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胆子大，讲真话！
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 ——张维迎
在经济学界，谁是一直讲真话的人？是张维迎。
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提出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改革，再到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
过去四十年，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守护他心中自由的市场秩序，一次次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张维迎，见证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
很难找到四十年一直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以至于他经常讲话被人担心，说你讲得太大胆了。但是维迎老师胆子一直没有小，声音一直没有低。
张维迎一直敢于发声，却不被大众所理解。可能正如有人曾说：先知者往往是孤独的。
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
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
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
标题是“为钱正名”：
“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83年。
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着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远远未曾散去。
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
但是，张维迎就这么一路坚定地走了下去。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价格的论点。
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
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
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
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
“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
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专家唐纳德·海，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
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
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
为此，他和林毅夫开启了一场长达20年的辩论。
交锋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再次引发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
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凡是官员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看不清楚的，官员更不可能看清。”
张维迎认为，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败，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现在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披上了一件极具蛊惑性的马甲。
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
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
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官员，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
时至今日，对非市场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
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
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
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
张维迎的表达很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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