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男孩被性侵后，走不通的维权之路 | 人间

今年这个春节，对于我们家来说，是煎熬的。

过年前两天，打扫卫生时，我帮忙清理弟弟房间的书柜，看到一张不小心露出的小纸条。虽然纸条上字迹十分潦草，但经过努力辨认，依稀可见他十足的怨气：“她怎么不去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撞破了我的秘密。”

这个“她”指的是我，还是母亲，已经不重要了。但我知道，那件事于我们家没有结束，于弟弟更是远没结束。

窗外的世界一团喜庆、热闹，而我的内心却被迷茫和无助浸染。

去年6月的一天，我工作结束较早，想着近两周都未与家里联系，便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拨通后，镜头把一个满脸疲惫、眉头打结的中年妇女展示在我面前。

可能母亲没拿稳手机，镜头又晃了晃，扫到了饭桌一旁同样满脸郁色的父亲和中风后显得有些木讷的奶奶。我以为他们又在为抚养奶奶的事情忧心烦扰，毕竟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中风后，大伯和姑姑们显得不近人情，都在一个城市，却从不来探望。我刚想出言安慰两句，却听到了争吵声：

“当初你给儿子买手机的时候，我就是反对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是你的责任！”母亲说。

“买手机是为了方便联络和上网课。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你天天在家，怎么没有看管好他？”父亲生硬的语气一如既往。

我听出，他俩争吵的靶心是在弟弟——弟弟彼时正在读初一下学期，他小学成绩还可以，进了初中后就不够理想，一直没有进过班级前十，总是在年级两百多名徘徊——听父母话里的意思，难道是因为他偷偷打游戏被发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母亲似乎这才反应过来还在跟我视频中，赶紧反问我最近工作是否顺心，企图扯开话题。我再三追问，她才终于缓缓吐出实情：“比你想的严重得多。” 

弟弟上的是公立初中，学校宿舍仅为住得远的学生提供，其余学生都要求“通校”，即每天晚自习结束后返回家。手机自然是不能带到学校的，所以晚上回来后，弟弟还会再做上一会儿作业，有时也会用用手机，美其名曰“查资料和上传作业”。

但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发现弟弟“查资料”的频率越来越高，用时越来越久，有时连洗澡都会带手机进卫生间，好半天不出来。母亲一向尊重我们姐弟的个人隐私，一般不会窥探，但这次她觉察到我弟弟的反常行为，昨天终于在弟弟看手机时悄悄靠近，当弟弟感觉到母亲过来时，已经来不及切换屏幕，瞬时慌张起来，试图将手机藏匿。母亲便以“期末考试将近，好好准备考试”的名义暂时没收了手机，说等我弟弟放了暑假，手机便归还给他。

可母亲拿到手机后翻看弟弟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事情可能超出了她的认知和控制。

她不会转发微信聊天记录，只能一张张截屏后断断续续地发给我。从这些不完整的、有时顺序颠倒的聊天片段里，我大概捕捉到了一些信息——弟弟似乎是与一些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了，他平时周末和家里人说去图书馆，其实是去和他们碰面，还企图在暑假以“找同学玩”的名义去外地。虽说弟弟和对方似乎才建立联系不久，但他们聊天的语气一点也不生疏，例如下面的对话：

“哥哥，你周五想来接我放学吗？我和我妈说自己回去。”

“哦哦可以接你的，你几点下课？”

我胸口似乎有块石头重重压下，有些喘不上气。顾及青春期的男孩子最为叛逆，我和父母担心贸然的摊牌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考虑到我弟弟期末考试即将来临，为了不影响他，大家决定暂时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按兵不动。

而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文字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我与弟弟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但在家里他最愿意与我沟通。以前他读小学的时候，事无巨细都会和我分享，比如班里同学的绰号，小店最好吃的小鱼干包装，英语老师的电脑桌面背景是魏无羡，养猫的邻居衣服上总是布满猫毛，外婆听力不好却总喜欢拉人聊天……这些都让我觉得弟弟和我很亲。

后来我到外地上班，工作忙，回家也少，我俩也只能在见面时多聊上几句。这两年，弟弟进入青春期，跟我的交流意愿明显降低了，但我也没多在意，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的过程。在我心目中，弟弟还是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独立、自律。

父母的感觉应该跟我类似——虽然家事繁忙，父亲忙着工作、频繁出差，母亲忙着操持家务、照顾几个老人，但他们一直觉得两个孩子是自己最大的安慰和骄傲。

一周的出差结束后，我在6月的最后一天向单位请假回了老家，准备和期末考试结束的弟弟好好聊一聊。

起初，我的重点就是说服他收心学习，不要和与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当然，我并不想说教，一开始是各种迂回试探，与他主动分享我最近的喜怒哀乐，期待他打开心房，能主动给我说说他最近的生活。然而软磨硬泡了整整一个下午之后，弟弟也只是告诉了我一些学校里发生的不痛不痒的琐事。

他起先与我并排坐着，讲起科学老师被调去带初三了，新来老师的上课方式大家不是很适应：“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入围了一个校园比赛，但比赛前一天淋雨感冒，发了高烧，嗓子也哑了，只能错过比赛……”

说着说着，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拿出一沓素描练笔作品给我看。

“初中作业好多，好久没有去上周末的画画课了。”他有些抱怨的口气，又坐回椅子上，头顺势向后仰枕在靠背上，眯起了眼睛，“想不起来了，姐，大概就这些吧。”

我想起他与网友的聊天中，似乎有提到“照片”，于是灵机一动，借用照片的事儿，“诈”了他一下：“我在网络帖子上看到别人发了很像你的照片，说的信息也和你的吻合——你最近有把自己的自拍照发给什么人吗？”

他一开始很迟疑，几番吞吐之后，终于磕磕巴巴地说了起来。原来，他真的有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已经步入社会的人在联系，或者说，在“交往”：“我们见过几次面，有一起逛商场、一起逛公园，甚至还去他家里喂过猫……”

弟弟长相清秀，从小很受女同学欢迎，现在孩子普遍早熟，我曾经设想过他可能会早恋，但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是比他大十几岁的男性。这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过的各种新闻开始轮番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我一时无法接受，但不得不面对。

“我也不确定我喜不喜欢男生，我更多的是好奇。在他家喂猫的那天，他亲了我，并且抚摸了我下面。”他涨红了脸，“但最后我拒绝了。” 

我内心慌了神，但表面仍然强装着镇定。

虽然我不知道弟弟的话还有没有保留，但我宁愿相信他没有彻底逾越，并小心翼翼地与父母传达、解释。

母亲听后，差点晕过去：“这事传出去，我老脸往哪搁？”

然后，她又开始指责父亲老是出差，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和陪伴，没有从男性的角度与弟弟科普青春期会出现的第二性特征。父亲低着头不说话，看不清表情。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掏出手机，给我们展示家长群里前几天转发的某中学一位学生因与父母吵架后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们还不能说他，万一自尊心受不了……”

家庭会议紧急召开，最后达成一致：第一，停止相互指责和精神内耗，此事保密，万不得已，绝对不出这个家门；第二，医院检查及取证，有无受伤及传染病可能性；第三，查询相关法律，并探讨是否报警。

我家虽在小城市，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门诊也还是爆满。时间紧迫，我们第二天一早挂了普通的儿童外科门诊。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医生，看起来像是刚实习没多久。

医生询问病情，我弟弟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我们想测个骨龄，看看还能不能长高。”我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医生小声说道，“能不能麻烦您顺便给看下我弟弟肛门有没有开裂？”

医生听后有些诧异，此时一位穿着白大褂、更年长一些的高个子医生走了进来。年轻医生忙起身让位，两人一番耳语，高个子医生点了点头：“这样，我先和你弟弟单独聊聊，麻烦你们出去一下好吧，把门带上。”

几分钟后，年轻医生喊我们进去，高个子医生坐在主座上敲着电脑：“没什么异常，肉眼看不出来。早饭没吃的话，刚好去楼上抽个血化验一下，给你们开个单子。”

随后，弟弟抽了好几管血，分别检测丙肝抗体、HIV抗体、梅毒检测和乙肝三系。下午2点的时候，报告才终于出来，好在结果都是阴性的。

我又独自去找了那位高个子医生，他告诉我，病毒也有潜伏期，不放心的话3个月后可以再复查一次，肛门其实会自愈的，即使开裂过，过个十天半个月的也会恢复。针对我弟弟这种情况，最好要预约心理咨询，进行性别认同心理干预，而且得去上海这些大医院。

我对这个医生连连道谢，想想疫情管控，出省不易，小城心理医生少，也容易遇到熟人，此事只能之后再议了。

从医院回来后，弟弟的期末成绩也出炉了——排名直接降到年级500名开外，班里25名之后，按照现在中考后50%分流去职高的政策，他能否考进高中都岌岌可危了。

我父母想约班主任当面聊聊，多了解弟弟在学校的情况。班主任似乎太忙了，只好电话沟通。这件事情肯定是影响弟弟成绩的一个大原因，父母却又不方便与老师说，只能拜托老师多关注下弟弟。

之前与弟弟的交流中，我听他描述过，有一次下雨天，他没有带伞，淋雨去了食堂，晚上回来就感冒了。我推测他在学校交友可能不是很顺畅，不然为何不和朋友“拼伞”？我干脆直接问班主任老师：“我弟弟在学校是否存在被孤立、霸凌的现象？”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老师也说了：“一般像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会分成两拨，喜欢打篮球的会凑成一拨儿，成绩好的学生凑成另一拨儿。”言外之意，像我弟弟这种成绩中不溜秋、又不喜欢体育的男生，的确同性朋友不多。我知道在学校和他聊得来的几位女同学，有一次因为出黑板报也跟他闹了别扭，我弟弟赌气，本来周五4点前就放学了，他硬是一个人画完了整个黑板报，7点半才回家。

老师最后说，他留了一本课堂同步练习的答案在学校门岗，让我们有空去取，叮嘱弟弟趁暑假把基础补上来。

与弟弟的班主任谈完后，我意识到，也许正是没有同龄人可以探讨身体悄然发生的变化，在苏醒的荷尔蒙的刺激下，使得弟弟渴望同性的关注。但他仅仅13岁，心智尚不成熟，却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

我们查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在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方面，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但大部分的法条都是保护幼女的，对于男童的说法，只存在于“不满十四岁的男童不可以作为猥亵罪的受害人或猥亵对象”，即不论是否使用性交对男童实施淫秽行为，嫌疑人至多只会受到猥亵罪的处罚。

即便如此，家人还是决定走法律途径——报警。

我们拨通了110电话，民警说要么他们派警察上门访问，要么我们去就近辖区的派出所报案。我们担心事情被邻居盘问，做了弟弟的思想工作后，晚上去了派出所。

报案大厅里，里面一排电脑办公桌，外侧坐着三三两两做笔录的群众，中间隔着宽大的大理石台面。我们恳求，事情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是否可以到大厅内间做笔录？征询了值班组长意见后，民警们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我弟弟选择让我陪同他到二楼做笔录，母亲在一楼大厅单独做笔录。

第一次笔录，来了两位警察，没穿警服，穿着便服，有一位甚至没有挂工作牌，就开始了盘问。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到警局做笔录，难免有些紧张，我一再叮嘱他要实话实说。

大概是现场的气氛对弟弟有了压力，在警察事无巨细地盘问下，他把自己和那个男人的事情和盘托出——果然，他先前与我的交谈是有所保留的——他的确是被性侵了，而且是两次，一次在对方家中，一次在对方车里。他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在对方各种威逼利诱下，没敢告诉家里人。

“他说要带我去商场吃大餐，让我上车。”弟弟的耳根子微微红了起来，顿了顿，又往下说，“我坐进了后座，下一秒他也进到了后排，开始摸我，并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那你当时什么反应呢？”警察追问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他锁了门，力气又比我大。我让他不要这样，但是他没有停止。”弟弟微微低下了头。

“是什么车子呢，还记得吗？”

“黑色的，宝马。车牌号不记得了。”弟弟努力回想着。

虽然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真相来临的一刻，我还是极为愤怒，想要那个男人就地伏法。主要负责盘问的警察出去了一下，似乎去请示了下领导，几分钟后又回来，重新问了我们一遍信息。

我注意到，此时电脑屏幕上原本登记为的“民事案件”，已经改为“刑事案件”。很多细节问题被反复盘问了几遍，大概是为了确保细节都正确——我也才进一步知道，或许是在学校朋友太少，2个月前，弟弟安装了一款交友APP，然后在上面和那个男人认识后，迅速熟络起来。

作为物证的手机，暂时被扣押在警局，警察将弟弟与那个男人的聊天都复制了下来，并把对方朋友圈的照片进行人脸比对。做完笔录，签字画押后，都已经夜里11点多了。警方说，基本已经锁定嫌疑人了，但是身份信息不能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如果日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才可以请律师来申请被告人的信息。”

夏天夜晚的风，清清爽爽，我们都觉得案子马上要水落石出了，坏人一定会尽快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我弟弟的阐述，那个男人应该知道我们住在哪个小区，母亲甚至一度想要搬家，提防他出狱后找我们实施报复。

过了两天，警方又要求做第二次笔录。这次笔录是我母亲陪同弟弟做的，问的问题和之前的大同小异。负责这个案子的吴警官还用企业微信加了我妈妈微信好友，说方便联系。我们有点感动，觉得遇到了好警察，感觉光明就在前方。

果然没过几天，警方来消息说，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并且口供与我们描述的案情基本一致。警方说，嫌疑人的家属想和我父母见面聊一聊，问我们愿不愿意。当时我们觉得，他们要求见面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取得我们的谅解书，给他儿子减轻刑罚甚至是撤案，所以很坚定地回绝了。

到这里，我以为案子到这里就等着结案了，然而，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7月底，警方第三次要我们去录口供，并且重点盘问了我弟弟的年龄。因为农村都讲“虚岁”，我弟弟2008年出生，月份较小，按习惯，虚岁要比周岁大2岁，所以回答，“15虚岁，13周岁”。警方追问弟弟，是否向嫌疑人提过自己年龄。弟弟回答，对方一直知道自己上初一，第二次在车里的时候有说过年龄。我妈妈补充，弟弟和对方手机聊天记录上也说过出生年月。

警方要求我弟弟做声音测试，我们配合，警方还想拍摄弟弟腋下和私处的照片作为办案补充资料，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我母亲拒绝了。

自那之后，吴警官似乎变得特别忙，一条消息几天不回复，电话没说上两句又会被挂断。据打听，嫌疑人那边请了律师。我不知道吴警官态度的180度转变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对方的律师疏通了警司内部的关系？抑或是嫌疑人一家有着不错的财力和势力，找了上头的人要压下这个案子？

又过了20多天，警方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妈耐不住，主动去派出所询问，结果被告知，对方已经翻供说和我弟弟是“自由恋爱”，而且当初我弟弟说他已经15岁了。现在案子已经被检察院驳回，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对方已经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人已经放出去了”。

我妈感到天旋地转，紧急与我商议对策。我于是给一位还算熟悉的律师打了电话，考虑到弟弟和家人的名誉，一开始只说是我一个亲戚家小孩遇到了事儿，请教他该怎么办。

那位姓许的律师转行之前算是我的老师，他讲：“如果男孩子已经满14周岁了，那根本没得谈，不管是不是自愿，对方都不犯法，目前中国的法律在这一块儿就是这么规定的。案件的细节我不了解，如果有需要，可以做法律援助。”

我又和父母商量了下，觉得律师懂法，比我们自己瞎琢磨更有利于摸清形势，遂决定请许律师帮助。第二日，我们便约了时间到律师事务所。许律师念在往日师生情面上，以平时收费的六折接受了我们的请求，父母付了6000元作为报酬——这仅仅只是“公安局阶段”，如果后面案子进入到“检察院阶段”和“法院阶段”，还要各付6000元。

这些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为了讨回一个公道，也唯有如此了——嫌疑人雇了律师后，形势就急剧转变，我弟弟本就是受害人，我们当然更希望借助律师的力量，早日得到公道的判决。

我们几乎不叨扰吴警官，但偶尔发给他的微信基本收不到任何回复了，电话打过去，也总是对方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播报。

“老妈，你号码不会被他拉黑了吧？这样，你试着用我爸的手机给他打一个。”

我的猜想被验证了，电话接通了，吴警官先是一愣，马上又敷衍了我们几句，说案子还在搜集证据呢，又说自己忙，就挂断了。

母亲后面去警局要见吴警官，被告知人不在，在大厅冷风口整整坐了一天，吴警官才终于肯露面。他这回承认了自己拉黑我母亲电话，说是因为警局是个中立的身份，不能与我们太接近，还说要是我们能够提供新的证据就好了。

但我们的确没有新的证据了，案发已经这么久，嫌疑人的精液啥的肯定没有保留下来，公园门口、小区门口以及车里的录像我们也调取不到，警方说他们去查过了，“已经被复写了”。

同样是从办案大厅出来，报案那晚的夏风清清爽爽，而这寒夜的风，萧萧瑟瑟。

律师不能办案，只能推动办案，这种状况下，我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许律师身上，希望他能跟警局多多联系。

许律师一开始找过吴警官一次，沟通了三件事情：第一，此事绝对不能让我弟弟的学校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警方回应理当如此）；第二，查查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其他未成年人犯罪，如果有，可以数罪并罚（警方说目前没有接到其他未成年人或监护人报案，对方也矢口否认，这方面也并没有相关证据支撑）；最后，许律师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吴警官，说若是对方监护人需要与我方沟通，让他们找他。

后来，嫌疑人的父亲果然打电话来联系许律师了，但语气里听不出半点愧疚之意，只懒洋洋地说：“你们撤案的话，可以给你们5000。”许律师前期和我们沟通过，知道我们无法接受，也转达了我们的态度。

虽然从业多年，但许律师说他此前也并未办过类似案件，而男性青少年性侵案件在我们报案的派出所也是头一次遇到。最后，许律师安慰我们：“对方第一次的口供是承认了犯罪事实的，手机上被删除的聊天记录也恢复了，很多露骨的语言也成了犯罪证据，警方还在收集更多证据，会把案子整理再次呈交检察院的。”

我们无处安放的心又稍稍得到了一丝丝宽慰。

事情告一段落了，弟弟也升入初二，我们尽量不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自尊心。

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父亲依旧频繁出差，但也会主动找弟弟聊聊男孩与男人的话题了。为了让谈话更自然，我和母亲不会在场，但能观察到，每次聊这些不久，弟弟就会借口上厕所、喝水等来终止聊天。我想，也许父亲囿于传统与有限的知识，也没能力很细致地对弟弟进行性教育，只能浅尝辄止。

经过这件事，母亲苍老了许多，瘦了一圈。她对弟弟更是严加看管，不准他使用手机和电脑，还在家里客厅安装了监控。起初，弟弟由于觉得自己做错事在先，对母亲这种管控默默接受了，但后来有时会吐槽，并悄悄将监控的探头转向墙壁。

我也在工作之余经常打电话回家，和弟弟聊聊生活和学习上的事。这年国庆假期，我还带他去了向往已久的西湖，欣赏了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希望增加姐弟交流的同时，大自然的宽阔和历史的浩荡能让他身心放松，对他的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是我们特意问了弟弟的交友情况，弟弟的班主任也积极调解，让弟弟和之前因为出黑板报而闹翻的女同学重归于好。弟弟也新交了一位朋友，是隔壁班一位在同一培训机构周末学习画画的男生。我替他开心，也许，弟弟缺少同性朋友的情况短期内还是很无解，但希望他不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从表面上看，弟弟的心思回到了学习上，新学期的期中考，在班级回到了前15名。只是，我们都很清楚，经历了这件事，弟弟对于恋爱这个话题变得极其敏感，尤其当不明所以的亲戚们开玩笑盘问后辈们有没有早恋时，他显得尤为局促不安。他以前喜欢看《陈情令》和《天官赐福》这样“双男主”的影视剧，还央求过我借他使用VIP账户以便观影顺畅，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

时间悄然过去了大半年，许律师也好，警方也好，都没有再主动联系过我们。我母亲常常叹气，暗自落泪，人肉眼可见地衰老下去。有时隔了一个多月，她会按捺不住给许律师打电话，也会被挂断，得到一个微信回复“正在开庭，晚点联系”。可一直等到了晚上，也还是杳无音信。我偶尔也会问许律师案件的进展，有一次他回复：“吴警官正在疗休养，等他疗休养结束后，再与他沟通。”

而吴警官那边，老是和我们说他很忙，还在协商等等。另外，他还说过我们一句：“你们受害人请什么律师？白白浪费钱。”这句话我不解其意，他是心疼我们请律师浪费钱，还是怪我们请律师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好不容易等吴警官疗休养回来了，又碰上要召开“二十大”。我们被告知检察院的材料需要等二十大召开后再呈递。盼着盼着，又赶上了疫情新政策，吴警官说他阳了，无法办公，“上头的人也都阳了，无法线下会商”。

拖着拖着，就到了过年，都放假了，会商又黄了。

似乎永远都有事情排在我弟弟被性侵这个案子的前面。我们想过直接法院起诉，被许律师告知：“这个起诉和判决可能会是个拉锯战，甚至可能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想过起诉那个APP公司，告这个交友APP不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直接绑定微信就可以登录，没有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但再次被许律师提醒：“这样的公司一般都会雇佣大律师，我们起诉的胜诉率极低。”

我们也想过是否求助于媒体，但又碍于保护弟弟的隐私无法声张。我们还想过拨打市长热线，但我妈总觉得惹怒了警方，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总之，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是受害者，却处处受限，条条路都走不通。

一晃就过年了。我回到老家，弟弟也放寒假了，比起大半年前，他又窜了个子，可对我已经没那么亲昵了，愈发寡言。即便我在家，他也是躲在自己的房间看书。

那天，我借着打扫卫生的由头进到他房间。房间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布置，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架。我打扫他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书籍，大多是教材教辅，还有一些学校要求阅读的名著和课外读物。我留意到有一本笔记本落了灰，轻轻拿起准备擦拭，不料，掉出了张小纸条——“她怎么不去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撞破了我的秘密”。

我一阵心寒，觉得眼前的弟弟是如此的陌生。无论是我还是母亲，都在为他这件事忧心奔走。没想到，反而让他心生这么大的怨怼。但我也能理解，那件我们不摆在桌面上再提的事，一定也在他心里激起了千层浪，哪怕他什么也不说。

弟弟背对着我，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我压抑下自己的情绪，继续整理书籍，整理到初中课本时，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我们以前科学课本上有一幅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图，不知道你们这一届还有没有哦？”

“有啊，我们班大部分人都用纸把那图糊上了，我也是。”我弟弟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啊，糊上了还咋上课，老师不讲吗？”没想到，我初中时干过的事情，到了他们这个时代，依然是这么处理的。

“老师不管，都没讲几句，让我们自己看了。”弟弟依旧漫不经心的，可是他内心明明那么好奇，才这么大胆地去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不好再去责备他，只是想，这世界上又还有多少像我弟弟这样的案例呢？学校性教育隐晦，而好多父母跟我父母一样忙于生计，碍于传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讲性知识，这样的状况，还会让多少孩子因为好奇而误入歧途甚至受到侵害呢？

作为姐姐，我很自责没有早点发现端倪，也不知如何才能完全卸下他的焦虑和压力。鉴于弟弟比较抗拒去看心理咨询师，我只能打算等放暑假时再和他好好聊聊，带他去一趟上海，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新学期开学，由于疫情政策放开，感染人群增多，学校又开启了网课模式。父母要上班，没有办法时刻盯着弟弟，弟弟又开启了经常使用电脑上网课、使用手机交作业的生活。而监管他的，仅仅就是客厅墙上那个“狐假虎威”的摄像头，但谁都知道，那用处并不大。

弟弟是否还会在网络中继续寻找“慰藉”，我不得而知，也无计可施。

我也在想，网络无所不在的年代，性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下，国家是否应该加强对青少年上网的监管？而国家的法律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让未成年男孩和女孩受到一样的保护？事发时，我弟弟尚未满14周岁，即使是14周岁到17周岁的男孩，就真的有判断此类事情的能力了吗？

如今，从报案到现在，已经过去9个多月了。许律师告诉我们，取保候审最长时限是1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不能正常立案，对方还能继续取保候审，这件事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他也表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案子，检察院和公安局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但还要进一步会商。我们心里仍然存留着对于法律途径的最后一丝念想，希望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

当然，万一还是最坏的结果，我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定要试试看法院起诉的漫漫长道。我写下这篇文章，也希望社会机构和有关部门充分考虑此类事件背后众多潜在的受害者，并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毕竟，社会低估男孩被性侵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很多遇到这类事情的家庭，跟我们一样，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途径来获取救助。

这样的事情，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我家人身上，我也不希望谁成为下一个。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