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止不休》上映，引起了观众对主角人生抉择的共鸣，对纸媒黄金时代的集体怀念。围绕电影的时代背景、故事原型、社会意义等方面的讨论也不止不休。看理想音频节目《去电影院的路上》主讲人李竞菲，邀请《不止不休》导演王晶，来聊一聊电影中的社会议题、创作观念以及幕后故事。
竞菲：《不止不休》这部电影的置景里有BBS、QQ 、诺基亚 6600 ，也出现了一些典型事件，包括非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新闻等等，距离现在有20 年了。有可能对于年轻观众来说是有点陌生的，所以想先请你从北漂这个词来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来呈现？王晶：北漂这个词好像没有完全从大家的讨论语境里消失掉。它是一种没法扎根的、无依无靠的、有一点悲剧色彩的词。我是03 年到北京的，当时在一个大城市留下来，是挺理所应当的、带有正面想象的东西。我们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跟很多人聊，大家对那个年代的北京的回忆，虽然也没有买房，也没有落地生根，但是好像都还挺美好的。竞菲：电影中的故事从私人情感上和你的连接，是韩东这个主人公调查记者的职业背景，还是他其实代表了你某一种年轻时代的理想？王晶：我觉得韩东是一个普通又不太普通的人。他的普通在于他的出身，他的身份，他的生活际遇，可能跟我们很多人是相似的。但他的不普通又在于他的勇敢，他的精神世界可能跟今时今日很多普通人不太一样。我一直在说我可能也不是韩东，但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也希望大家看到电影之后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勇敢一点？这可能是这部电影所具有的精神力量。竞菲：看电影前我做了一些时代背景调查，电影中出现的《京城时报》有原型吗？大家说有可能是《南方都市报》，因为《不止不休》是来源于记者韩福东的一篇报道，是吗？王晶：其实我们最早是选定了人物原型的。他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市里，很正常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期。高中的时候他的眼睛意外受伤了，导致他不得以终止了学业。蹉跎了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业了，必须得设法生存下去。当时他的朋友推荐他从东北坐火车去福州的一个化工厂里面去上班。在北京站倒车的时候，为了消磨时间，他在报刊亭买了《南方周末》。报纸上所谈论的事情、所呈现的可能性打开了他的一扇大门。他认为自己也是有参与社会议题的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的。所以当他在福州的小工厂上班的时候，一边在 BBS 上发表自己对于社会议题的讨论，一边也试着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给各个报纸投稿。真实世界里面的韩东，就是因为 02 年给北京的《华夏时报》投稿，在众多文章里被主编一眼相中。主编觉得这个年轻人好像跟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臭味相投，就把他从福州的化工厂请到了北京来，他就成为了一个记者。他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一家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当我们在选取这个人物原型的时候，想讲的自然是他从 0 到 1 的过程。竞菲：电影中有一个情节，韩东的那支笔飞起来了，很显然是一个幻想性的情节。那个飞起来的笔又和杨利伟的画面连接在了一起。一个普通的记者和这个意象的连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画面设计？王晶：你刚刚的理解跟我创作之初的想法是一样的。当我们决定要拍一个以 03 年为时代背景的故事的时候，必然要从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去选取那些典型符号。我隐隐地觉得杨利伟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人这件事情，承载着一种宏大的集体梦想的叙事。它又好像跟我们电影的主角的叙事是相关的。有一天，我请导演组的伙伴帮我找一些当年新闻报道的视频素材。突然发现杨利伟先生在太空里面，很轻松地玩了很多东西，在呈现那个失重的环境。他手里那支笔，非常巧合地跟我们一开始给韩东设计的是一样的。当我看到了两支一样的笔，就知道怎么建立连接了。竞菲：对，那个场景有一点超现实，放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里，我觉得还是蛮大胆的。因为它很有可能破坏我们对这个现实故事的感受。影片的最后一场戏，实际上也是一个漂浮的意象，报纸飞起来了。王晶：其实是呼应前面的那一次失重。我觉得任何主义或者任何技法都是一个工具而已。作为创作者我本身的标尺应该是事件的真实性和情感的真实性。我觉得作为韩东也好，作为电影的情感线索也好，那一刻笔应该飞起来，这个是情感的真实，那我觉得它就是真实的。竞菲：电影中韩东来到北京的时间点，恰好是一个纸质媒体很蓬勃的时代。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在回望的时候，好像觉得纸质媒体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似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电影也说到了互联网不可轻视的作用。像韩东一开始被黄江慧眼识珠，其实就是因为他在BBS 上发了一个帖，然后黄江给他置顶了。最后韩东能够翻盘，他给黄江写了一封告别信，也是经由网络才能够达成他要做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这部电影是纸媒的挽歌，我倒不这么看。反而它在讲媒介更迭的时候，大家对公共议题的讨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我不知道你在处理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王晶：确实很多人看完之后说是一曲挽歌，但是我们创作之初没有这么想。如果是挽歌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拍这个东西。一个行业可能会经历起起伏伏的过程，但我们还是相信那个精神力是永远存在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一直在说一个词叫可能性。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在纸媒这个行业本身，有都市报的出现，市场化办报的宽松环境，才给像韩东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从事这个职业的可能性。包括互联网 1. 0 时代，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些社会议题的讨论，其实也是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其实不管哪个行业，它如果是具备可能性的，它可能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竞菲：其实说到这个可能性，影片有提到 2005 年的超级事件，就是《超级女生》。它其实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人人媒体的时代，给了我们机会去对一些公共议题做投票，好像真的有种一人一票的感觉。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一个报纸的诞生，要经过很多的流程，像做版、签版，下了印厂以后好像有一种神圣感。但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看上去好像可以更宽松地对很多公共议题发表意见了，还存在专业主义和信仰的可能性吗？王晶：那个年代，在文字或者语言层面的权责是挺清晰的，传播途径是相对自上而下的。就像电影里说的，记者要对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任。因为他的权力足够大，他可能会影响的人足够多。所代表和承载的意义，跟今天的自媒体是不一样的。同时那个系统其实还具有挺强的抗压能力。前段时间跟一个以前的记者朋友聊天，他现在也转做自媒体了，他说他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平台来做自己曾经相信和坚持的那些东西。退回到最后，我们作为一个个体，能改变的东西挺少的。这个电影在讲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个体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命运，但其实在更多的时候，个体的力量能做得不多。但是我一直说，我也不是韩东了，我没有他那么勇敢，那么舍身取义、不顾一切。我也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电影告诉别人，或者教唆别人说你们都应该勇敢地舍身取义。我只是觉得勇敢是人最宝贵的品质，我们在某一些时刻可以勇敢一次的话，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这个电影不是说只有记者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才是勇敢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可以勇敢。我们如果愿意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愿意去关注当下，然后在某些时刻发出勇敢的声音，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值得被记录的。电影一开始我写了一句话，也是韩东的台词，“世上的事，哪个跟我无关”。它讲的是人的社会性的问题。当我们在做出一些关键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私人的角度，还是社会一份子的角度，可能还挺重要的。竞菲： 从创作的角度，做这种既要兼顾时长，又要讨论社会议题的片子最困难的是什么？王晶：客观地讲，创作之初我们并没有完全把它当作类型电影，或者是商业电影在做。如果在商言商地讨论一个电影的市场反馈，我们可能都不会去做这样的题材，因为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大家更多的是靠着傻里傻气的勇敢在做这件事情。它不是要自说自话，表达对那个年代和记者群体的感怀。我们一直在谈它的社会性，传播的可能性，所以或多或少会掺杂进去一些类型方式。不光是这个电影，可能每个创作者都在试图找一个平衡。竞菲：是的，这个题材我们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过。以调查记者的身份展开的故事，我们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好莱坞式的，会把它套在一个惊悚或者悬疑的故事类型里面去预判。而以乙肝歧视为主线展开的故事，其实有其他的原型来让电影看上去更像类型片更刺激，你们在写剧本的时候考虑过这个方向吗？王晶：这个剧本我们前后断断续续地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坦率地讲，从创作的主观意愿上，我是想避免类型化或者惊悚性的东西的。因为我如果要做一个非常类型化的电影，可能不会用记者这个题材。2018年初我们有过一个版本，里面有很多法庭戏，也有一些调查记者深入虎穴、受到人身威胁的桥段。但是我当时觉得如果这样去讲乙肝歧视的话题，可能把它做小了，因为非黑即白挺容易的，但是这种容易会让我有点警惕。这个东西不是事情的根本，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挺复杂的。如果很多人看完电影说“我看了一个乙肝公益宣传片”，我觉得也挺值的。因为在今时今日，我觉得做科普这件事情好像都是一个很大的公德了。我们在写剧本找不到切入点的时候，正好听到故事FM的一期节目，是一个乙肝携带者的口述。这就是我们要写的故事，它不激烈，也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和矛盾。但它好像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反而具有了一些普遍性。一个普通的乙肝携带者怎么看待自我的问题？这个东西好像又跟我们电影想讲的韩东这个人物，可以产生互文关系。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地从这期节目里重新构建起了张博这个人物，从他背后再带出来乙肝携带者这个群体。竞菲：也有一部分观众反馈说，这部电影是全员好人。因为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无奈和良善之处，甚至包括帮他们做假报告，做代检的医生。我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大家看惯了类型片之后，可能会觉得这个电影靶子在哪？王晶：你说了两个特别好的问题。第一个是所谓的全员好人，我不知道类型片创作方法，但在学习剧本创作的第一天，我们就被要求说去理解每一个人背后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全员好人”是表扬还是批评了。然后是靶子的问题。从韩东的角度，他需要对抗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叫受害者的沉默，有点虚无。首先，受害者的沉默是无可指摘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选择沉默的权利。但是作为韩东而言，当他想要写出一篇报道，需要一些人去讲述的时候，他发现他遇到的是一个集体性的沉默。张先著也好，周一超也好，在当年也只是1亿乙肝战友之中仅有的一两个愿意站出来的人。王晶：是，他们是1.2亿分之一。真的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受害者的沉默太不常规了，甚至我都不觉得我们能讲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想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主观觉得要放在里面。竞菲：所以它背后是有一根很明确的引线，故事真正要呈现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到你在其他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个词，病耻感。王晶：对，什么东西导致了病耻感说不清道不明。直到做这个电影之前，我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先是相信乙肝的传染性并不强，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跟张博很像的朋友。他当时面临一些生活和情感关系里的困境，跟我坦诚他是乙肝携带者。我一瞬间感受到了震惊，但是震惊完了，很快接受了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层面是，我开始做这个电影时候，才系统地、科学地了解乙肝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就像电影里面姚主任说的母婴、血液、性行为。它们都不是日常的接触范围之内会涉及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几十年的时间都说不清楚，包括今时今日乙肝歧视依然是存在的。依然会有一些人群，在不经意间遇到了一个让自己过不去的坎。依然会有很多公益组织，互助会愿意为他们发声，做一些诉讼的帮助。一个乙肝互助会的负责人说，从 2020 年开始，受理的公益诉讼突然又变多了。 其实在我接触的很多乙肝占有人群里面，他们的故事、他们在生活里遇到的问题、他们的选择，我觉得在张博这个人身上有一定的典型性。首先我是一个病人，病人是一个中性词，我生病了是我身体的问题。然后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误解，对约定俗成的意识的接受，让这些病人成为了施害者。就像电影里说的，“你们都是有病的人，不要出来祸祸我们”，他们的身份转化成了施害者。在成为施害者的过程中，他们又为了保护自己或者身边人的感受，同时成了受害者。把自己包裹起来，选择沉默，然后选择遵照他人的成见，他人错误认知的行为准则，去过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是当时最让我有感受的一件事情。*本文有大量删减与重新整理，欢迎点击“阅读原文”，至「看理想App-《去电影院的路上：一堂电影观赏课》番外」收听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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