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自行车就一定离不开荷兰，今天，荷兰以自行车天堂的名声享有盛誉。全球来看，荷兰人拥有的人均自行车数量仍然是最多的。他们拥有超过20,000英里的专用自行车道，有一本正经的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停车场，国际决策者也会选择前往荷兰学习如何创建良好的自行车基础设施。荷兰的“自行车友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很轻易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解释的案例，因为他们的城市很小，他们的地形很平，他们的气候也还不错，这一切的一切让自行车很自然地就成为了被青睐的交通工具，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没那么“自然”，荷兰也曾拥抱汽车，也曾将运河抽干将河床填满来建多车道的高速公路（乌德勒支，2021年时又废除公里将运河挖了回来）。所以历史学家Ruth Oldenziel会说，“荷兰自行车运动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完美风暴”。“没有一件事情是银弹。如果你有一个紧凑的城市，你就有了自行车？不是。或者如果你有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你就有了自行车？不是。你有自行车道，你就有了自行车？也不是。所有这些都必须结合起来”。在荷兰，你有历史保护主义者反对破坏旧城市，有无政府主义者赋予自行车象征意义和政治重要性，然后是“停止谋杀儿童”的抗议使交通安全成为整个国家的道德问题，然后是自行车联盟的一群人变成工程极客，实实在在改变了全国的基础设施。
荷兰自行车改革，我们想从一张照片开始，这张照片我们都不陌生，1969年，列侬和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度过了他们的蜜月。这是他们著名的和平卧床运动。在那里，他们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拍了很多标志性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列侬和阳子在床上，穿着白色浴袍，旁边放着一只白鸽和鸟笼，在他们面前......是一辆白色自行车。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你们选择在阿姆斯特丹呆七天？“列侬回答说，“因为它是与Provos和白色自行车有关的青年中心之一。细节，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感受到了震动。”列侬提到的是一群叫做“Provo”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称反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官僚主义、军国主义、专业主义、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他们曾经发表过用菠萝制造炸弹的指南。在荷兰的自行车运动中，“Provo”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荷兰是骑自行车的好地方，因为这个国家像煎饼一样平坦。因此，当自行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欧洲流行时，它们开始真正在荷兰盛行，开启了荷兰的第一个自行车黄金时代。人们很享受骑着自行车在城市穿梭的感觉。
到30年代，自行车成为许多荷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城市甚至开始建立自行车道。自行车的流行在二战期间短暂地下降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上升。由于这几十年的街道相对安全，对孩子们来说，街道就是他们的领地，他们习惯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规划者，他们认为自行车是过去的遗物。二战结束了。欧洲正在重建。人们正在争先恐后地购买汽车。荷兰的城市与其狭窄的鹅卵石街道需要完全重新设计，为未来的车辆腾出空间。当然，为了容纳汽车，就必须破坏很多社区。而荷兰有很多历史城市，阿姆斯特丹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了许多计划。在一个案例中，荷兰汽车游说团体聘请了一位名叫David Jokinen的美国交通工程师，来革新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Jokinen想拆除城市的许多工人阶级社区。他还想用混凝土填充城市标志性的运河之一，以建造通往市中心的六车道高速公路。Jokinen假定，就像在美国一样，大多数人会想住在郊区，然后开车上班。许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不想看到古老的城市被推倒，变成混凝土塔楼和超级高速公路。对于他的反对者来说，Jokinen就像一位漫画式的城市规划超级恶棍，他帮助团结了一群不同的团体，一起来反对他的现代主义计划。这些非常不同的团体最终将帮助发起荷兰的自行车革命。
首先，有当地的精英阶层，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有深厚的根基。这群老钱阿姆斯特丹人喜欢城市的历史特色，并且自从这个国家开始工业化以来，几十年来一直在倡导保护历史社区和建筑。他们真的为他们的城市感到自豪。他们组织起来，支持保护城市的历史。除了保护主义者，还出现了一些更激进的组织，就是上文提到的“Provo”。Provos不喜欢新一波现代主义规划师。他们不想让城市变成以汽车为中心的机器，他们甚至将交通视为荷兰人每天向多人祭祀的异教神祇。起初，Provos主要是在街头抗议。但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他们进入了政治领域，甚至赢得了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一些席位。
在那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清除市中心的汽车，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共享自行车计划之一—— 白色自行车。白色自行车只是普通的荷兰式的、摇摇晃晃、直立式的自行车——单个齿轮——没有什么特别的。通过将自行车涂成白色，人们可以将自己的自行车提供给社区。这些自行车不会上锁，它们将自由穿梭在城市中。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其中。
对于Provos来说，自行车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交通工具，还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如果汽车代表速度和资本主义，那么自行车则代表相反的东西——缓慢和谦逊。Provos说：“自行车什么都不是。”（De fiets is niets.）他们玩的是自行车非常脆弱的想法。自行车的象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组织社会方式，这特别被艺术家们接受，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列侬和洋子了。Provos最终激发了其他激进团体，比如Kabouters，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做“汽车消除服务”的活动，会骑自行车穿过城市，阻止交通，为自行车重新占领街道。尽管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汽车战争中是一个强大的联盟，但在大局上，汽车仍然是赢家。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全国汽车数量增加了四倍，骑自行车的比例大幅下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大大增加。到了70年代初，每年在荷兰有超过3,000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数百人是儿童。
这在汽车变得更受欢迎的全球范围内都是事实。在许多地方，人们学会了容忍与交通相关的伤亡和死亡的新基线。但这在荷兰没有发生。荷兰人决定，失去这么多孩子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代价。催化事件发生在1971年10月，当时一名六岁的女孩Simone Langenhoff在阿姆斯特丹以南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埃因霍芬市附近骑自行车上学，被一辆超速绕弯的汽车撞到后，不幸身亡。她的父亲Vic Langenhoff是一名记者。“起初，你是如此痛苦，以至于你无法真正考虑你会对此做些什么。一年后才有了改变。”
一年后，Vic的另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幸运的是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是当Vic接触到一群在埃因霍芬市为更安全的上学路线而奋斗的父母们时，他决定写一篇关于自己经历的文章。后来刊登在他工作的报纸的头版上。他写道，社会更关心向孩子推销产品，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他说，孩子们必须在不安全的道路上行驶，因为没有商业利益推动改善道路。他写道：“没有压力团体是吗？那我们就成立一个。”一个醒目的标题出现在文章的顶部：“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谋杀儿童。那篇文章的出现就像是一颗炸弹。Vic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父母的回复，他们的孩子也发生过事故或者差一点发生事故。不久之后，Vic前往阿姆斯特丹，面见了一些父母后，他们决定使用类似Provos的策略组织抗议活动。这一次，不是闹哄哄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群父母和孩子。
抗议那天，他们走上街头，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跳舞或者玩耍。大多数都是女性，还有几个孩子。警察没有出面阻止，“社会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活动照片最终登上了阿姆斯特丹主要报纸的头版。很快，运动开始扩大，他们从Vic的文章标题中取了名字——“Stop de Kindermoord”。全国其他地方也涌现出了其他家长团体，都是独立运作的，但他们保持联系并分享关于如何引起注意的想法。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启发了当时著名的荷兰音乐人Dimitri van Toren为运动创作歌曲，在荷兰广播电台上得到了大量的传播。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组织了一次自行车骑行，前往市郊的总理府。沿途他们放音乐，好奇的人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加入他们。到达时，总理在前院迎接，为孩子们提供了饼干。最终讨论了几个小时的交通安全问题。与此同时，荷兰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拥抱汽车不仅会造成伤亡，而且还会产生修建道路的巨大费用。1972年，荷兰的一个研究小组发布了一份研究，预测修建汽车所需的基础设施将耗费数十亿美元。这份研究的政治影响巨大。修建那么多道路是不可行的，几乎每个人都认同，他们需要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方面寻找替代方案。
然后，地缘政治事件的转变帮助整个国家看到了生活中少用汽车的可能性。1973年末，石油危机袭击了荷兰。荷兰政府希望人们可以更少地使用汽油，因此创建了一系列无车日，禁止使用私人车辆。
那个时间里，可以看到孩子们沿着空旷的高速公路骑自行车，或者人们在宽阔的道路中央野餐，伴随现场的长笛演奏。公交和火车的使用量激增。人们仍然记得那些日子空气的气味都不同了，因为当时的汽油中是加了铅的。无车日让每个人有机会以一种新的方式体验街头生活。人们争相购买自行车，自行车商店售罄。所有这些势头都有助于为荷兰自行车革命的下一阶段铺平道路。在荷兰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关行人和自行车安全的讨论都集中在行人和自行车骑手的行为上。重点是确保你使用正确的手势并了解交通规则。但是，对于任何与年幼儿童共度下午的人来说，行为方法的限制相当明显。当涉及到冲动控制时，兴奋的孩子排在看到松鼠的狗下面。家长会给孩子穿上黄色外套并教他们看左看右。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教育方法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建造不同的东西，而不是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到1970年代中期，荷兰已经采取了措施，使道路对自行车更加友好。一些社区开始收取高昂的中央区停车费，或者干脆禁止汽车进入。其他人开始建造名为“Woonerfs”的特殊住宅区，意思是“居住街道”。这些街区要求汽车缓慢行驶，与行人和自行车的速度相当。在海牙，蒂尔堡和代尔夫特等城市，也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自行车道实验。但是，对于许多自行车活动家来说，变化太慢，太零散了。这就轮到了荷兰自行车联盟（Fietsersbond）。“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可以这样做。我们已经发现这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如果时机成熟。”荷兰自行车联盟成立于1975年。如果Stop de Kindermoord帮助将交通安全置于国家议程上，那么自行车联盟则真正推动了街道、城镇的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改善。自行车联盟的成员就是些普通自行车骑行者，他们开始亲自参与街道设计。比如Den Bosch的中心区域有许多单向街道，这对车来说没问题，但这意味着骑自行车的人要绕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城市中的自行车手决定要有一条指定的逆向车道，让他们能够逆向行驶。他们与城市进行了交流，但什么也没发生。
在深夜里，一群10到12个自行车手亲自出门，小心翼翼地手工涂上自行车道。快完工的时候，警察来了，然后他们假装是在为政府工作，甚至还寄去了一张做工的账单。政府会说我们原本打算这么做的，然后他们说，没事，你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过渡到80年代，自行车联盟从这种直接行动转向了一些更平凡但可以说更有影响力的数据收集。联盟意识到城市规划者没有他们需要的有关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最佳决策信息。因此，他们开始详细调查会员在骑自行车时遇到的所有问题。比如，道路空间太窄了，红绿灯没有调整到自行车的需求，不同的路口非常危险，速度过快。
最终，联盟在自行车道设计方面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他们最终编写了一份指南，其中包含设计手册。这是一种对交通工程师来说比较熟悉的风格。然后他们去了交通部，说，“好吧，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我们认为这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花了一些年，但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于是交通部接管了这个项目的责任。第一个官方政府版本于1993年发布。它规范了自行车活动家近30年来一直在倡导的各种事情。想想看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件事情。是普通的自行车手，帮助编写了荷兰自行车友好型路面设计的圣经。这同一手册，经过一些更新，现在在整个国家使用，并且被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效仿。荷兰人放弃汽车，转向骑自行车的结果是历史因素的完美风暴。有历史保护主义者反对破坏旧城区的斗争；然后是无政府主义者给自行车赋予了象征意义和政治重要性；然后是“停止谋杀儿童”使交通安全成为全国的道德问题；然后是自行车联盟成为工程极客，实际上改变了全国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序列，也使得它很难复制。但至少在荷兰，结果是显著的。从许多方面来衡量，它现在仍然是自行车之都。
但是也有一些权衡。自行车运动非常成功，以至于在很多方面已经消失在政府官僚机构中了。自行车联盟的活动家转入交通部门工作。而“停止谋杀儿童”最终与荷兰安全交通合并，后者强调行为方法（穿黄夹克）而不是基础设施变革。今天，在荷兰，没有像以前那样推动事物进一步的自行车运动。如今，荷兰27%的出行是骑自行车，但早在20年、25年前，这个数字就已经是27%。在荷兰，仍然有人认为他们走得不够远。他们觉得荷兰本来有机会建立一个真正的乌托邦。自行车运动有机会完全将汽车从城市中赶出去，使街道重新成为公共空间。但是，他们选择了共存。荷兰现在拥有卓越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交、火车、自行车和汽车。
自行车运动的先锋现在在其他地方，他们正在推动可能性的界限。巴塞罗那有超级街区，强调步行和绿色空间；巴黎市长通过承诺建造一个一切都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城市而赢得连任，他们还正在关闭学校周围的街道，完全禁止汽车进入。当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荷兰仍然是进步的灯塔——比许多其他地方更适合使用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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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源自Podcast: 99% Invisible ]
Episode 531
De fiets is niets
由Roman Mars主持的99% Invisible关注和设计、建筑相关的话题，专门挖掘习以为常的世界背后看不见的部分，算得上是设计领域最知名的Podcast之一了，这一期后半部分还讲了荷兰自行车手和纳粹杠起来的故事，感兴趣的可以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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