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点背不能怪社会

来源：Economics一克纳米 

在12月19日举办的2022年度和讯网财经中国年会暨第20届财经风云榜上，《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与经济学家张维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增长模式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展开一场深度对谈。

谈论内容从经济增长路径到目标，从刺激消费的方法到如何重振企业家精神，切中时弊，精彩纷呈。以下为实录，有部分删减。

如何刺激人们消费？

王波明：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您对明年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明年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比较悲哀，有那么多聪明人在思考明年、下半年、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怎么样，我们老是被短期的问题牵着。当政策着眼点是下个季度或者明天的时候，带来的长远结果恰恰是坏的。我们在这上面浪费了过多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我批判用三驾马车的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思考经济增长问题时，都是从总需求的角度出发，但这基本上不会带来好日子，这就是人类悲哀的地方。经济真正发展的很好的时候，大家思考的都不是这些问题。

我为什么不赞成这个观点，投资和消费是事后统计出来的数据，国民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来自消费和投资，如果倒过来把它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本末倒置，这一点我已经强调了十多年。

比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现在却变成了生产手段，为了保增长而促消费，消费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再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改善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投资才有生活进步和技术提高，但现在是为保增长而投资，那投资什么就无所谓，只要用钱砸出数据就行。

再比如贸易，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里，专门有一个统计，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占比情况，贸易有时候为负，出现负数是因为贸易逆差。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把贸易取消，因为这样至少不会给经济带来负增长。贸易真正的好处是发挥每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

消费是什么，消费来自收入，收入从何而来，收入是创造出来的，既不是分配出来的，也不是用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谁来创造，要有工作岗位，前提是先要有企业家精神，有人愿意做事，比如，开餐馆或者建工厂，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大家才有收入。

王波明：用三驾马车的框架思考问题，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按您的逻辑，这几年疫情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应该怎么增长？

张维迎：多少家企业倒闭或者人们没有工作了，首先，这和货币政策没有关系，第二，这几百家倒闭的企业原来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后来存在了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未来同样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家有积极性去办企业，而不是仅仅用刺激需求的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所有需求都是供给创造出来的，这是古典的萨伊定律，企业家做什么，他要判断未来，创造未来，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信心

王波明：有什么办法能让经济摆脱这种困境呢？

张维迎：第一，不能太着急，就像是刚得完新冠，不可能马上活蹦乱跳，总要有恢复的过程。经济严重受伤，首先要分析为什么受伤，疗伤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信心，问题是如何让大家有信心，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先让企业家有信心，企业家本身就是非常自信的群体。对社会而言，大部分人是被动的，人家招工，他们去找工作，但企业家是无中生有，创造出工作岗位。如果企业家没有信心，社会就会变得很难。当一个人，包括普通人，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命运，他就会有信心。

张维迎：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体制环境，包括舆论环境，使企业家觉得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错了谁都不怪，怪就怪自己，比如，今天我办了一个书店或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宣布明天把它拆了，不能办了，我就不会办了，但如果我开办一个书店，因为经营不好，大家都不愿意来这里买书，那我认了，这两种情况要分开。

回到最初，大家对未来有没有预期，这些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怎样预期未来。

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两个人，一个住在牢里，他知道有人准备救他，另一个人在外边非常自由，但他知道很多人在追捕他。您觉得他们哪个更有信心？第一个人心情肯定更好，即使他眼下处境艰难，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八九十年代经济起来的原因。在80年代，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很多人仍然选择做企业，因为他们觉得未来有希望，总有一天私企会被合法化。

王波明：比如傻子瓜子，按当时的政策，雇工不允许超过7个人。后来公司做得比较大，超过7个人了，就要把老板抓起来。这就是你所说的不可控的未知。结果是小平同志几次讲话，说不能动傻子瓜子。

张维迎：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有时候空话说了一堆，不一定能鼓舞大家的信心，实事只要做了一件，就能提升大家的信心。南巡讲话后，很多官员下海，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体制生态和政策生态能把他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企业家本身具备不安分的特点，他们大多不愿意循规蹈矩，也不愿在别人手下干活，相对于当一个好员工，他们更想领导别人。那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批企业家。

王波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高速发展期之后会慢慢减速，但根据以往经验，只有三个国家走出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也可能掉入陷阱？

张维迎：我们看如何才能不掉进去。未来的经济依靠企业家创新，创新对体制要求非常高，创新需要长线眼光。现在你做的事能不能赚钱，十年以后才能看得到。所以，大家需要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夯实体制的基础。就国家层面来讲，应该考虑明年的体制是不是比今年更好，是不是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作用的发挥。

王波明：中国经济如何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张维迎：温故知新。回想70年代、80年代，中国如何从经济破产边缘走出来，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的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使他们觉得命运可以掌控。1993年有这样一句话，有些广东年轻人夏天穿个背心，背后印了几个字：“点背不能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给你创造好了环境，你没有做好要怪自己，是这种精神。

现在是一旦自己不愉快都去怪别人，而且只能怪别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存在问题。所以，让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这种事经过市场检验，能给别人创造价值，经济自然就好了。3%的增长率就挺好，所有人实实在在都会受益。

熊彼特有一句话，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五星级酒店住满了客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变。没有一个人长久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垂直流动性比较高。我们看到，过去很多年，中国富人榜上，很多人连正规大学都没上过，这能给人信心，也能让经济实现更好的增长，民众生活更有希望。

王波明：谢谢维迎分享他的看法。在他看来，最终还是要靠解放思想，自己掌握命运，才能激发企业家创新，带动经济健康增长。■

张维迎：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

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

经济发展靠政府还是靠企业家？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近200年。

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家主导的经济体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政府主导的经济则表现不佳。

政府主导经济的完美标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世界范围的计划经济虽然失败了，但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结果，计划经济的幽灵不时穿着各种样式的马甲粉墨登场。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自计算机诞生以来，时不时有人说，计算机储存信息的能力和计算速度的突飞猛进，使得计划经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大数据能否复活计划经济？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大数据能否替代企业家精神？

▌从知识的本质看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以路德维希·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莱昂内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经济计算，因而是不可行的；而以奥斯卡·兰格、阿巴·P. 勒纳等为代表的另一方经济学家则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因而是可行的。

在争论还没有见分晓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这个自我宣称的胜利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可......

但这个所谓胜利是基于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观点的误读。或者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说的是什么。

真实情况是，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计划经济的真正困难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的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中央计划机关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市场主要不是将稀缺资源分配于给定的竞争性目标的制度，而是一个认知装置：创造、发现和传递那些似乎不存在、很难发现、难以传递的知识，即默性知识。消灭了市场，不仅使得知识传递不可能，也消灭了知识本身。

▌静态上，计划经济不可行无关计算能力

从静态角度讲，人类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硬知识），另一类是实践知识（软知识）。用迈克尔·波兰尼的术语，科学知识是可言说的显性知识，实践知识是难以言说的默性知识。对人类决策来说，两类知识都是重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实践知识更重要。

哈耶克说：

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得到运用。

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非集中化的方式，实是因为唯有依此方式才能够使得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

这就是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的主要原因，无关计算能力。

大数据确实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多、更大的数据。但数据再大，仍然是统计数据，远不足以囊括不可言传的默性知识，而这些默性知识才是应对偶然性最重要的知识。

如果马云通过大数据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中央计划机关，计划机关能计划出一个阿里巴巴吗？不可能！

▌动态上，没有自主经济活动，数据本身就会消失

从动态的角度讲，大量知识是当事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的，是企业家实践的产物；没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这些信息本身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如果IBM不能自主研发计算机，而是等待政府下达研发指令，有关计算机的大部分知识就不可能生产出来。

显然，把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信息收集起来是不可能的，无论这种知识是可言传的，还是不可言传的。没有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如何统计对计算机的需求呢？大数据只能收集到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可能收集到有待创造和发现的信息。

米塞斯认为，市场不断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

米塞斯说：

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他在经济过程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随之消失。

……经济计算问题是一个动态问题：它不是一个静态经济问题。

米塞斯在1921 年写道：

是投机的资本家创造了数据，他根据这些数据调整他的业务，因此，这些数据也为他的交易行为指明了方向。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计算机，更没有大数据。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不可行的论证已经证明，即使有了计算机和大数据，计划经济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对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默性知识不可能被中央计划机关收集到，大数据不可能收集到还有待人们发现和创造的实践信息，计划控制还会使得本来可以由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的新知识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如果除了政府机关，经济过程的参与人同样可以利用计算机和大数据，计划经济就更不具可行性，因为计算机和大数据使得人们不断创造出在数量上难以想象的实践的、不可言传的默性知识，使得中央计划机关根本没有办法集中规划经济活动。

因此，正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所指出的，认为计算机（大数据）可以使得计划经济成为可能，就如同相信在一个不怎么发达的社会，书籍和印刷术的发明，就可以使得政府获得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实践知识和主观知识一样可笑。书籍和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结果正好相反：它使得社会更为丰富多彩，也更难以集中控制。

大数据计划经济其实是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中千千万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如果搞计划经济，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的指令行事，大数据本身就会消失！把市场中产生的信息假定为没有市场时这些信息也存在，显然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