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药”裁决难坏了最高法院！美国妇女都没权药物流产？

关于堕胎药是否可以继续出售这个问题，最近可是难坏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今天宣布说，不好意思再等等啊，我们还得再想想。

阿利托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最高法院将延长审理期限至周五晚上，让法院有更多时间来思考。

为什么堕胎药会让美国最高法院如此为难呢？

堕胎药之争

去年最高法院推翻之前的罗诉韦德案之后，堕胎权不再受美国宪法所保障，所以堕胎是否违法就被下放到了各州自己决定。自那以后，已经有十几个保守州宣布堕胎禁令。而全美对于支持堕胎和反堕胎的辩论、游行更是层出不穷。

最近，关于堕胎的争论又延伸到了堕胎药是否合法的讨论。4月7日，得克萨斯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马修·J·卡斯马里克 (Matthew J. Kacsmaryk)做出一项裁决，暂停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对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批准，也就是说米非司酮不准卖了。而在数小时后，华盛顿州联邦法官托马斯·莱斯（Thomas Rice）作出相反决定，说FDA不要听卡斯马里克的，让米非司酮继续在市场流通。

要知道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堕胎是由服药完成，而米非司酮已经在美国获批销售了20多年。现在直接发禁令，那就意味着这可能是自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以来对生殖权利的最大打击。

美国司法部10号把卡斯马里克的裁决是进行了上诉，要求暂停禁令。12号，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进行了新一轮裁决，判定米非司酮仍能够在市场销售，但是加了几个限制，包括将该药物的使用从目前的怀孕前10周限制减少到7周，并要求那些希望获得该药物的人亲自去看医生，不能再使用邮寄药物这个手段。这些要求原定于上周六生效。

拜登政府对这个堕胎药禁令是坚决反对的，于是将案子继续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司法部要求最高法院废除这些限制，并在上诉中写道，得州的裁决将导致药品批准“监管混乱”。所以上周五负责监督第五巡回法院紧急事务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阿利托下令暂停限制堕胎药米非司酮使用的裁决，直到4月19日午夜之前。而今天大限已到，阿利托说不好意思，再延两天，这可太难了！

堕胎药裁决起因

去年11月，一个保守的基督教法律倡导组织ADF提交了长达113页的诉状，称FDA在批准米非司酮时超出了其监管权限。对此，FDA强烈反驳，指出对这种受到严格监管的药物进行了反复和严格的审查。

米非司酮是FDA推荐的终止妊娠的双药丸方案中的其中一个药物，可以阻断一种叫做黄体酮的激素，孕激素是继续妊娠所必需的。米非司酮能有效地阻止妊娠，而第二种药物米索前列醇则排空了子宫。

FDA在2000年9月首次批准米非司酮用于妊娠 7 周以内的医学终止妊娠。2016年，其批准的使用范围扩大至妊娠10周。在2000年获得批准之前，FDA 花了四年时间审查米非司酮，并将该药物置于仅有60种药物的精选类别中。这些药物都会受到额外限制系统的监管，并反复重新评估。

在ADF的诉状中，他们还对2016年FDA将米非司酮可以开处方的时间延长到妊娠10周提出抗议，并反对FDA在2021年疫情期间取消亲自取药，能够远程医疗开处方并通过邮寄取药的决定。

ADF援引了19世纪的《康斯托克法案》，该法律规定邮寄“淫秽、猥亵或色情”的物品，包括堕胎药（“obscene, lewd or lascivious” items, including abortifacients）是非法的。这项法案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可能很多律师听都没听过。但卡斯马里克和上诉法院都在其裁决中参考了该法案。

此外，美国媒体认为ADF之所以选择在得州提起诉讼，是因为卡斯马里克之前就反堕胎观点而闻名。上诉法院也被认为非常保守。卡斯马里克和上诉法院做出裁决的的三名法官中的两名都是由特朗普任命的。

堕胎裁决并非基于科学？

卡斯马里克在他的裁决中写道：“缺乏限制导致许多人死亡和许多更严重或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并指责FDA默许以牺牲妇女安全为代价增加化学流产机会的压力。

《华盛顿邮报》称卡斯马里克的裁决引用了基于匿名博客文章、夸大米非司酮对身体和心理的负面影响的精选统计数据，并忽略了证明该药物安全性的数百项科学研究。

卡斯马里克引用了有关堕胎妇女心理健康的研究，其中一项得出的结论是，77% 进行过“化学流产”的女性报告出现了“负面变化”。“38% 的女性报告因化学流产而出现焦虑、抑郁、药物滥用和自杀念头等问题。”根据他裁决中的脚注，这两项统计数据均来自一项基于网站abortionchangesyou.com上的数十篇匿名博客文章的研究。

律师Adam Unikowsky表示，博客作者是 一个自我选择的群体，远非堕胎妇女的代表性样本。“这大致就像报告一个统计数据，说83%的人是卡斯马里克的粉丝，却没有提到整个样本来自卡斯马里克粉丝网站。”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FDA批准药物安全后，法院对FDA的决定进行驳回。要知道，FDA被视为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的权威。

FDA表示，从该药物获得批准的2000年到去年6月，收到的报告表明在使用该药物的560万人中，只有28人的死亡与米非司酮有关。在这28例死亡中，由于信息差距，还无法直接将原因归因于米非司酮，在某些情况下，死亡涉及服药过量和合并症。相比之下，美国医学会杂志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对常用抗生素的过敏反应，每百万青霉素使用者中约有20人死亡。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殖健康研究项目的妇产科医生丹尼尔·格罗斯曼说：“如果只靠科学，这个案子就会被驳回，我们有超过20年的科学证明这是多么安全。”

卡斯马里克还引用了一项芬兰研究的作者总结说，与手术流产相比，化学流产的不良事件总体发生率是四倍。该研究比较了芬兰4万多名在 2000 年代初期进行过手术或药物流产的妇女的记录。但法官的分析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两组的严重并发症都极低。

赫尔辛基大学妇产科教授、该研究的合著者Oskari Heikinheimo说在芬兰，不良事件主要反映了患者对与药物流产相关的子宫出血的担忧。Heikinheim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法官故意误解他的工作并过分强调“不良事件”。该药物的安全性有压倒性的科学证据，而且研究本身也指出了严重并发症的罕见性 。Heikinheimo说，提起诉讼的人都没有联系过他去讨论这个研究。

他还补充说“政治游戏与科学过程无关。”

由于个别研究经常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一种称为循证医学的系统方法，利用临床研究积累的证据来发现他们对患者的医疗方法。二十多年来使用米非司酮进行的数百项临床试验中，有400多项是随机对照研究，被认为是研究设计的黄金标准。

而卡斯马里克在他的裁决中所依据的数据被批评是片面的。他加入了夏洛特洛齐尔研究所的数据 ，该研究所是一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反堕胎组织，其网站宣称其使命是“揭露 FDA 目前的堕胎药政策的危害，该政策根本忽略了已知的风险。”

洛齐尔研究所的数据分析主管James Studnicki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使用过堕胎药的医疗补助计划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在30天内去了急诊室。批评人士说，这项研究存在缺陷，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人们在急诊室接受的服务。医疗补助患者更有可能去急诊室接受常规医疗护理，因为他们通常是缺乏初级护理。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殖健康和堕胎安全方面的教授和专家Ushma Upadhyay反驳道流血是药物流产的正常现象，但女性经常会去急诊室作为预防措施，因为她们不确定出血量是否过多，也因为她们的流产诊所可能离他们很远。

Upadhyay说洛齐尔研究所将任何投诉或副作用归类为“并发症”而闻名。“他们模糊了界限，他们没有使用医学认可的定义。”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对数百项已发表研究的分析发现，“不到1%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而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严重感染、失血或住院只会发生在不到0.3%的病人身上。”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美国医学协会、母胎医学协会和其他反对诉讼的医疗组织联合提交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中陈“死亡风险几乎不存在，”拔除智齿、结肠镜检查和使用壮阳药引起的并发症风险更大。

专家指出，市场上的大多数药物都会引起并发症，甚至死亡。FDA 在批准治疗时会权衡药物的风险与益处，它不会自动排除有副作用的药物，即使是严重的副作用。

在2000年担任FDA局长的Jane Henney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批准过程既全面又非常彻底，并且是根据FDA的标准程序完成的。”

无关科学的政治辩论

1938年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赋予FDA确定药物是否安全有效的权力，而且通常情况下，法院在涉及科学和医学决策时会听从FDA的意见。对于药物是否安全，法官是完完全全的外行。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判决不是质疑FDA批准的程序有问题，而是说FDA依据的科学有问题。

生殖权利中心的高级法律顾问珍妮马警告说，允许法官和律师提起像得州这样的案件并不能树立良好的先例。“如果原告可以基于垃圾科学提起这样的诉讼，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药物流产。它确实试图破坏FDA对药物批准的整体权威。”

乔治城大学律师兼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汀说：“令人深感担忧的是，上诉法官认为他们可以对FDA对米非司酮和其他FDA批准药物的决定进行微观管理，这些是不应该由外行法官做出的科学决定。”

周三前，最初提起禁令诉讼的组织ADF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简报，要求最高法院允许对米非司酮的限制生效。这得到了147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议员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简报，称对获得该药物的条件不进行限制是“一场危及妇女健康和安全的危险游戏”。

而反对方，253名民主党议员也参与进来，要求最高法院暂停得州最初的裁决，并在案件通过法院审理时将米非司酮继续留在市场上。民主党人辩称，得克萨斯州的裁决将限制全国范围内的堕胎。

双方对立的态度表明，堕胎在美国仍然是一场政治化的辩论。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比例是6:3。他们去年推翻罗诉韦德案，是不站在支持堕胎权上面的。对卡斯马里克的堕胎药裁决作出暂停命令的阿利托，就是当初撰写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书的大法官。但目前最高法院并没有透露有关判决结果的蛛丝马迹。

而关于米非司酮安全性的法律斗争将对美国的堕胎和药物监管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法院能依据部分研究推翻FDA的决定，那FDA的权威将不复存在，外行指导内行也将实实在在的发生。不仅如此，今天可以推翻这个药物，明天就能推翻另一种药物。同样的程序也可以延续到医药以外的行业，权威机构都将受到大法官们的挑战。

令人担心的是，当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凌驾在行政权之上，美国政体的根基就将受到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