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姐弟恋多可怕：陪我到最后的不是弟弟，而是五十条狗｜老友记7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姐弟恋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于我的作者张飞，是他妈妈的亲身经历。

在张飞6岁那年，他的妈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放弃优渥的生活，离家出走，还找了一个小她17岁的年轻男友。

而在此之前，她是乖巧听话的女儿、照顾家庭的妻子，也是照顾孩子的母亲，几乎从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活过。

在这个故事里，你能看到这个女人自己选择的后半生，到底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故事是从警方通报她的死讯开始的。

2022年9月14日，我正在社区做抗疫志愿者，刚脱下隔离服就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电话里是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人。他问我，我是不是张雅的侄子。

我想了想“张雅”这个名字，确认不认识，就挂断了电话。

手机又一次响起来，还是刚才那个电话。

“你是叫张飞对吗？你的姨妈叫张雅。”那个人重复了一次。

我觉得有些错愕，这个陌生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我却对“张雅”这个名字和这个叫张雅的“姨妈”感到陌生。

对方说他姓冉，是张雅的朋友，也是张雅居住地的村书记，“你姨妈张雅去世了。“

他让我记下一个公安局警官的电话，具体情况我可以跟公安局确认。

我虽然觉得很古怪，但对方知道我的名字，出于律师的职业本能，我不敢大意。

挂断电话后，我立刻给他给的公安电话拨了过去。

我报了身份证号，半分钟后，警察说：“死者真名叫张霞，张雅是化名，应该是你母亲吧？”

“张霞”、“母亲”、“死者”几个字从警察的嘴里说出来像炸弹一样落在我的心里，然后“轰”的一声炸开。

母亲是叫张霞，可从6岁那年起，我已经二十二年没见过她了。

我跟警察回话，我是她的儿子。

但我心里一点实感都没有，这么多年，对她是思念还是怨恨更多，我分不清楚。

警察说，初步勘查现场以后，现在还不能判断是他杀还是自杀，还可能要尸检。

我拒绝了尸检。

母亲为什么会去世，我心里大概有了判断，因为我想起了两个月前我接到的一通来电。

我是个律师，每天电话不断。但有一个号码却常年没有人拨打。

号码是我18岁那年父亲给我的。他嘱咐我这个电话不能停机、不能关机。我记得那个号码很老，还是“13”开头的。

十年来，这个电话都没响过，直到两个月前，有一个山东号码打了过来。

对方是个女人，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

我否认了，紧接着她说她找张飞，我说我就是。

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张霞，是我妈。

我的第一反应是怕遇到骗子，毕竟她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们，就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一一回答了上来。

我还是不太确定，就让她加了我微信，跟她通了视频。

视频里是一个极其苍老、瘦弱的女人，我甚至不敢把她和记忆里的母亲联系起来。

记忆中，我外公是市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外婆是国内小有名气的抗生素专家，母亲从出生开始就不愁吃穿。

我记得她很爱吃零食，永远是白白胖胖，气质很好的样子。

可除了眉心那点痣之外，我找不到任何这个瘦弱女人和母亲的共同点。

我截了图，后来我对照着她以前的照片比对了很久，才确定真的是她。

我俩先是彼此沉默，然后我点了根烟冷静了一下，有点尴尬地开口：“是你哈，没咋变。”

母亲开口就像很多长辈一样，关心我结婚没。

我说到我有一个大我9 岁多的女朋友，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奇怪。

我一下子就读懂了她的表情。好像要确认这和她的离开是不是有关系，看起来想反对，却纠结自己有没有资格。

我问她找我什么事，她说她可能得什么病了，一直没去检查，她现在没钱看病。

我看她瘦的皮包骨头，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就先转了点钱让她去做检查。

第二天我又给她打电话问了她大概需要多少钱，她说估计是癌症，她又没有社会保险，估计看病得二三十万。

她都病得气若游丝了，我就没追问她当年为什么对我们不告而别。

我唯一确定的一点是，母亲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毕竟这二十二年来，她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时隔这么多年，当我真正看到母亲的脸，听到母亲的声音，我也没狠下心拒绝。

这两年疫情影响，我一下没办法拿出那么多现金给她，我就把我的房子拿去了抵押，贷了三十万转给她。

贷我款的朋友不理解：“你现在连她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还贷款给她三十万？三十万不是小数字，是不是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

这个问题我想过，对我而言，三十万我是买我自己的不遗憾。

如果她有一天去世了，我能摸着良心说，我这个儿子对得起这个母亲，我没有任何遗憾。

把三十万转过去的时候，我想让遗憾终止在我这里。

六岁那年，我爸因为犯贪污罪入狱，他被捕前就有预感，为了不牵连我和母亲，和她办了离婚。

但很快，母亲就抛下我离开了。

我都不知道她是哪天走的，我当时上寄宿学校，有一次送我去学校前，她带我吃了顿大餐，然后把我送到学校，跟我告别。

我再次回家，只有外婆去接我。我再没回过家，外婆直接带我回老房子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当时低价把我们家的家具都卖了，连空调都不剩。然后母亲拿着钱走了。

母亲当年究竟为什么离开，在我们家很少人提起，即使提起也是一片沉默。

我上初中后就懂事了，也抱怨过她，我爸当时已经出狱了，他喝止我，“我们都不知道真实情况，别这么说你妈。”

“她就这样，我还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个坏女人。不想负责就别生啊！”

我犟嘴，我爸就把我揍了一顿。

我爸觉得当年毕竟是他离婚在先，而且凭他对母亲的了解，一定事出有因，不能妄下评论。

他一直都认为母亲是个挺好的人。没有说过她哪儿不对，哪儿不好。

那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很想找到母亲，亲口问问她。

我上大学报考了法学院。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找到一个人也不是那么难。

于是，我去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值班的小警察跟我年纪差不多，被我一番恳切言辞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在系统里很快帮我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应该是她。属地是山东某市，我拜托他帮我打过去。

接通后，警察开了免提。他问，你是不是张霞？她说是，那个警察就表明身份说他是重庆某派出所的，“你儿子张飞来我们这报案找你。”

母亲立刻挂断了电话。我当时都没敢看那警察的表情，直接走了。

多年的幻想被打破，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她是真的不要我了。

这次母亲主动联系我，特意嘱咐，不要告诉其他家人她的现状，她还想藏着。

我叮嘱她赶紧去买药、看病，照顾好自己。把做志愿者的照片发给她，让她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正当我们母子关系开始升温，突然被通知她的死讯，我难以接受。

法医判断，母亲去世时间大概是今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左右。

“死者生前圈养了五十多条狗，大型犬都关在院子里的围栏里，小型犬大概有十几条，有一部分在房间内活动。”

我有点心酸，她都穷成那样了，还养了这么多条狗？

她对狗可能都比对我上心。总之，我有太多的困惑，她这些年究竟过得怎么样，为什么要隐姓埋名，还抹去我这个儿子的存在？

我很想立刻起身去山东，但是落地就要隔离，我就算去了也见不了她最后一面。

晚上八点，我坐在空旷的马路边发呆。背后是因为疫情封控而搭设的铁皮围栏。

我拨通了冉书记的电话， “冉书记，我是张霞的儿子张飞。张雅原名叫张霞，我是她的儿子，不是侄子”。

电话那边传来母亲院里还未平息的狗吠声，听起来有些疲惫，像呜咽，又像哀嚎。

母亲的后事，包括遗体取回、运输、火化、骨灰寄存、遗物取回及遗物代保管，我全权委托给了冉书记。

办案的时候，我无数次签署别人的《授权委托书》，但今天委托一个从未有过交集的陌生人办理自己母亲的后事，我感到十分焦虑。

接下来我只能等待冉书记那边的消息。

作为疫情防控一线的志愿者，我要闭环转运几十个新冠密切接触者去集中隔离，还要准备第二天需要用到的防疫物资，我只能把自己投入到无尽的工作里才能让自己彻底逃避关于母亲去世的问题。

母亲去世的第十二天，我的辖区解除了中高风险等级，冉书记通知我，后事都办完了。我启程去山东接母亲回家。

落地时，我静静地感受着飞机落在跑道上滑行时的压迫感和减速时的惯性。飞机还未停稳，机舱内传来此起彼伏的手机信息提示音，紧接着是各种报平安的电话响起。

我也拿出手机，关掉了飞行模式。我打开母亲的微信，也下意识地给母亲发了一条微信：已平安到达。

我从小就上寄宿学校，长大之后也一个人出外留学，总觉得“报平安“是很玻璃心的行为。

曾经我父亲因为我没有报平安而说过我几次，我总是告诉他，若是真要出事了新闻会报道，若是新闻没有报道那就是平安到了，何必又多此一举走个“报平安”的流程。

这是我第一次给家人“报平安”，这一次，也是我永远不会收到回复的“报平安”。

我按照冉书记给的地址，前往一个村庄。

我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是因为办案。行驶在宽阔的路上，阳光洒下来，我闭上了眼睛。

我想象着二十多年里，我和母亲晒着同一个太阳发出的阳光，散发的热，我们每一天都在同个太阳下相聚。

冉书记的家是一幢院。他体格高大，普通话有浓郁的山东腔，为了让我听得懂，他努力让每一个字都发音清晰。

院子里有个彩钢瓦搭成的小房子，这里堆放着母亲的遗物。

铁皮房子里堆着锅碗瓢盆，一个大纸箱子里装着一堆衣物，除此以外就是些生活用品。

我对母亲的用品冠以“遗物”的称号还有些许的不适应。

哪怕是生前她喜欢的衣服，也逃不掉去世后被烧掉或堆放在一个逼仄的箱子里。

出来之后，我给冉书记深深地鞠了一躬。

冉书记和母亲是十多年的朋友了。他和我回忆，十多年前，母亲被一个男人带来了这里，他才和母亲结识。

那个男人叫谢瑞明，本地人。谢瑞明之前在外当兵，十几年前退伍，母亲就跟他一起来了。

母亲从来没和我提起这个男人。冉书记说，我母亲和谢瑞明一起生活已经十几年了。近两年才分开。

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她求冉书记帮忙打听一下，谢瑞明是不是结婚了。

因为她去探望谢瑞明爸妈，对方跟她讲让她以后不要来了，说谢瑞明已经结婚了。

冉书记后来打听到，谢瑞明不仅偷偷结婚了，去年还生了一个女儿。

这些年，她应该和谢瑞明提过很多次结婚，但谢瑞明总说再缓缓，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就是在那段时间，母亲暴瘦，曾经那么爱吃的一个人开始吃不下任何东西。

她的朋友带她去看病，医生做了很多检查，肝脏、胃、肠道都检查了一遍，没找到问题。母亲说自己是生气，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母亲被谢瑞明的背叛击垮了。她开始成天躺在床上，把屋子里的窗帘拉得死死的，灯也不开，卫生也不打扫。

她不太情愿出门，每次出门也都要把她那条很大的拉布拉多狗带上。

她的身体也发出了信号，瘦得厉害，肚子却鼓得很大。

朋友都劝她再去看看，一开始她要强，坚持不去看，是朋友们催的紧她才承认自己没钱了。

冉书记说，母亲当年可是个意气风发的女企业家，本市最火的川菜馆就是母亲开起来的。没想到最终却被谢瑞明拖垮了，连那股精气神都没了。

这就是母亲生命的终章，以被她爱了十几年的男人彻底背叛结束。

我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我一直以为母亲对我是有寄托的，原来谢瑞明才是母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和冉书记告别后，我去当地的公安局申请调阅了母亲的死亡现场勘查资料。

照片里，母亲趴在地上，脸朝一侧，一只手伸向前方。

我没再看后面冷冰冰的勘查结论。记下了一些细节，并且传给了我相熟的一个法医。
我想确认，她最终定格成那个样子，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挣扎。

法医回复我，“她应该不是倒下后马上去世的，倒下后距离她去世还有一些时间，可能几分钟，可能几十分钟。”

我忍不住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会后悔二十二年前的那次出走吗？

冉书记和母亲是很多年的朋友，但他也不理解， “你母亲这么好的家庭条件，当初怎么就要跟你父亲离婚一走了之呢？”

这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困惑。

对于女儿的离开，我外婆想不通，问我和我爸：“我哪里对她不好吗？还是你们对她不好了？”

我外公从小就受冻挨饿，身处动荡的年代，所以他要把他认为最好的都给我母亲，也要给母亲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外婆是个科学家，但她也有遗憾，作为一个女性，她认为如果不是出生于那个年代，她会走的更高，更远。

于是，母亲的人生几乎是在外公外婆的保驾护航下前进的。

母亲从小学习不好。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公交车售票员。她觉得公交车走走停停很自由，车上人来人往也很新鲜。

这个梦想被外公外婆直接否决了。他们不理解女儿为什么会想做一份这样不稳定也不体面的工作。

母亲妥协了，她想要开一家药房做生意。但外公外婆觉得体制内好，就给她安排了一份药监局的工作，在母亲看来，这份工作朝九晚五，没什么奔头。

既然父母不让她开药房，她就自己搞副业，倒腾着卖减肥药。

反正我印象中母亲就没去上过班。家里请了两个保姆，母亲都是睡到自然醒，睡醒了吃点东西，下午就去逛街，看电影，晚上玩到很晚才回来。

她唯一上心的，就是这家减肥药公司。我还记得母亲给自己印了很多名片，上面写自己是某某产品的生产商，她到处发展代理商，就像搞传销。

母亲特别喜欢当倒爷，我们班里只有我有那种大迷宫的图书绘本，母亲教我，你同学都想看的话，你就把这个书租他们啊！

去接我放学的一会功夫，连我课外班同学的家长，都能被拉拢成她的客户。

母亲下海的行为在外婆的眼里就是不务正业。我外婆总说母亲卖的一看就是假药。

后来，她实在看不得母亲一意孤行，终于答应让她开药房了，但是母亲却不想干了。

外公外婆也无可奈何，因为母亲的成长史，就是她对父母小规模的对抗史。

母亲和父亲当年也是自由恋爱，父亲之前是个飞行员，在军队中前途光明。

外公外婆当年对父亲特别满意。但有一天，母亲领回来另一个男孩，带着这个男孩跪在我外公面前，说自己更喜欢这个男孩，恳求我外公同意他俩去私奔。

我外公当着母亲的面，把那个男孩揍出了家门，没对母亲动一根手指头。

母亲当时就明白，她只有我爸这一个选择，因为这是我外公的选择。

二十二年前，父亲入狱，母亲离开，外婆给我精心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信，信的落款有母亲和父亲的签名。

外婆告诉我，这都是在外工作的父母给我的，信里也总是提到让我好好学习，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每次家长会时，都是我的外婆来学校，久而久之，同学们也给我贴上了“单亲家庭”的标签。

我总会把随身带的父母给我的信拿出来，证明我不是单亲家庭，只是父母在外工作，很久不能回来。

而且我自豪地认为母亲是个特工，因为她在信里说自己需要经常出差，总是换地方，我想给她回信，也不知道寄往哪个地址。

还有一次，外婆把我带去派出所，说警察叔叔要问我一些问题。

警察问我，母亲是否和我联系过？

警察叔叔和我解释，说母亲现在的工作跟他们也有关系，所以要问我一些问题。其实是编了一堆谎话蒙我。

我就更坚信母亲是个特工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人丢了，需要“找”。人怎么会不和自己的亲人联系，下落不明呢？

母亲的来信里字体圆润，有几个字很有特色，起笔重，竖和捺的笔画会延展得很开。

有一次，我翻到了我的家校联系手册，就是学校让我们每周回家让家长填的表格，越看越觉得眼熟。

外婆的笔迹酷似母亲的那些来信。

我突然想起了一些我从未在意过的小事。

曾经有一次，母亲的来信中提到了一个桥，我记下了那个桥的名字，还去查了地址，想要给母亲回信。

当时我未写完的信就摊在桌子上，再后来，母亲就开始说自己经常出差，让我不要给她回信。

应该是外婆怕露馅，就及时以“母亲”的口吻阻拦了我。

外婆后来和我回忆，那时候，母亲还会与曾经的好友有些断断续续的联系，托他们给外婆转达她一切都好的消息。

最初她应该并没有想过要彻底玩消失。

所以外婆潜意识里还相信女儿能回来，重新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可母亲到死都没有回头。

现在想来，应该是直到她遇到谢瑞明，她才下定决心抹掉过去的痕迹，跟我们切断了联系，甚至躲着我们。

母亲最终并没有被确诊，她只是估计自己是癌症，她一定是痛得不得了。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跟我说，人要惜命，好死不如赖活着，她也是很惜命的一个人，怕死，怕疼。

我甚至无法想象，她要怎么忍受这些病痛。

冉书记很惊讶，他认识的张霞看起来并不是“没吃过苦，没受过委屈”的样子。

据他所知，母亲后来去拉萨做起了茶叶生意，做的挺好，后来业务扩展到青海，她就去了青海。

谢瑞明很早就去兰州当兵了，在仪仗队当小号手。有一次谢瑞明他们部队去青海送物资，就遇到了母亲。

当时母亲的企业正好在慰问青海的部队，两人相爱后，母亲为了陪谢瑞明，又从青海搬到了兰州，生意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兰州。

谢瑞明十几年前退伍回老家，母亲陪着他，她把名字改成了张雅，说自己是83年生的，在四川有家人，分别是她的母亲和侄子。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她的秘密也不会被戳破。

冉书记跟我分析，母亲这么做，应该是为了保护谢瑞明。“她怕外界给谢瑞明太大的压力，所以对外只说自己比谢瑞明大五岁，你母亲长得确实显年轻，我们也没看出来。“

冉书记说，母亲刚来山东的时候做餐饮，她一个人骑着电动车把本地的大街小巷走遍了就为了选址，还要拉着他们这些朋友一起到处吃，感受这边的口味，研究怎么改良。

饭店装修的时候她每天泡在工地现场，自己弄的跟工人一样浑身脏兮兮的，还要挤出时间去劳务市场招工，培训。

她不会开车，谢瑞明早上要睡懒觉，她大清早一个人骑一个电动三轮去批发市场选食材，就这样坚持了快一年，把什么都整理的很顺利了才交给店长。

甚至，她回到家里，真正开始扮演一个贤妻。她要洗衣服，打扫卫生，谢瑞明从来不干家务活，都是母亲自己干。

她是打算和谢瑞明过一辈子的。

回想她出走的那年，先是外公去世，然后是我爸被捕。

那阵子我们家风雨飘摇，母亲被迫开始承担起一个家庭。但从来没人教过她做决定，也没人教过她到底应该怎么担起责任。

她一路上，好像是被人推到这个位置的。

也许有一刻，母亲产生了怀疑，父母当年出于为她好，给她规划道路，选择结婚对象，好像也没让她过得多好。

遇到谢瑞明，就像是命运对她出走的一个馈赠。

当年被外公赶出家门的男孩，她没有勇气再牵起对方的手。但是这次，她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谢瑞明，就像她支持自己一样。

只是她不知道自己会看走眼。

因为母亲能干，谢瑞明就总是游手好闲。2019年年初的时候，谢瑞明说想上班，于是托关系找了个邻市养殖厂的工作。

去了没多久，他就在那边和一个年轻女孩谈了恋爱。这事让母亲知道了，谢瑞明就辞掉了那边的工作，灰溜溜回来了。

刚开始谢瑞明每天还回家，后来回来的越来越晚，有时候整夜整夜不回来。

过完春节刚好遇到疫情，母亲的餐饮受影响也特别大，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她就把店关了，找冉书记说想租个带院子的屋子，和谢瑞明分开住。

搬过来以后，她陆陆续续就养了很多狗。她说，“养狗比养个男人值，养个男人最后还外面有人了，养这些狗还知道摇尾巴。”

有时候外面看到流浪狗她也捡回来养着，她很舍得给狗花钱，她自己平时挺节约的，给狗吃的都很好，狗病了她就带着去医院，用最好的药。

“一个人就十分，你母亲是八分给了谢瑞明，两分给了狗。”

我突然觉得，质问她是不是后悔毫无意义。无论给谁分配几分，这才是她做过选择的生活，由她自己来买单。

我找了个大箱子，把遗物收拾起来，回到了酒店。

我在遗留的衣物里挑了一件轻薄的连衣裙出来，剩下的捡出来堆在一旁，准备晚上去烧掉。

母亲有一个大本子，里面大概有十几页，每一页都写着一张借条，出借人是母亲，借款人都是谢瑞明，金额小的有几万元，金额大的有三十几万元。

从2009到2018年，谢瑞明累计向母亲借了将近七十万。

除了第一张母亲备注着“已还”，那一页被裁掉了一半之外，剩下的都是完整的。

母亲终究是没想过让谢瑞明还钱，从借给谢瑞的时候就没想过，因为每一张借条母亲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号，写着“作废”两个字。

我看不起谢瑞明，可我羡慕他能占有母亲的爱。

打开母亲的手机，我点进去相册，除了药和狗的照片，我发现一张很熟悉的照片。

我裹着厚厚的隔离服，对着玻璃窗拍给母亲的那张照片。她竟然保存了。

在母亲的微信账单里，我发现了异样。

最后一条记录的时间是母亲去世的那天半夜，向谢瑞明微信转账1903元，余额0.22元。

母亲去世后接触过母亲手机的只有冉书记，应该不可能是他操作的。

那最大的可能便是谢瑞明掌握母亲的微信密码和支付密码，登录母亲的微信后转给了自己。

我调查了母亲银行账户的流水，发现最大的一笔转账有二十六万元，而且时间发生在母亲去世之后，绝不可能是她授意。

这笔钱同样被转入了谢瑞明的银行卡。

同时，母亲手机信息里有一条手机银行发来的风险提示，提示手机银行在另一部终端上登陆过，时间与二十六万元的转账差距只有四分钟。

我已经可以确定，这些钱是谢瑞明转走的。

冉书记提到过，母亲曾经买的两套房都不在她名下了，一套在谢瑞明名下，另一套在另一个陌生人名下，那个人说是谢瑞明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卖给他了。

但母亲两个月前还以为房子在她手里，卖掉就能还我钱。

房子是她的希望，甚至可能是未来交给儿子，弥补他的东西。

她应该很快就知道了，谢瑞明早就偷偷把房子卖了，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忽然觉得，母亲的死，谢瑞明是最直接的原因，这个人不仅是背叛者，也是个卑鄙的骗子。

母亲对谢瑞明的承诺，是她做过最郑重的一次决定，谢瑞明亲手毁掉了母亲小心翼翼捧出的一颗心。

我联系了山东的朋友，请他帮我找到谢瑞明。我不想通过母亲的朋友介绍，我要亲自找到他。

小时候，我在幼儿园和人干仗，母亲告诉我，面子是自己争取来的。

别人欺负我，母亲叫我不管什么原因都要打回去，“打不赢都得咬两口。”她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也设想到谢瑞明的无赖，做了两手准备，如果他撕破脸也不给个说法，我也就不顾及他和母亲多年的情分了。

他的行为已经犯了盗窃罪。我开始逐个对账单、流水截图，然后汇总成证据清单，写完了对他的《刑事控告书》。

朋友联系上了谢瑞明，我在想自己应该跟谢瑞明说点儿什么，或者听谢瑞明说点什么？比如问问谢瑞明，是不是真的爱母亲？如果不爱，为什么又能在一起十几年？

但我觉得，母亲并不需要这个答案。

在约定地点附近，我远远看到了谢瑞明，果然是仪仗队出身，身姿挺拔，很英俊。

我自我介绍，说我是张霞的儿子，请他跟我去一个地方。他也没拒绝。

我带谢瑞明来到了一片河边的杂草地，把我带来的塑料袋解开。

我拿起一张谢瑞明的照片，又拿起打火机，点燃照片后扔在了地上。趁着火没熄灭，我又拿起一张照片，扔进了火焰里，“老妈，谢瑞明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他就站在这儿的。我把他的照片，你俩的照片，他找你借钱的借条都烧给你，你要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吧。”

谢瑞明往前冲了一步，嘴里嚷着“你什么意思”，朋友上前拦住了他。

烧完所有的东西，我把酒打开，围着火堆边洒了一圈。做完这些，我拿出手机，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把手机拿在了手里。

“母亲张霞，就是张雅，死了。”

谢瑞明有些惊讶，看了看火堆，又看了看我，才问道：“死了？怎么死的？多久的事？”

我没回答谢瑞明的问题，盯着谢瑞明：“你想跟张霞说点儿什么吗？想说什么都行。”

谢瑞明没有说话，死死地盯着火堆。那些照片都燃成灰烬，火也渐渐熄灭了。

我没有继续强迫他，带着朋友走了。

我让朋友帮我找到谢瑞明父母的地址。我给谢瑞明父母买了保健品和茶叶，还给他女儿买了些玩具。

来到门口，我自我介绍说我是谢瑞明的朋友，然后他父母就给我开了门。

谢瑞明的母亲看我们带了许多东西，说话还挺客气。

我往客厅走了点，环视了下屋内的装修，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本是母亲的家，应该有很多她的小心思。

谢瑞明的父母依然保留着很多农村生活的习惯和气息，装修精致的房子里被杂物堆得乱七八糟，阳台上则堆满了从外面捡回来的塑料瓶和纸壳子。

和谢瑞明父母寒暄几句后，我拿起手提包，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轻轻放在桌上，然后就要告辞。

谢瑞明的父亲拿起桌上的文件袋追上来，以为是我落下的东西。

我轻轻推开了谢瑞明父亲的手，让他有空好好看看。

那是我拟好的《刑事控告书》，明天我就打算去报案。

谢瑞明的盗窃行为一旦坐实，面临的将是三至五年的刑期。甚至还涉及到多次，即使他退赃还赃，取得谅解，基本上也没有缓刑的可能。

而且我也不打算谅解他。

邻近回家的日子，我去殡仪馆取上了骨灰盒。

然后在批发市场里逛了几圈，最后定下了一个黑色硬壳的行李箱，又买了很多气泡袋，这样的行李箱不会把骨灰盒压坏。

母亲回来，第一个见到的人很重要，我起飞前把航班号发给了我爸。让他晚上来机场接我，不要开车。

在万里高空，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母亲安静地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那只钢笔我印象很深，到今天还被我放在书房的抽屉里。

母亲和我最后一次在一起，就是送我回学校时，在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母亲买了这支钢笔给我。

后来那支钢笔陪着我度过了快三年的时光。直到老师无意间说出我父母离婚的事实，我对母亲有了怨恨，把那支钢笔收了起来。

梦里，母亲把钢笔递给我，问我：“你还恨我吗？”我不由地伸手接过了那只钢笔。

落地后，我一手拉着一个行李箱走出国内到达出口，我爸快步走上来，接过装着骨灰盒的行李箱。

上车前，我把骨灰盒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把两个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上车后，我转过头对他说：“我把张霞接回来了。”

我爸愣了一下， 解开安全带就准备下车。

“她人呢？是不是还在取行李？你怎么不等她？”他有些生气。

“母亲她上车了。你刚才拉的那个行李箱，已经在车上了。”

我爸声音提高了几度：“什么意思？”

“人烧成灰了，装盒子里了，我专门买了个行李箱装盒子给拉回来。”

他没有再说话。到公墓附近的酒店有七十多公里的路，我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俩一路无言。

我爸后来和我说，“那个电话号码，你要用就继续用，不想用就注销了吧。那个电话号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这个号码是你妈给我选的，她送了我一个摩托罗拉的手机，那时候刚好十一位数字的手机号正式启用，她就给我选了这个号码。“

人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时，一定会拨打脑子里记得最熟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她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有什么事，她一定会打这个电话。

现在她人已经走了，那这个号码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

的确，母亲当初联系我的时候是打的这个号码，并且先说出了我爸的名字。

我慌忙的从兜里掏出烟，埋头给自己点上，我怕他笑话我这么大还哭。

回到我爸的家里，我爸洗完澡说自己先睡下了。一整晚，我都没听见他如雷的鼾声。

母亲下葬的那天，只有我和我爸去了。

公墓的音响里放着婉转而舒缓的轻音乐，树上发出清脆的鸟叫。

我抱着骨灰盒站在母亲的墓穴前，缓缓转身环顾着四周，尽可能以母亲的角度去看此刻眼下的世界。

这里位置很好，是我们特意请人算的位置。靠近公墓中央的位置，四面被树荫遮挡，前方是顺着山势而下自然的坡度。

封墓石缓缓盖上，封墓工人用水泥把最后一丝缝隙填上后，我弯腰在桶里挖出一点水泥，轻轻把水泥摸的不均匀的地方抹匀，直到所有缝隙都看不出一丝棱角。

那天晚上，我回到了外婆家。

外婆的身上残留着蒜和葱的味道，还有一些淡淡的油烟味。

那一天我给自己拿了两个碗，盛了两碗米饭。外婆问我：“你是不是有病？吃完一碗你再盛一碗就是了，你盛两碗放在那里干嘛？”

我笑着回答说：“您让我多吃啊，我饿了，盛两碗放那儿让您看看，我今天胃口有多好。”

我在心里说：“妈，给您盛了一碗，二十二年了，您回来看看外婆，吃口饭再走。”

三月中旬时我和父亲去给母亲上了坟，他买了很多母亲生前喜欢的零食，还给她买了一捧漂亮的花。

在母亲坟前，我和父亲坐在地上，给她供的零食最后被我俩坐在地上吃了。公墓里其他上坟的人看到了，阻止我们：“你们这样是大不敬，不能这样。”

我们笑着应和，嘴上说着自己不懂，感谢提醒，等人家走远了还是接着吃。

从检察院那里我了解到，谢瑞明盗窃案开庭审理的日子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等法槌落下，一切都是尘归尘，土归土。

我把母亲送我的钢笔又拿了出来，放在我的笔袋里，随身带着，只在签名的时候拿出来用。

就像我陪她走完了这最后的一段路一样，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我也希望她知道，有她的陪伴在。

张霞是个复杂的人。

在张飞的外婆面前，她是叛逆的女儿；在儿子面前，她是抛弃自己的妈妈；而在朋友面前，她是优秀的女老板。

这些人眼中的张霞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

柔弱不能自理的千金小姐，也可以是大清早骑三轮亲自挑选食材的女老板。

张飞顺着张霞的过往，把她的人生一点点拼凑出来的过程，更像是把她身上的标签一个个摘下来的过程。

她不再是某个人的女儿、妻子、母亲，只是一个想拥有自己生活的人。

在这一路上，张飞理解了她当年到底需要什么，也理解她为何做出选择。

张飞说，他这次的讲述与评价无关，仅仅一个儿子理解了6岁那年，和他挥手告别的妈妈。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马修 猴皮筋

插图：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