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错了，还是市场理论错了？

　　两三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描述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全球化导致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因为我们面临全球市场，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事可以做到精，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但是，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到现在，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这样一来，这个模板可能出了问题。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就像画画一样，底色已经错了，后来怎么描，效果也不会好。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很多假设，它们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完全理性的。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还有，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回过头看，这样的判断和市场本身没关系，而跟市场理论有关系。打个比方，一个女孩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没什么毛病，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儿，所有人围绕这个画来研究怎么给姑娘整容：脸上有一个疙瘩，眼睛长得不正，鼻子太矮等等。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一幅画，根本不是市场（姑娘）本身。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经济学家假设市场没有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理论上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反垄断。第三，信息不对称。他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导致进步，这是规模经济、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解决。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比方说，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政府要补贴它；如果规模报酬递减，政府可以征税等等。

　　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

　　没有理由说，因为技术进步有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这与现实完全不符。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某人打扮漂亮一点，有外部性，因为我们都喜欢看漂亮的长相。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不能享受到所有打扮带来的好处，就是该补贴他。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政府不需要买化妆品，但女孩子们都打扮很漂亮。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没有产权的界定。所以空气交易是未来很重要的市场。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污染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

　　垄断这个概念最初在英国出现，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航线贸易，其他企业不准做，这就叫垄断。可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我们做广告，就是培养别人对你的忠诚度，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完全竞争”，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针对政府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他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就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吃了有毒的奶吗？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有个规定，获得模特从业资格，要经过政府组织的考试。这有什么道理？模特站在台子上表演，观众爱看就行了，关政府什么事。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审批的话，他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找不到连带责任。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生产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制造通货膨胀。

　　“三架马车”是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理解是不同的。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而刺激消费。比如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这是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混了。

　　再看净出口。贸易是互惠的，这才需要全球贸易。现在不是这样，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千亿，进口1.1千亿，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础就在这儿。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批判它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不知道。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增加，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的。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经济增长不是最快。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有了宏观经济学。于是，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之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限制假设的理论，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预测对，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学应用的后果。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它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可处理来假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而不是根据几个假设条件证明它的存在。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副主任William White等。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企业家看到盈利的机会，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也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农夫山泉”；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这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政府官员哪来的？无非是北大、清华、人大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天生意没做过。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他们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

　　所谓的产业政策，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企业都垮了；要么就是产能过剩，卖不出去。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世界第三大电脑公司，是政府扶持的吗？海尔是吗？不是。政府替企业作决策，好比说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你总不能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那样结果只会更糟糕。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二百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没人理他。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1800多年，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中国、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没法协调，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偏颇的。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识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选自作者《市场与政府》一书，西北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品，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