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三十年，三代企业家

农民企业家在第一个十年中的兴起

　　在中国于1978年开始其经济转型之前，企业家人才禀赋被配置在两个部门：农村和政府。考虑到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有才能者最佳的职业选择，为什么一些企业家人才会聚集在农村呢？答案是，中国自50年代末以来实行了严格的城市居民身份制度（“户口制度”），在这一体制下，政府和国有部门将农村人拒之门外。那些出生在农村的人不论他们的才能如何，都被认定为农村居民，不得不终生留在农村当公社农民（“社员”）。鉴于去工商业和政府／国有部门的选择都不存在，农村有才能的人最好也不过成为自己村里的领导，比其他农民略强些。那些没有这样机会的人或许在黑市或灰市上做些“投机倒把”生意。这些人面临因这些非法交易活动而受罚的风险。他们中一些人事实上曾经入狱。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市场的逐渐放开，一方面，农民获得了一些做生意的自由，另一方面，村干部失去了对村民的传统控制权。结果，许多有企业家才能的村领导选择开办所谓的“乡镇企业”。与此同时，那些一度因从事非法工商业而受打压或甚至入狱的企业家人才重新开始了他们的企业家活动，要么做私人工商业者，要么受命经营乡镇企业。考虑到农村人口是如此庞大，企业家人才的供给也必定十分庞大。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如此迅速而广泛地繁荣也是自然的（见图4）。到1985年，乡镇企业的总数已达12,225,000，自1978年以来上升了700%。到1990年，乡镇企业的总数达到17,502,000，是1984年的10倍以上；乡镇企业的总雇员已超过8千8百万。乡镇企业和农村私有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运输和商业，是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因为乡镇企业当时处于计划体制之外。

　　在80年代，乡镇企业是非国有部门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乡镇企业在法律上归地方集体所有，但事实上许多乡镇企业是由企业家或村长－企业家创办和控制的，即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它们登记为地方集体企业，只是因为在它们建立的时候，私有企业是非法的或在政策与意识形态中受歧视。随着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许多企业的创始经营者预期，他们某一天能够赎买他们所创立的企业的可能性很大。毕竟，产权不过是个人控制、使用和转让财产的一种预期。

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在

第二个十年间的兴起

　　在198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农民开办了工商业，但很少具有企业家才能的政府官员有兴趣成为企业家。在私有企业于1988被合法化后，形势有所改变。一些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低层地方官员开始选择从事私营工商业。官员出身的企业家－－特别是那些曾具有县团级以上职位者－－的兴盛，进一步受到两件重要事件的激发。风波使许多有前途的年轻官员丧失了其政治前途，即便一些没有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官员也开始失去从政的兴趣，考虑转而经商。正在这时，邓巡视了华南。在这一历史性的巡视中，他抨击了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的讲话突然间逆转了政治氛围，重启了业已停滞的经济改革进程。很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2年10月被中共14大正式采纳为改革的目标。各种促进私有――或更一般地非国有――经济活动的政策随之而来。注册私有企业变得更容易，挣大钱成为每个人的荣耀。

　　在这个时侯，转向私营工商业显然成为那些政治上无前途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官员的最佳选择。虽然他们在仕途上获得升迁的希望渺茫，他们认为自己或许可以通过转而从事私人工商业而致富（所谓“下海”）。根据人事部的数据，单1992年就有120,000官员从政府辞职，开始从事私人工商业。另外，大概1千万官员和准官员停薪留职以兴办工商业；数以千计的教授、大学生和工程师加入他们的行列。[iii] 工商业的成功诱使越来越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官僚投身工商业活动。[iv]

　　与农民企业家和城市个体工商业者不同，这些官员出身的企业家都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他们对经济问题有着十分广阔的视野，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他们中一些人在为官期间曾到国外访问，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丰富知识。他们也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的旧同事有更好的联络。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开始经商时，私人企业在法律上是容许的。所有这些条件给予他们相对于农民企业家的巨大优势。他们的公司是真正私有的。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诸如金融服务、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当他们开始从商时，这些部门还十分不发达，所以十分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制造业农民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攒起来的巨大财富。

　　冯仑及其伙伴体现了一个典型的官员出身企业家是如何经商的。冯仑从1978到1981年是我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他的政治抱负在本科时代就显露出来。他进大学后即立刻申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央党校继续他的硕士学位学习。从党校研究生毕业后，他加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并很快受命为海南省政府组建一个改革研究机构。1989年秋，他失去了在政府的职位，在一家名叫南德集团的私人公司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该公司由牟其中先生创建，后者在1980年代曾因从事私人工商业入狱，1990年代末因欺诈罪再次入狱。在这段时间里，冯的生活是如此凄惨，以至于我不得不在1990年去牛津读书时让他一家住在我的公寓。1992年，受邓南方讲话的鼓舞，冯与五个来自不同政府机构的好友在海南省创立了一家命名为“万通（Vantone)”的私人公司。他们靠买卖住宅用地赚得了第一桶金。到1994年，万通已经成为一家在好几个地区（包括北京、西安、南京和深圳）投资的集团公司。除了其房地产主业之外，它的生意也分散到诸多产业，包括金融、零售和医药。它在北京开发了万通中心――当时价格最高的商业写字楼，是此类高价地产业的先驱。1995，他的三个合伙人离开了万通并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万通在冯仑的领导下生存下来，并通过多次改组继续发展。现在它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很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并在香港证交所挂牌上市。最近，万通参与了纽约新双子塔的建设。冯仑现在被广泛认可为工商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出版的《野蛮生长》成为一本畅销书。

　　在改革的头十年里，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主要归功于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而在改革的第二个十年里，城市私有部门的发展则多由官员出身的企业家所驱动。图6提供了城市私有企业就业变化的统计数据。该图显示，城市私有企业雇员人数在10年内激增了1750%，从1990年的570,000家增至1999年的10,530,000。

　　从宏观层面看，这些官员出身的企业家在创造新部门和使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他们使当时诸如城市土地等死资产资本化，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等许多其它资产证券化。一旦城市土地变得可以买卖，对其的配置也更加有效率。住房市场繁荣了，汽车工业和服务行业也随之繁荣。突然间，整个中国经济兴旺起来，地方政府的预算大幅增加，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大为改善。所有资源都得到更好的配置，效率的提高驱动了持续性增长。说官员出身的企业家是9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为过，尽管他们中从事制造业的人并不多。

　　在讨论官员出身的企业家时，我们不应忽略许多前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也将他们自己转型为私营或准私营企业家。在国有制下，经理人被认定为政府官员，他们参照行政部门进行级别排序，并据此获得薪酬。他们的岗位根据政府的任命决定而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转换。在民营化过程中，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在位的经理人买断。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在含有3257家私有企业的总样本中，25.7%（837家）是被民营化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中，60.6%被经理人买断。[v] 我将把这些经理人出身的企业家包括在官员出身的企业家内。

第三个十年中海归和

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

　　至世纪之交，私有企业已经崛起为中国新建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例如，从2000年到2001，私有企业的数量由1,761,769增长到2,028,548，上升了15.1%，而同一时期，各类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总数下降了4.1%，从7,316,000降到7,063,000，全部降幅都归功于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到2005年，私有企业的数量达到4,300,916，占总数的53.4%，超过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的总和。[vi]

　　与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时候不同，过去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新创立企业是由海外归来的留学回国人员和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所建立。海外归国人士和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的兴起主要受两个因素激发：互联络的兴盛和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从1978年到1998年，超过300,000多中国年轻人前往100多个国家，他们中84%出去是为了继续求学，10%是为了工作。[vii] 截至1998年，只有不足三分之一返回中国，超过三分之二留在国外工作。然而，自1998以来，随着互联网热的出现和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商业环境大为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被吸引返回国内。从1999到2003年，约80,000留学生回到中国。这些最近返回的中国人被戏称为“海龟”。

　　尽管留学生回国的原因及回国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但很多人回国无疑是为创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从90年代末开始，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在高技术产业创业，在税收、融资、用地等方面采取了特殊优惠政策，并建立了产业孵化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是吸引海外归国企业家的四大地区。例如，在被誉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由留学生建立的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从1999年的仅251家增至2003年的1838家，占整个园区的15%。这些海外归国企业家在其所选择的领域里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38%具有博士学位，45%具有硕士学位， 57%持有专利。许多人有在硅谷工作的经历。在上海，截至2003年11月，有超过2700家海外归国企业家创立的企业。在深圳，根据2003年一项政府调查，总数为3000的留学生中有约500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王辉耀, 2005）。

　　互联网热和高技术产业不仅吸引了海外归国企业家，也将许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本土工程师吸引到私人工商业中来。这些工程人才受过非常坚实的技术教育，富于创造力，对市场需求有良好的感知。一旦有需求，环境变得有利，他们就投身商海了。尽管这一群企业家的最初繁荣早在80年代中期就在北京的中关村显现了，但过去十年无疑是工程师出身企业家的黄金时代。[viii]

　　断言正是海外归国和工程师出身企业家把互联网带到中国，更广泛地说提升了中国的新经济，或许并不为过。居于主导地位的互联网与高科技公司，诸如百度、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盛大、亚信（Asiainfo，第一个将互联网带到中国）、UT斯达康、当当网、中星微和东软等，均由海外归国或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创立。居于主导地位的咨询公司如零点咨询研究集团（Horizon Consultancy）和新华信－正略钧策（Sinotrust-Adfaith），领先的电影制作商华谊兄弟（HY Brother）和诸如汉能集团、软银中国（Softbank China）等主要私人资本投资与风险资本公司，也都是由海外归国企业家所创立的。

　　与靠微薄的金融资源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和靠银行贷款创业的官员出身的企业家不同，过去十年中的海外归国和工程师出身企业家通常靠外国风险资本基金创业。许多创业者很少受现金制约。他们的产权一开始就界定明确。许多成功的这类公司已在国内或海外股票交易所上市。所以，他们的公司管理也更为透明。

企业家改变了中国经济的

所有制结构

　　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在中国三类最主要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序列过程的兴起。现实中，他们之间存在一些重叠。甚至早在80年代初，就有一些有才能的人从国有部门辞职，自己创业。四川的刘氏四兄弟就是一个例子。1982年，刘家的四兄弟都辞掉他们在国有部门的工作，先一起创业，后来分家。其中刘永行和刘永好两兄弟现在位列中国最富有的人之列。第一批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也诞生于80年代中期，联想公司的创始人柳传志就是一个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柳传志兼有三代企业家的特征：如同许多农民企业家一样，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企业家活动；就像官员出身的企业家一样，他也曾拥有国有部门的“铁饭碗”；最后，他也是一名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然而，我关于企业家兴起的基本模式与现实是吻合的。

　　一个支持我论点的现存数据是胡润所搜集的中国豪富榜。[ix] 我通过手工搜索网站数据和私人咨询确认了2008年富豪榜前200名的背景，并将基本信息总结在表10-1里。[x] 在表中，我将背景归类为（1）农民与个体工商业者；（2）政府和国有部门雇员；（3）归国留学生与工程师；（4）香港、澳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居民。应该注意到，属于第四类的许多人也有农民背景。他们通过非法或合法移民获得了香港、澳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公民权。该表显示，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官员出身的企业家和海外归国企业家的创业年份，确实分别集中于1978至1987的改革头十年，1988至1997的第二个十年和1998至2007的第三个十年。注意，有趣的是，在1998年后创业的9个最富的人中，无一人是农民。这可以用两个因素加以解释。其一，过去十年中最富的人主要来自高技术和金融业，农民企业家在这个部门没有优势。其二，与90年代之前不同，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有才能者有更高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年轻人鲜有是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

　　另一个可供使用的数据集是中华全国工商联所做的《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这个调查自1993年以来每两年进行一次，可供使用的最新调查于2006年完成。[xi] 总样本有3837家私有企业。表10-2提供了私人所有者创业之前的职业背景信息。该表显示，不同职业背景的百分比随被调查企业的建立时间而变动。尽管数据加总损失了一些信息，但直到2000年总的趋势都是明确的。粗略地说，在创业前职业为农民、工人、低级职员和个体户者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前的54.4%到1996和2000年间的42.9%），而政府官员与干部的百分比则呈有上升趋势（从1991年前的5.9%到1996年和2000年间的12.3%）。

　　私有企业的兴起（加上本文未予讨论的外资企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以工业产出总值计，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80.7%降至1999年的28.2%；与此同时，非国有部门的比例从19.3%上升到71.8%。即使排除小型非国有企业，2006年国有部门的比例也下降至31.2%，非国有部门上升至68.8%。[xii] 按城市就业人数计，国有部门从1978年的78.3%下降为2006年的22.7%；同期，非国有部门从21.7%增长到77.3%。

　　本文节选自作者《市场的逻辑》（第三版）第10章，西北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出版。参考文献和图表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