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羁押57年

1953年，欧树20岁，生活在云南省弥渡县城北面一个叫黄旗厂的村庄，母亲死得早，跟父亲卖豆腐为生。85岁的堂姐欧马兰说，他“人好，肯帮人”，但有一天在村里“被公社捆走了”，他父亲在卖豆腐时也被抓，“听说是参加了一贯道，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组织。”

五十七年，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一个月前，77岁的他获释，被人搀扶着走出官渡监狱，家乡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躯和淡漠的亲情，让他只能整日蜷缩在床上，就像来到另一个监狱。自由和故土就在门槛之外，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他的刑期为何长达五十七年，在牢狱中怎样度过漫长岁月？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变革期的这五十七年风雨，是否也逾越高墙波及其命运流转？五十七年之后又如何面对一个全新世界？他会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体制化然后又被自由所杀的假释老头吗？

五十七年牢狱结束后，他在自由世界的孤独中等待死亡。

    新街镇敬老院坐落在镇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缅树下。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残败古庙的一角，泥墙上挂的还是撤乡并镇前的“新街乡敬老院”木牌，储物柜外侧可见30年前漆写的“新跃公社”字样。正在膨胀的小镇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时光与尘世之外。6月28日，这里来了一个同样命运的老人。两名监狱警察开车从几百公里外把他送来，恳请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现在释放，可是家里人都死了。”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东北角烤火屋的隔间里，曾先后有4名老人在此度过最后时光。现任主人离终老也并不遥远，他佝偻得厉害，双腿像竹竿一样细，需要扶着旁物才能走一点路。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塑料小桶做夜壶，这样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厕。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扎上，让他坐地上时垫着，还可以手拉着袋口在地上挪动。

    他来这里10天后，我们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他正这般姿势坐在地上抽烟，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他瘦骨嶙峋，牙齿几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给他点上一支烟，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灭，独自发呆。“你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凑近他耳朵大声问。“十多年了。”“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在家了嘛！”这时他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再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二十几了”，还说“想做点事业”，继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没听懂。

    我们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欧树。”他抖着手，两次写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欧感谢政府与干部”，全是繁体字。然后继续发呆。

    “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敬老院院长戴学义说。更多时候，他坐在床上，斜靠着墙，眼睛似闭非闭，看着白昼升起和黑夜沉降。他如果在想着往事，往事就像蚊帐里的苍蝇，嗡嗡地在脑海里进出。

    1953年，欧树20岁，生活在云南省弥渡县城北面一个叫黄旗厂的村庄，母亲死得早，跟父亲卖豆腐为生。85岁的堂姐欧马兰说，他“人好，肯帮人”，但有一天在村里“被公社捆走了”，他父亲在卖豆腐时也被抓，“听说是参加了一贯道，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组织。”

    这年11月19日，欧树入监，次年被弥渡县法院以“一贯道案”判刑4年。由于现存档案里找不到这份判决书，无法得知其犯案经过。当时，这是“反革命罪”的一种。

    一贯道是一个多神教，同时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所谓“五教合一”，兴盛于明清，建国之初已成为中国各会道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中共华北局调查认为“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取缔一贯道是随着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为打击会道门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

    欧树父子俩被送往60公里外的宾川县牛井劳改农场。4年劳改就要结束时，他却被指“抗拒改造，装疯作傻，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敌对”，一天深夜企图夺枪逃跑。随后拒绝吃饭和劳动，“几次收拾行李，东张西望，随时打算逃跑，自称是自由人，公开对抗管教，”在又一次逃跑被抓后不久，1958年1月，宾川县法院判他“加刑15年”。

    但欧树仍“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到底”，包括3次把棉桃摘了110多个埋在土中，盗窃犯人物品，侮辱、诬蔑女干部、女犯人、女学生和过路妇女，公开称一名一贯道女犯为师母，并默念“三宝”。再次逃跑未遂后，1959年6月他接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

    1960年，欧树被送入省城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它刚从一家管训所转变不久，后来成为全国唯一一所以关押重刑毒品罪犯为主的高度戒备监狱。欧树档案里的两张1寸黑白头像，可能就是在那时照的。他留着短发，挂着“334”号囚牌，眼神似笑非笑。

    50年后，一名狱警开车带我们进入这块神秘之地，道路如迷宫般曲折，到处是高墙电网，监舍的走廊和窗户都被铁条密封，一切皆在掌控之中。当年轻的狱警们笑着说这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时，我们在惊叹欧树竟然在这里呆了48年，直到2008年转入另一个监狱。

    48年里，他换了好几个中队（现在称为监区），经历了三代狱警的管教，对监狱的历史也许比许多狱警都清楚，但没人能详细聊起他在这里的48年生活，因为狱警换岗频繁，而他只是流水般进出犯人中沉默的一个。

    1963年和1972年，他两次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省二监时，说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说女犯是他老婆，有80几个，他母亲是他大老婆，两个姐姐是小老婆，石科长是他父亲，他原名叫石汉。劳动中打瞌睡，不遵守纪律，一会报自己18岁，一会又报19岁。”

    “对自身情况缺乏应有的认识，虽一再给予加刑处分，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且说：来这里是打百分，玩玩，说话颠三倒四。词语结构上逻辑性极差，有明显之思维破裂现象。”

    1971年，欧树以“二流子”的“个人身份”参加这年度的评比检查，小组会上表达了“不敢对罪恶推卸”的忏悔和“不逃跑，不无理取闹”的决心——“政府不杀我给我宽大改造，我要很好的接受改造”。小组长称赞他“劳动是埋头的干……不推辞，成天拉车，不说二话……很冷天气，穿单衣不叫苦”，同时批评他“态度极为恶劣，不接受监督，开口骂人”等等。 

    最后，中队因他“精神不正常”，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表现较好，遵守纪律一般，未发现突出违反的情况。”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极大扭转了持续30年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废止。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这部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最为典型的是把“反革命罪”写入其中。

    不过，它对像欧树这样“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犯的刑罚，要远轻于建国之初。而且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如确有悔改，可以减刑和假释。

    1980年，云南省二监决定为“劳改时间已长”的精神病犯欧树申请“清除释放”，但主管机关没有同意。对此，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一名官员推测，反革命罪当时仍是重罪，涉及政治因素复杂，再可能加上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欧树没有达到当时的释放条件。

    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颁布，“反革命罪”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文指出，无期徒刑罪犯如确有悔改，在服刑2年后，可以减刑至13－20年。

    1999年，云南省二监再次上书，建议将欧树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10年。此时，欧树作为一名无期徒刑犯已服刑整整40年。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极为罕见。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指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为12－22年，一般为15年左右。

    欧树并不能逾高墙感知外界春秋，但他的独特经历见证了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不擅表达的他也可能只是被遗忘了，从而一呆40年。现在，加紧完善中的司法制度开始给他带来转机。

    2个月后，云南省高院裁定为欧树减刑至18年。虽显保守，但从此开启了减刑的阀门。2002，2004，2006，每两年就减刑一次，从1年3个月到2年不等。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也许是打字员的疏忽，或许是“一贯道”这个词实在让当今法官生疏，2006年的裁定书，居然把“一贯道罪”误写成“一惯盗窃罪”，发现后补文改正，又错写成“一惯道罪”。

    2005年2月，72岁的他转入新成立的十一监区，这里关押老病残犯为主，一名叫刘涛的警官说：“如果身边都是中青年人，他们会发现自己动作迟缓，思维退化，容易产生自卑感，回归社会的信心不足。”

    监狱大门离欧树越来越近，但他的背也越来越驮，走路蹒跚，其他犯人必须完成的轻微劳动任务，他老得无需理会，跟当年那个愤怒、叛逆，随时想要逃跑的形象相隔万里。

    十一监区宿舍是一栋崭新的外走廊式结构大楼，通风、采光均佳，楼下是开阔的放风活动区。欧树住在最顶层4楼，刘警官说，“他意识比较清楚，生活能基本自理。”

    透过铁栅栏，欧树可以看到正对面小山坡上的红砖旧平房，那是监区值班室，警官下班后有时坐在露天藤架下的椅子上抽烟，这是高墙内留存不多的旧印记。四十多年过去，监狱也在变化之中。除了硬件的改善，也包括让自身去神秘化。2007年起，每年都有海内外人士在开放日进入这座监狱参观。刘警官认为，这不仅是新时期狱务公开的要求，也是对服刑人员人性化管教的全新方式。

    2008年1月22日，欧树和200多名犯人转入官渡监狱。由于警车不够，一些犯人坐着旅游大巴开始了1个小时的奇妙旅程。云南省二监已从当年的郊区纳入二环市区，通往官渡监狱的101省道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汽车。对欧树来说，隔着汽车玻璃，1个小时看尽高墙外半个世纪前后的变迁，不知是欣喜还是残酷。

    官渡监狱七监区。欧树在此度过57年监禁的最后2年半时光。7月21日下午，管教警官王桂春带我们走进这栋红白相间的3层楼房，里面关押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重刑毒品犯、暴力罪犯和老病残犯。他们在走廊踱步，或安静呆在房间里，门都开着，上下层铁架床，不像西方电影里的监狱，倒很有些大学宿舍的模样。穿过贴满了健康宣传内容的走廊，王警官进入一楼最里面的房间，一名在床上斜靠着墙的85岁老人缓慢起身以示敬意。“你多大了？”王警官探身问。“100岁。”“吃过饭没？”“吃了。”老人木然回答。

    “全答错了。”王警官转身悄声告诉我们，“欧树差不多也这个样子，但要矮些，身上更干净。”

    欧树以前就住这里，房间里有饮水机，带马桶和太阳能淋浴的卫生间，马桶旁特配置了不锈钢扶手。大楼还驻有其他监区没有的医务室，18名护理人员24小时照顾老病残犯的生活起居，监区长？说，这里就像地方上的敬老院。

    欧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差，刚来时病恹恹的，显得自闭，监区以他“患有老年痴呆”申报老病残犯。3个月后，一名健壮的中年犯人被分配负责照料他，包括打饭、端水、洗碗，每半个月为他理发、剃须、剪指甲，晚上还要睡在邻床上，警惕可能发生的意外。

    欧树乐于享受这一切，身体和精神状况开始好转，体检的主要指标甚至好于很多老犯。“他保持着当年参加一贯道的习惯不吃肉，但他胃口挺好，一点腌菜就能吃光一碗饭，感冒极少，心态乐观，逗他还会笑。”王桂春说。他既是他这2年半的责任警察，也是医务室的负责人。同样与西方电影里狱警形象不同的是，他戴着近视眼镜，侃侃而谈，像名语文科教师。 

    欧树不热衷与同龄犯交往，“脑子有点昏，有时答非所问，”但护理帮他理发或者洗澡后，他就来了精神，哼起革命红色歌曲，尤其喜欢《跨过鸭绿江》，一次还动情流泪。但如果讲故事，又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汪精卫为“汪主席”。

    除此之外，欧树从不提及家人和此前漫长的牢狱时光。当少数“三无”犯人（无亲人会见、书信往来、无汇款）感到被家庭抛弃而绝食、自残时，欧树从不显得同病相怜、自怨自艾。王警官认为，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三无”生活。

    欧树也在习惯另一种生活——被尊重的集体生活。他抽烟时，别人会给他点火（他手脚不灵便）；他和犯人们互相打烟，尽管不多，足可彼此慰藉。早上6点半，护理会搀扶他在露天活动区散步，点名前他就站在走廊上大叫“点名了，点名了！”似乎这是他的责任。逢年过节，他被邀请参加监狱座谈会，吃到水果，得到毛巾、牙膏、香皂之类的礼物，还可以观看犯人们的歌舞表演。

    他从不和犯人们交恶，偶尔大家开玩笑过了，他假装生气，脱下鞋作势要打人，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轻轻落在对方身上。他和警官们“吹牛”，对方从不置疑其内容真假，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善于倾听”的工作方法。王警官说：“只要他高兴，觉得被认可，有存在的价值，这有利于他改造成功，早日回归社会。再说，置疑一名老人也没啥意义。”

    欧树越来越离不开影子般的这名护理，半个月过去，他会像闹钟般精准地提出剪发，“一刻耽误不得。” “他把监狱当成了家。”王警官说。这让他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在监狱里服刑50年的布鲁克斯。他把监狱图书馆整理得井井有条，从中得到乐趣和尊重。他的黑人囚犯朋友对此生出感慨：“监狱很有意思，刚开始时你厌恶它，渐渐你适应它，最后你离不开它。这就是被制度化了。”

    2008年6月，欧树获第五次减刑。但对他这样的老犯来说，假释或保外就医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不久他得到了这个机会。由于“老衰”和“重度贫血”，他所在的七监区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建议“联系家属，并办理保外就医”。其时，欧树家乡的行政隶属关系已随时代巨变发生多次变更，监狱辗转找到当地派出所，得到的回馈却是“亲人亡故多年”，无法具保。

    布鲁克斯得知假释消息，用利器胁持一名犯人妄图阻止自己走出监狱。相比之下，欧树无法保外，对自由的渴望却没有消退。他会继续从垫被下掏出那个用塑料袋和衣服层层包裹的减刑裁定书，读给同室人员听。“回家，回到出生所在，尽管这记忆模糊零碎，却是他这个老人的本能。”王警官说。

    可是，欧树对外界是否也像布鲁克斯那样心存恐惧？半个多世纪来，监狱是他唯一认识的地方，尽管他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参加时事政治和文化课学习，但世界变化太快，昆明新机场就在监狱附近开建，七监区正前方500米，象征着“时不我待”的机场高速似乎一夜之间就铺好了，飞机起降的轰鸣声正在迫近。夜深时，护理能感觉到欧树睡不好，说一些难懂的梦话，有时会突然惊醒。

    2010年6月18日，欧树第六次减刑成功，定于9天后出狱。“欧大爹，你要出去高兴不高兴啊？”一些犯人前来道贺。“高兴。”欧树这几天的笑容不断，但也时常念叨着：“我不晓得家在哪，这么老了，不晓得怎么回去了。”

    6月27日早上，欧树吃过最后一顿囚餐，脱去深蓝色囚衣，换上监狱买来的深蓝色西服，穿上崭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几页减刑裁定书，一顶毛线帽，几张说不清来由的纸，一张闲来用铅笔写上“伍圆”再加个线框的“纸币”，几片药板——装进一个深蓝色旅行包。两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带着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欧树不知道，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2007年，英国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病死在监狱，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

    车特意开得很慢，欧树不停抽着烟，一直盯着窗外。傍晚终于到达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这就是他的家乡。当新街派出所所长用家乡话欢迎他回家时，他喜笑颜开。

    欧树在当地已无任何资料，镇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门紧急磋商，决定安排他住进镇敬老院，日后再申请办理“五保户”。派出所当天为他办理了户口，“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他小心翼翼想把户口本放进胸口的西服内袋，可是手抖得厉害。随行警官帮他放好，系上扣子，他又紧了紧衣领。

    他被搀扶着走进镇敬老院。安置好后，警官正要离开，他突然站起来似乎想要跟着走。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诉他：“你到家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他攥紧警官的手，舍不得放开。

    欧树已经告别旧身份，迎接新生活。外人如果担忧他无法适应这个崭新时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会发现他并没有像布鲁克斯那样，被街头疾驰的汽车惊扰，一把年纪了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受顾客和老板的白眼。中国的年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有能力让欧树这样的老人只需呆在房间里休养生息，所以他没有理由像布鲁克斯那样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离开”，然后悬梁自尽。

    实际上，欧树已经老得无法“离开”。7月22日我们第二次探望他时，他比两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员扶他到院子里散步，他几乎站不直，坏了松紧带的裤子几次滑落到脚面。我们把翻拍好的那张档案里年轻时的黑白照给他看，他面无表情看着，左眼却渗出一滴浑浊的泪珠。

    这天是他住进敬老院后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时间全在那个泥墙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里度过，包括吃饭、洗脸、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点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房顶。想抽烟了，他就慢慢挪到门槛前，坐在地上，举着烟，对着院子里喊：“火！火！”

    他的老家黄旗厂村就在4公里之外，但他从没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岁的姐夫、堂姐带领一帮亲戚来看过两次。姐夫马支说，欧树父亲劳改十多年后就释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欧树1960年转入云南省二监以后就失去联系，后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节会给他烧些纸钱。

    村干部给他介绍每个亲戚时，他只是笑笑，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记得自己和村庄的名字，小名里有个“福”字。亲戚们哭了，他也跟着掉泪。

    这是欧树重获自由后与家乡仅有的两次接触。敬老院其他5个老人从不进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许嫌这里太脏。欧树来后头半个月还能吃些东西，敬老院变着花样给他做米线、饵丝、米饭、稀饭，但后来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几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长戴学义吓着了，连忙跑去镇政府汇报，镇领导也没有好办法，只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记录。

    戴学义说，欧树是建院20年来最费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都50多岁了，照顾欧树显得很吃力，尤其是面对一大堆的脏床单、衣服，想花100元请妇女来洗都无人愿意。 

    这个小小的乡村敬老院，有自己的猪栏、鱼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种养，去年的开支仅1万多元，但戴学义表示，这不是不送欧树去医院的理由。他懂些医疗常识，觉得欧树没有生病，只是老年痴呆。由于多日只靠米汤为食，他担心欧树将不久于人世，等不到春节搬进敬老院新大楼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学义去黄旗厂村找到村干部和欧树的亲戚们。大家对他热情相待，称赞他“菩萨心肠”，对欧树的照料“比农村里很多人对亲生父母还要好”。但当他提出，希望村里能有人去帮忙洗洗脏衣物时，村干部微笑而坚决地说：“不可能。”欧树的堂侄媳说，她天天忙着要烘烤烟叶，实在脱不开身。

    欧树父亲去世后，欧树的大堂侄最后继承了他家的草房，几年前用在外做破烂生意赚的钱，在上面建起一栋3层小洋房，在村里显得鹤立鸡群。我们问，是否考虑过接欧树回村里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后说：“他一样都不认得了……。”欧树85岁的堂姐则挥手摇头——“麻烦！”

    他们强调对欧树父亲当年的亲情：他释放回家后给生产队喂猪，后来眼睛和腿都坏了，主要是这两个堂侄长年照顾，直至去世。现在再冒出一个“死了多年”的人，还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觉得已仁至义尽。欧树姐夫马支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欧树释放后遭遇的亲情冷遇，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远在官渡监狱的原责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惊和难受。他否认在欧树77岁高龄后释放是监狱“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狱。

    “他获释时身体还是不错的，而且确实想回家，但出去后一切都变了，对一名老人来说，适应起来比较痛苦。更可能出去后，失去监狱里原有的精神支撑。”王警官仔细询问后，这样分析欧树的变化。

    “那就是，监狱里他遵守监规，受到尊重，作息规律，有独立人格，对自由和家乡的想念让他觉得还有盼头。但出去后这个念想就没了，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应该怎样与别人打交道。他本来特别爱抽烟，但如果现在都不接你的烟，说明他把心门关上了。他一直是个倔强的人。”

    近两年，四川、江西等地监狱相继提前释放大批老病残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褒贬不一。主流意见称，这批犯人由于政策限制滞留监狱，加剧了监狱医疗、警力资源的紧张，应该让他们在通过人身风险评估后早日回归社会。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也在进行同样努力，尚未得到上级答复。

    反对声音里，有两种互为交锋：一种认为，就应该让他们在监狱里品尝失去自由的恐惧，以对犯罪形成震慑；另一种认为，让习惯了监狱生活的人回到社会，那才是真正的恐惧。

    由于欧树不能言说，无法得知他从一个渴望自由却又习惯体制化生活的囚犯，到获得自由却反被自由困在床头的糟老头，他的内心究竟倾向何方。也许他真的老到无法辨别，任由时代将他推波逐流。

    欧树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道：“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你过得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不是欧树的笔迹，但欧树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块泪（水）渍。

    我们想念给他听，他轻轻摇头，苍蝇从他长满老年斑的头顶飞起。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他现在是一名77岁的垂死老人，躺在家乡和自由的边缘，等待死神的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