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保护权利事关国之兴衰

　　理论上讲，法治是保护权利，不是保护利益。保护利益是政治不是法治，政治才强调保护利益，因为政治本质上就是利益的平衡。现实中，人们不仅讲法治，也讲政治。如果政治考量超过法治考量，保护权利就让位于保护利益。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只保护权利，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只保护利益。区别是个程度问题，但程度很重要。

　　法律究竟是保护权利还是保护利益，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进步速度，甚至兴衰。比如18世纪的时候，法国的科学比英国发达，甚至技术发明也未必比英国少。尽管英国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中处于领先地位——如蒸汽机、纺织、铁的生产等方面，但对工业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许多其他发明，则来自法国和其他地方。按照乔尔·莫基尔的说法，“英国是宏观发明的净进口国，微观发明的净出口国。”氯漂白技术（chlorine-bleaching）、亚麻湿纺工艺(the wet-spinning process of flax)、煤气照明（gas lighting）、罐头食品(food-canning)、提花机(the Acquard loom)、机械造纸技术、苏打生产技术等等，这些重要的技术都是法国人发明的，但英国人把他们变成商业化的产品。甚至活塞蒸汽机，最早的发明者是法国人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国政府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英国政府保护的是权利。

　　当时的法国是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国王拥有独一无二的征税权，不受立法机构任何形式的限制。做生意是一种特权，除非得到国王的许可证，否则一切都是禁止的。法国商业的主要基础是从国王那里购买的垄断。你在任何地方要采掘任何东西，都得有特许权。贵族们统治了法国的工业，几乎没有竞争。在17世纪后半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政府一次就处决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唯一的罪状是进口和制造了棉纺织品，违反了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貝（Jean-Baptiste Colbert）制定的产业和贸易政策。

　　法国政府与行会联合起来对工商业和发明进行高度管制。法国的行会力量很强大。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在工业官员的支持下，行会在生产过程和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的限制。如在纺织业，衣料染色要遵守317项规范，并随时接受行会官员的检查；禁止采用英国的染色工艺；一个纺织企业拥有的织布机不能超过六台；工人只能受雇于行会，不能受雇于企业；行会与工业官员沆瀣一气，设定了货物的最低价格，任何人不得低价出售；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压力集团可以阻止几乎任何新技术的引进，结果是，法国虽不乏发明，但缺乏创新，纺织业停滞不前，其他工业也类似。

　　与之相反，在英国，1624年由议会正式通过的《垄断法》(the Statute on Monopoly)，除了确定发明专利制度，废除了其他形式的特许经营权，做生意变成一种普遍的权利。光荣革命后政府变成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洛克的自然权利观深入人心，财产权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英国的行会力量基本上已被废止，所以即便像理查德·阿克赖特这样的理发师，也可以通过创新变成棉纺大王，而在法国，一个理发师是不可能变成纺纱工的。尽管英国的传统势力也试图阻止创新，如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伊由于受到传统织布工的敌视不得不逃亡国外，发明多轴纺纱机（珍妮机）的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机器被暴徒捣毁，1811-1814年间发生了以捣毁机器著名的“卢德运动”，英国议会早期也曾制定过一些禁止引入机器的立法；但总体上，英国政府把对权利的保护（包括专利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如：1769年通过的法律将捣毁机器定为重罪，1779年政府调用军队镇压了兰开夏的捣毁机器暴动，1780年议会否决了棉纺工关于禁止绵纺机的请愿书（其他类似的请愿书同样被否决），1814年终止了有250年历史的《工匠法令》(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等等。创新在英国层出不穷地出现，英国率先成为工业化国家，无疑与英国的“权利优先于利益”有关。

　　正因为法国是“利益优先于权利”，而英国是“权利优先于利益”，大量法国人的发明被英国人首先利用。机械造纸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99年，法国人路易-尼古拉斯·羅伯特（Louis-Nicolas Robert）申请到了连续造纸的技术专利。因为发明的所有权问题，他与老板迪多（Saint-Léger Didot）发生了争执。迪多认为，英国是开发机器更好的地方。由于法国革命期间旅行不便，迪多就派他的妹夫约翰·甘布尔（John Gamble）前往英国，后者是居住在巴黎的英国人。经过一系列熟人介绍，甘布尔被引荐给伦敦的文具店店主福德利尼尔（Sealy and Henry Fourdrinier）兄弟，后者同意提供资金。甘布尔于1801年10月20日获得英国专利。这就是“福德林尼尔造纸机”（The Fourdrinier Machine）。到1850年，英国纸产量的90%来自机械造纸。

　　英国不仅进口法国的技术，而且“进口”法国人才，是法国企业家和发明家的避难所。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新教徒不再受到宽容，估计有8万名胡格诺教徒移民英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杰出的企业家。英国的钟表和仪器制造商主要来自这些逃亡到英国的胡格诺教派，而钟表业和仪器制造技工对英国的纺织机械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帮助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的约翰·凯(与发明飞梭的John Kay同名)，就是一个钟表匠。

　　英国从法国进口的最重要人才是马克·布鲁内尔(Marc Isambard Brunel)，他在大革命期间逃到美国，后有移民英国，他和他的儿子是19世界上半期英国土木工程的领军人物。马克·布鲁内尔因建造泰晤士河隧道而闻名，他的儿子伊桑巴德·金·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设计了不列颠第一艘螺旋桨驱动的远洋铁船SS大不列颠号，该船于1843年下水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船只。他后来又设计建造了两万两千吨级的大东方号巨轮，该巨轮被菲尔德成功地用来铺设了大西洋海底电缆。在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评选中，伊桑巴德·金·布鲁内尔名列第二（仅次于温斯顿·丘吉尔）。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在创新方面的相对衰落与其转向对既得利益的保护有关。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熟练劳工对新技术越来越采取敌视态度，为了获得更好的工资、保护自己的特殊技能和维护优越的工作条件，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在制鞋业、地毯制造、印刷业、玻璃制造、金属加工等领域引入新机器。纺织业强大的工会组织成功地减缓了纺织业的创新步伐，制造了敌视技术变化的社会气氛，阻止了环锭纺纱机替代传统的“自动行走骡子机”，致使作为英国旗舰工业的纺织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类似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输给日本，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护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工人既得利益的结果。如果要保护谷歌的利益，就只能禁止ChatGPT。

　　本文摘录自作者《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第15章，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