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请客收礼，是一种奇特的无息贷款
通过类似于集资式的礼金，新组建的小家庭，或是失去了重要成员的家庭，或是新诞生了小生命的家庭，可以因此获得渡过生活、生产难关的资金，或是鸡蛋、肉类、粮食等资助——这些资助支持当然不是无偿的，日后在参加宴请的亲友举办宴请时，也将逐一以同等规格返还。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无息的资金及物品贷款，然后分期偿还。自然，宴请本身因为对食物的较大消耗，从而从政治视角来看，肯定有浪费性，但如果加入乡村村民尤其是存在亲族、宗族关系的村民强化彼此联系的情感价值，可以认为，当时偷偷举办的宴请，仍然具有其内在价值。
中国农村的请客收礼，是一种奇特的无息贷款
文/郑渝川
来源/学术那些事儿
讨论“请客不收礼”，首先就要反过来弄清，乡村请客收礼的逻辑是什么。
新出版的《“请客不收礼”：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一书，讨论了改革开放后乡村请客收礼风气复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同程度上出现在全国各地（而非仅仅存在于书作者所选取的家乡村庄）。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严格限制办酒席，定义为政治上的不正确（“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残余），加之当时的农村生活条件所限，婚丧嫁娶以及办寿宴请的确大幅减少，但无法做到完全杜绝。
《“请客不收礼”：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书中还谈到，一些农户在20世纪50-70年代因红白喜事宴请亲友，还曾招致公社（乡）、大队（村）、生产队（村民小组）等基层工作人员的干预，甚至被没收宴请食物。但村民仍然可以以极具生存智慧的方式，比如宴请基层工作人员中的亲属，事实上形成对查处的阻碍。
之所以在当时生活条件、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杜绝请客收礼，如书中所说，请客送礼其实是因为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中，这是资助性、互惠性关系的仪式。通过类似于集资式的礼金，新组建的小家庭，或是失去了重要成员的家庭，或是新诞生了小生命的家庭，可以因此获得渡过生活、生产难关的资金，或是鸡蛋、肉类、粮食等资助——这些资助支持当然不是无偿的，日后在参加宴请的亲友举办宴请时，也将逐一以同等规格返还。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无息的资金及物品贷款，然后分期偿还。自然，宴请本身因为对食物的较大消耗，从而从政治视角来看，肯定有浪费性，但如果加入乡村村民尤其是存在亲族、宗族关系的村民强化彼此联系的情感价值，可以认为，当时偷偷举办的宴请，仍然具有其内在价值。
改革开放后，村民办宴席受到的限制几乎被解除了。而与之同时，土地下放，很多地区的农村开始发展经济作物。这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村民生产经营的竞争，也在另一些地区促成了种植、养殖、手工业等方面的乡村村民合作。还有部分村民开始尝试除外做工。这种情况下，宴请获得了物质资源支持，礼金货币化，而且依托于更为密切的生产合作，从而实现了规模扩大。
《“请客不收礼”：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书中指出，这一阶段的礼物经济增加了工具性的利益考量，同时密切了邻居、亲朋之间的关系。当然，相当数量的乡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本地产业停滞不前的状态，农村人口增收乏力，这种情况下请客收礼反而成为了一种难以杜绝的传统，以至于出现了贺雪峰等学者所观察指出的礼物经济异化。
正如近年来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所报道指出的那样，请客收礼而今在很多地区仍然难以杜绝，甚至一些地方的农户会以安装门窗、家里猫狗下崽等莫名其妙的理由宴请亲朋邻居，借此收取钱财，至于婚丧嫁娶和办寿，更是绝不放过这类的办席理由。一个新生婴儿出生后，其家庭很可能会在产妇出院后、孩子满月、孩子百日、孩子周岁举办四次宴请。
但也存在《“请客不收礼”：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这本书所指的另一类现象，那就是乡村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好地融入了所在地区城市、工业经济，农民生活比较殷实富足的村落，请客不收礼开始替代过去的传统。
书中指出，请客不收礼首先源于宴请者的声望建构需求。也就是说，宴请者借此展现自己的慷慨，举办宴请仅仅是为了让亲朋邻居分享自己的喜悦，尤其希望看到大家来“朝贺”自家喜事济济一堂的盛况。这“减少了宴请者对送礼者的依赖，为宴请者带来了短期的道德制高点”。
这类做法最初是因为宴请者开始豁免、退回一些赴宴的长辈所赠送的礼金，体现了对老人的体恤。随即扩展开来。甚至有些家庭条件甚至不太理想的村民，或是在过去因故在村里“抬不起头”的人，请客也不收礼，目的都在获得补偿性的声望。
《“请客不收礼”：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书中所谈到的情况，集中分布在宗族认同比较浓厚的南方部分地区。事实上，宗族精英正是请客不收礼行为的示范者。在不收礼的前提下，保持仪式性的宴请，其目的在于增进宗族成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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