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事关国运的“身份剥夺战”, 解法在中国自己手里

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探讨

例如，尽管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庞大的人口摊薄了巨大的经济总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30美元，世界排名仅为中游，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三、四万美元。而根据更为全面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标，中国2013年的数据为0.687，在世界18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1位，仅仅属于人类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在中国前面，还有两类人类发展水平“非常高”和“高”的国家和地区，前者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的中东产油国。

假如所有关于“中国是否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疑问仅仅来自于上述“感官”印象，那么国际组织发布的较为权威的数据应该早就让这些声音消失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面对联合国系统的正式数据和标准，质疑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很难反驳，但是他们却把问题转到其他方面，企图使中国不能继续享有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利。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气候变化领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责任。恰恰在这个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了超出发展中国家承受能力的要求。例如，要求中国接受和发达国家一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甚至试图借“德班平台”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除此之外,随着近年来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新兴经济体”、“新兴大国”等名词开始取代原来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指称中国最常用的名词。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作为联合国明确划定的国家群体，也开始逐渐代替笼统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援助的中心。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该不该享有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在理论上毫无疑义，那么，在实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已经不是所有国家看待中国的出发点，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持续的增长态势，以及对国际事务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在中国经济“高大光鲜”的新形象下，巨大的地区差异、大量的贫困人口等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往往被忽视，取而代之的印象是：一个占世界经济份额如此庞大的国家、一个污染物排放总量如此巨大的国家，理应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

事实真是这样吗？换言之，中国顶着“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仅仅是为了从世界索取更多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身份和定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正在行进的历史性复兴道路上，这个问题可以连接过去,通向未来。

本文正是为了说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历史意义而作。“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时期更多地被称作“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中国自主确定的国家身份；在归属发展中国家这一国家群体的时候，中国意识到的首先不是权利，而是责任和道义。尽管21世纪的发展问题得到空前的关注，但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发展中国家差异性增大的情况下，如何重拾这一身份原有的道义使命，将是一个国家能否占据国际话语和道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历史与内涵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把美国、苏联划作第一世界；把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划作第二世界，把它们称作“中间派”；把非洲、拉美、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划作第三世界。将近两个月后，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代表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完整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从此以后，中国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定位，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因此，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一国际身份定位的历史渊源，还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研究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中美关系解冻后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完成；它体现了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可以追溯到建国前的“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当然，在论述“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时，一般无法绕过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其他相关想法：除了“中间地带”以外，直接的还有“一条线”、“一大片”设想。

从上述渊源来看，“三个世界”划分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思想是在最高战略层面的谋篇布局，对中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间地带”思想提出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当时最主要的国内任务与国际主义义务结合起来。在这一思想下，无论是否与苏联当时的对美对华政策一致，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都从根本上符合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利益，起到阻止美国发动反苏战争的作用。据此，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联的战略轨道，独立地确定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具体位置。“两个中间地带”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更为棘手一些：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而中美仍然处于敌视和对峙中。如何摆脱这一严峻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多地争取支持者和同情者，孤立美国这一最主要的敌人，是毛泽东对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西欧进行区分的基本考虑。至于“一条线”、“一大片”则更是为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服务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直接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也是如何联合国际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从这些战略构想的效果来看，除了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注解外，其他带有国际统一战线色彩的设想在分化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方面的效果有限。但是，如果从联合亚非拉国家的角度看，这些构想的效果却比较明显。即使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也没有放弃“第三世界”的提法，并且继承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紧密关联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这说明，“三个世界”划分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思想还有着另一层或许更为重要的渊源。这一渊源虽然也和冷战格局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并不能为上述战略构想完全涵盖，因为它与中国曾经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因此，这一认识时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地位的判断之中。在1946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夹在美苏中间、正在遭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和人民，在制止世界大战方面站在最前沿。“中间地带”大多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当时反对美国的斗争中，这批国家事实上挡在了苏联的前面。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赋予了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极其重要的国际地位和革命使命,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

冷战开始后，随着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两大阵营”论断的提出，毛泽东也不再提“中间地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同时放弃了上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斗争意义的看法。事实上，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革命经验、对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等问题更为自信。新中国建立伊始，1949年11月，亚洲、大洋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会议上致开幕词。他首先说明了亚洲、大洋洲工人阶级联合的重要性：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借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劳动人民就有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必要。而这种联合首先就必须以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来作为中坚”。亚洲、大洋洲“住着全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国正在进行着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国人民的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阶级的最高任务”，这就使得亚洲和大洋洲的工人阶级联合具有重要意义。接着，刘少奇很自然地转到如何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这种把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普遍化的倾向，不但是一种胜利者自信的表现，而且意味着中国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民族独立斗争的经验传授者和指导者，从而使得中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具备了一种苏联无法具备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自然要纳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进程，这又使得中国具备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独特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刘少奇将中国革命经验普遍化，并不表明中国任何强加于人的做法。中国革命曾经因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教条主义的指挥而遭受巨大损失，有此经历，中国共产党不至于在刚刚胜利之时就去对别人指手画脚。由于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性的话语中，中国向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推广自己的革命经验，目的只能是为了这些国家尽早获得独立和解放。

如果从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双重身份考虑，则不难理解中国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为什么仍然坚决抗美援朝，并倾力支持越南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虽然不排除战略安全考量的重要位置，但是无论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是从受压迫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求解放的角度考虑，中国都有理由作出这些决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不仅和有关国家就解决边界、华侨等历史遗留问题达成共识,而且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了亚非会议，提高了国际声望和影响力。中国致力于发展与这些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一个重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缓国际环境。但是除此之外，这也与中国对它们的同情以及从道义上支持它们的独立和自主发展密切相关。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就明确说过：“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周恩来在万隆会议补充发言中更是明确提出：“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除了因共同遭遇而对亚非国家产生的同情外，中国还表现出和它们共同开创未来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的主要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这不仅是一种愿望，更表达了中国对这一前景的信心。在和缅甸总理吴努的会谈中，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的国际秩序原则:

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

毛泽东设想的这一国际新秩序，固然是为了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是否会以大欺小的怀疑，同时也针对着那一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享有平等的地位。改变这一状况不仅是其他领土、人口规模都比较小的国家的任务，也是中国的任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毛泽东这一设想的具体化，而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这一原则，则实践了“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的观点，哪怕这是有利于小国的意志、政策和思想。

通过万隆会议、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通过观察中国的实际行动，周边及其他新独立国家认识到，中国非但没有输出革命、颠覆它们政权的意图，反而在巩固独立地位、争取经济发展、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等方面，和它们站在一起。这是中国能够在亚非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打开外交局面、广交朋友的基础。

随着中国与亚非建交国家的增多以及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1959年国庆赫鲁晓夫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执以后，在毛泽东关于对外关系和世界革命的棋盘上，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60年5月，毛泽东就曾在郑州花了三个下午与来自亚非拉23个国家的工会代表101人进行长时间座谈。针对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60年代中国相继提出处理同阿拉伯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向亚非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1961年不结盟运动成立后，中国表示支持，并没有因为运动的两个发起者，即南斯拉夫和印度与中国关系不睦而影响对整个运动的评价。

总之，尽管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有的援助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文革”早期出现了很多过激和“输出革命”的行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积极进展和重大影响。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没有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就不会有这一胜利。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从上述历史脉络来看，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水到渠成之举。这不仅是为适应当时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的对外战略调整，而且也是中国同情、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一贯立场的发展。总结“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确实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并且适应了当时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的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以外，又有了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建国以来，中国自然地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在与亚非国家交往时，中国常常提到与它们共同的历史遭遇，但是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也看作亚非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群体的一员。“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展示的主要面貌，“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只是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的注解。中苏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虽然不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造成影响，但是却对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一个冷战分裂的世界上，中国到底该归属何方？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当毛泽东最终明确说中国也是第三世界时，实际标志着中国得以重新和一群有着共同奋斗目标的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仅就具体的对外交往而言，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而如果联系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内政外交，则更能凸显“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远远超越冷战格局的长久意义。

第二，当中国自觉归属于第三世界时，完全是基于类似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的共同诉求；换言之，中国并没有考虑归属第三世界后是否能得到物质利益上的“好处”。事实上，“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面临着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而无论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是国际经济环境，都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一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明确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认同于第三世界，实际上就是站在世界上弱小的一方，与这些国家一起，为争取真正的国际平等地位和公平的国际秩序而奋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事业中，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为此作出贡献。中国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十多年来不计回报地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只要读一下周恩来总理宣布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真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意愿。

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重视第三世界，主要是认为第三世界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以后，第三世界在毛泽东世界革命设想中的地位极度抬升。“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想；中国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身份，更有助于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角色。且不论这种“世界革命”的考虑是否恰当或符合实际，仅仅就变革不公正的现存秩序而言，中国认同于第三世界,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对道义、公正和某种理想的追求；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现实利益上的好处（事实上在当时也无法获得这样的好处），而是要承担团结互助共同斗争求发展的艰巨责任。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内涵，邓小平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表达: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在邓小平看来，贫困、落后仅仅是第三世界暂时的特征，而追求国际公平、正义才是第三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品格。由此，中国领导人不但赋予了第三世界崇高的道义地位，而且也为中国规定了对第三世界的责任。中国永远不会欺负别人，因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

自明确宣布属于第三世界以后，中国逐渐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确定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官方文件仍然在使用“第三世界”这一表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官方文件和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所指的是同一群国家，所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因而经常互相替代使用。20世纪70年代，中国官方也同时在使用这两个概念。例如，邓小平1974年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就一同使用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词汇。在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时，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在说到中国的属性时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此后的官方措辞，基本上延续了类似的表述。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说：“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一贯尽力援助与我们共命运、同呼吸的第三世界国家”。十四大报告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国家的独立主权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也都提到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时在论述具体合作时，使用“发展中国家”的表述。

中国同时使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概念的做法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出现了变化。十七大报告没有提“第三世界”，而只是一如既往地表明“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此后，在中国的官方语汇中，很少出现“第三世界”的概念。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身份定位呢？抑或是，“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是同一所指，使用哪个概念并不重要？要回答这些问题，尚需回到中国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上来。

“第三世界”并不是中国的发明。一般的看法是，它的发明权属于法国人索维，而且是受到历史上法国“第三等级”的启发。和“第三等级”的低下、无权地位类似，索维在1952年创造的“第三世界”概念，指的是战后世界中落后的、被边缘化的、受蔑视和压迫的一群国家。由于这批国家基本都是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因而被看作是有别于东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殊世界。这一对第三世界的理解是当时的主流。在毛泽东与卡翁达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翁达原来的三个世界观就与此一致。他在回答毛泽东“谁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问题时说：第一世界是“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第二世界是“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在这一理解的影响下，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往往不被看作第三世界国家。

毛泽东的划分颠覆了上述国际主流看法，这一点前面已述及。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这样划分的理由：“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看待国际事务标尺的“国际主流”观点，毛泽东给出的这个标准极具创造性：一个是“富”，一个是“强”。至于是帝国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他似乎不太关心了。由于既不“富”，又不“强”，所以亚非拉国家都被归入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贫弱，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但是并没有人以富强或贫弱为主要标准看待世界各个力量间的关系。而正因为众所周知的客观性，富强或贫弱标准反而具有超越时代的长远意义。既贫且弱，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完全是针对“发达国家”，以富强或贫弱作为判断标准的。在邓小平的联大发言和以后中共文件中，都是如此。

那么“第三世界”呢？显而易见，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毛泽东的谈话和邓小平的发言都体现了这一含义。但是，第三世界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的宏观战略构想下提出的，针对的是超级大国组成的第一世界和东西欧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质言之，在中国的外交话语系统中，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局势演变的某一阶段形成的一种力量组合。这些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但按其本质，都是贫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过去中国官方总是严格按照以下模式表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表明经济发展程度的基本指称，第三世界则是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体。换言之，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可以和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关系，从而对世界力量组合发生影响。无论是毛泽东的还是其他版本的“三个世界”，其划分依据都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而不复存在。但是，贫弱仍然是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指出一个清晰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至此，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在中国外交话语系统中的使用进行总结：

首先，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明确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延续至今，仍然是中国对自己基本的国际定位。其次，严格来说，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群体，在特定的国际条件下，对应的是超级大国(第一世界)和发达国家(第二世界)。这一点已经时过境迁。最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归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这里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含义是相同的，就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二是中国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即便将来强大了，也决不称霸，决不欺负别的国家。这两层含义的本质仍然体现在当今的中国对外政策中。

▍“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的语境

行文至此，自然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既然是一种客观实情，为什么今天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会遭到如此质疑？偏见、为达到某些目的而进行的有意策划，乃至诋毁，或许都可以引入分析范围。不过，本文将侧重分析的是某些结构性的原因，即这是否与一个概念所嵌入的基本语境有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概念所依托的是两个不同的基本语境。无论是毛泽东的解读还是源自法国人的理解，“第三世界”的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这群国家原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曾经受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现在仍然受困于发达国家以及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结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受害者，而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它们的加害者控制。如此形成的第三世界话语，所嵌入的基本语境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非殖民化大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是这一浪潮的集中代表。而以多斯桑托斯、阿明、弗兰克、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努力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学术回响。

由于第三世界是被边缘化的、受各种形式欺压的、贫弱的国家群体，作为它们的一员，自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需要为自己和整个第三世界获得公平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待遇而担负义务，否则就谈不上“共命运、同呼吸”。因此，可以从中国宣布属于第三世界的立场中，看到一种高昂的斗志和道义诉求。其他发展中国家认同中国、相信中国，也是源自中国真诚帮助它们发展的实际行动。

尽管“发展中国家”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亚非拉国家的贫弱特性，但是其所嵌入的语境却大不相同。“发展中”(developing)意味着处于发展的进程中，既然是进程，自然有其目标，这就是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发展程度的国家，也就是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概念所嵌入的语境是现代化。相对于“第三世界”，“现代化”出现得比较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风行，但是其影响力和冲击力却不是前者可以比拟的。尤其是在罗斯托这样学政双栖的人物带领下，现代化不仅在理论上成为“显学”，而且在实践上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认知。

在当时，如果非殖民化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革相连接，那么现代化则是在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对亚非拉国家经济政治要求的回应。根据非殖民化的逻辑，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殖民主义时代成型的，在这一秩序下，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中心国家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国家不得不依附中心，形成某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称作“欠发达”。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贫弱的根源。当原来的殖民地成为新兴国家后，势必应该建立公平的新秩序。而根据现代化的逻辑，人类的经济发展遵循着相似的线性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弱，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它们尚处于“传统社会”，没有经济起飞的应有条件。如果能够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获得这些经济起飞的条件，则第三世界国家就会逐渐改变其现有境遇。这不需要变革现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就能实现。

这两种发展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都有着相应的实践成果。77国集团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取得的有限成就是前者达到的顶峰，70年代末以后，此类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行动遇到了严重的国内国际障碍，其影响力迅速下滑。与此同时，与现代化话语相适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一些积极的让步。为应对自身面临的国际环境，欧共体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协定给予这些国家的商品进入欧共体市场的单方面优惠。从《洛美协定》得益的主要是与欧共体国家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其他发展援助。持续到90年代，无论基于怎样的考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至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博弈，现代化的话语完全压倒了非殖民化的中心—边缘话语。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出现了一种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利益可以享受，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应该再享受这些利益，而应该为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不容否认，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共识的今天，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项目，以推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进程，如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等。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援助。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援助的受益者。自1980年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截至2011年，世行集团向中国承诺的贷款累积约494亿美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的各项诉求已经或正在得到满足，以至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纯粹得益者，已经富强的中国可以退出这个行列了？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惊人。以世行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为例，1990年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83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876美元，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99美元，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83美元；2009年高收入国家为3813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3373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为2946美元，低收入国家为503美元。经过了近二十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差距都缩小了，但是和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却有所扩大。

其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承诺的援助金额其实并不能完全兑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从2005年到2007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持续下降，2007年，欧盟15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只占国民总收入的0.4%。而根据发达国家就千年发展目标作出的承诺，到2010年，每年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将达到国民总收入的0.7%。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的实施期限将至，现在看来，达标的可能性渺茫。

最后，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仍然处于下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对全球经济有巨大影响的机构，长期以来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近年来，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相应作了一定的调整，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但是根据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新的份额改革来看，发达经济体投票权仍然占多数，达到55.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44.7%。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尽管发展中国家总体境遇有很大好转，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都还处在相对弱小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四十年前面临的问题，今天仍然以新的方式存在，这就是：为自身的发展争取真正公平的国际条件。今天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原本就是发展中国家应得的，而且还远远不足以弥补发展中国家曾经付出的代价。因此，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继续推进发展的历史使命，一如四五十年前，没有丝毫的改变。而随着实力的上升，中国实际上为此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根据2011年4月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期限20年)，优惠贷款735.5亿元(年利率2%—3%,期限15—20年)；亚洲和非洲接受了中国对外援助的80%；2009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39.7%给予了最不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正如有人会对中国人均GDP以及发展不平衡等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一样，这些事实还是无法平息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是嵌入在现代化语境中的概念，而现代化以及相关的话语则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形成的。西方在这方面的优势一时无法撼动。好在中国这么多年所积累的发展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从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发展的话语已经不完全是西方制造了。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别人怎么说，中国自己必须知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表述，更意味着一种从老一代领导人开始就一直强调的道义责任，这就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秩序。而让所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成就,是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基本要求。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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