斤冰毒（市价大概为300万澳元），则是两人的酬劳。杰米·高车上的两个人，则是三合会派来的“监察员”，确保铲除工作顺利进行（这两个人在案发后飞速地离开了澳大利亚，目的地是中国香港）。
不过，也许真相更加简单：
天真的杰米·高，以为麦克纳马拉给自己介绍了一个“大客户”，于是拿着“货物”来到803号仓库进行交易。
但“棋高一着”的罗杰·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从一开始就决定空手套白狼。他们之所以在后来声称自己是“被雇佣杀人”，也许只是为了减刑。那两个开始陪同杰米的只是贩毒同伙，事发后怕因贩毒罪名被抓而逃回香港。
2015 年1 月21日，罗杰·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因涉嫌谋杀案接受审判，两人仍然拒不认罪，一口咬定是对方所为。
虽然两人各执一词，但陪审团似乎对“究竟谁向杰米·高开了两枪”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在意，因为无数的证据表明，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从一开始就是同伙，无论开枪的人是谁，杰米·高的死都是两人合谋的结果。
2016 年6 月15日，罗杰森和麦克纳马拉被判谋杀罪成立，两人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两人分别提出上诉，2021年，两人的上诉均被驳回。
尾声
现年82岁的罗杰·罗杰森，目前在长湾监狱服刑，被关在 “老弱病残”单元。
罗杰森的身体其实很硬朗，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监狱方唯恐他用高超的洗脑术，荼毒年轻的罪犯，所以只敢让罗杰森和那些半死不活、没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囚犯接触。
经历了那场恐怖的枪击案后，迈克尔·德鲁里仍然兢兢业业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直到退休。
虽然死里逃生，他的婚姻也因此解体，那场枪击给他留下的创伤是永久的，时至今日，只要听到婴儿的哭嚎声，他都会僵直得无法动弹，他说：“我必须找到那些哭闹的孩子，直到确认他们没事，我才能离开。”
退休之后，迈克尔·德鲁里埋头研究自己热爱的邮票，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民间专家。
2009年的8月，在被枪击25年之后，迈克尔·德鲁里再一次走进了婚姻殿堂，新娘是一名优秀的刑事案件公诉人，他的两个女儿，也都已长大成人，一起参加了父亲的婚礼。
迈克尔感叹道：“在很多方面，我都是一个幸运的人。”
长大成人后的莎莎，成了一名演员和出色的经纪人，但对母亲的死，她依旧无法释怀。
随着罗杰森上诉失败，公众和媒体也开始重新审视40年前萨莉-安妮的那场采访。人们最终发现，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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