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个专业的人，都很开心

《我们由奇迹构成》

人类学是什么？研究人及其文化。

一块远在墨西哥祖尼人的玉米地，一个生活在喀麦隆的平胸尼加人，或是为了研究电子化时代的经济交换，跑去嘈杂的芝加哥交易所兼职传价员，都可能成为人类学家的素材。

野性与文明是传统人类学的特有范畴，现代社会更是今天人类学的关注重心。但凡涉及人的文化之处，都有人类学家的身影。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黄剑波主讲的音频节目《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已在看理想上线，这档节目以生命史的方法，谈论人生、老、病、死四个阶段所涵盖的方方面面——从经济交换、政治组织、宗教信仰、性别认同，到边缘人、少数民族、中产阶级，以及婚姻与工作制度、人寿保险、临终关怀、孤独死等话题。

以「生」讨论何以为人，以「老」讨论何为成人，以「病」谈人的损伤，以「死」论人之终结。从生到死，从一个人到所有人，从生活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学，以人类学的思维去理解人的存在。

节目原价168元，4月20日23:59前购买可享首周折扣价128元，欢迎扫码了解。

01.

人类学家是什么？

小学生经常被问一个问题，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常见的回答是要成为科学家，很少有小朋友说要成为人类学家。然而我们这个节目，却是要致力于，让大家成为人类学家。

我想做一种新尝试，展开一种作为生命史的人类学。生命史，也就是人的生老病死。以此为线索，我们把人的一生当成一个社会过程，来体验人类学。至少，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能够用人类学的方式去理解和认识世界。

多年以前，一位学生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问说，老师，您觉得什么标志着文明的诞生？这位学生预想的答案是陶罐、狩猎工具或者宗教工艺品。

但是，米德给出的回答是，一块断裂后又愈合的人类大腿骨。米德的理由是，在没有现代医学的采猎社会里，大腿骨折需要六周左右才能愈合。这期间，受伤的人没法独自行动，很快就会成为野兽的盘中餐。

而一块断裂后又愈合的骨头，就意味着曾有人花时间陪伴伤者，为他包扎伤口，把他背到安全的地方，并一直照顾他直到康复。因此米德总结说：“帮助他人渡过难关就是文明的起源。”

米德的回答，是一种人类学家式的回答，也就是一种以个人所处的社会以及她与社会的互动，来展开对个人生活经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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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故事还有反转。2022年，据一位菲律宾人类学家考证，并没有一手证据能表明米德说过这些话。并且他还从另外的角度，对于“文明的诞生”这个问题，给了相反的答案。

他说，骨折也可能意味着人性更丑恶的一面，比如人和人之间暴力冲突，所以不见得就是文明；另外，他认为懂得治愈伤者，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有研究发现，在动物界，特别是幼年的灵长类动物中，同样存在骨骼愈合的证据，这就说明，也许不是只有人类才懂得治愈伤者。

一前一后，这个故事精准地说明了人类学关注的范畴及思维方式。

一方面，米德的讲述告诉我们，人类学会在文明的大范畴下，关注有关“人”自身的知识，探究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解读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解答这些经典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另一方面，菲律宾学者的考证和补充，则体现了人类学家的典型思考方式，就是对于预设和常识的质疑。什么是常识呢？比如文化，比如男女有别，比如一妻一夫制，比如民族国家，比如何为文明，何为野蛮，何为正确生活。

人类学强调，我们需要对一切观念保持警惕，反思那些未经审视就被当作真理的共识，学习合理判断的能力。

02.

在田野中与“他者”相遇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帮助人类学者进入和了解不同人群和文化的方法。正是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人类学者是如何展开研究工作，又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其对当地文化和人群的认识，培养质疑常识的思维或能力。

这种方法希望以一种相对科学、自然的方式进入某个文化或群体，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实现某种跨文化的解读和对话，所以它要求研究者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中去，这也是人类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地方。因为，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自己。除了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式地观察，强调研究者自己的感同身受。

在人类学看来，只有离开了“我们”的“同温层”，走进那些相对于“发达”“文明”而言的“野蛮人”、“原始社会”或“边缘人群”的生活里，才能更好的思考和理解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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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类学已经很少采用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原始这样的简单对立，因为野蛮人、原始人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相应的，如今的研究者会把相对于我们的群体，都统称为他者，这是一个更为平等的称呼。

这意味着，只要视角一变，我们都可能是他者，互相是他者。由此，这可以引导我们关注到身边的他者或他者性，看到差异，承认差异，并且欣赏这些差异。我们也因此不一定需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异邦，而是在我们附近就可以看到不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中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简言之，我们的希望是可以跳出那些自认为的“常识”所带来的简单的道德判断，看见更具体、更鲜活的人。

03.

人类学的历史：体质与文化

从词源学上来说，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单词，已经包含了一种他者的思维，the study of man，意思是对人的研究。研究和人有关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宇宙内外无所不包。

借用人类学家科塔克的说法，就是“人类学是对时空中人类多样性的探索。它研究整个人类状况，过去、现在和未来，生物性、社会、语言和文化。特别关注通过人类适应性表现出来的多样性”。

这个定义里所提到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对于他者的关注。但人类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对于他者或者说多样性视角的明确，学科内经历过很长时间的摸索。

时间倒回17、18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无论在体质还是文化上都与他们迥然相异的人群。欧洲殖民者需要懂土著文化的专家，方便他们掠夺新大陆的资源；同时，也需要时兴的科学来背书，证明欧洲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人种，以此证明这种掠夺的合理性。

人类学，就是在血淋淋的文明冲突中诞生的，早期人类学家的很多工作就是比较不同民族的体质差异，给头骨和眼睛分类。后来，这份早先不太光彩的差事，就变成了人类学里面的体质人类学。

现在的体质人类学在干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对人类身体的分析，包括DNA技术，推导现代人类从哪里来，探究今天的体质结构是怎么产生的，梳理世界上不同大陆居民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研究，是许多学科的基础，比如考古学、医学、历史，等等。

除此之外，体质人类学还被用在犯罪学和破案上，比如2021年香港人道年奖获奖者李衍蒨，就是一位人类学家，她能利用人类智齿中碳氮氧的同位素，分析出这个人摄取过哪些植物、海鲜和水源，从而推测她生前的饮食习惯、甚至是居住地，用尸骨还原出生者的模样。

除了体质人类学，人类学中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类别，也就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今天，大部分的人类学研究都属于这一分支。

什么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同样回到17、18世纪，在当时，除了对体质的研究，更抽象的问题也出现了，欧洲人该怎么看待这些和自己大相径庭的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人的天性或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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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现代以来的神学和哲学传统关注的问题是相对抽象的“人是什么”，那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则将关注点转向了更为具体的“什么是人”。

早期人类学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婚姻家庭、政治组织、经济交换、宗教信仰。因为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其他大陆的一些情况让他们有了许多不可思议和需要解释的问题。

比如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形式是怎么产生的？没有国家的社会可以怎么运转？如果不是商品经济，那么经济交换关系如何展开？人们为什么要互相送礼和还礼？如果不是犹太教、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他们有正当的宗教信仰体系吗？等等。

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旧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关注对象。也正是因为人类学对这些关键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人类学这门学科才能紧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更新。

比如，如今的一个新的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就是，当亲属制度逐渐跳出了血缘框架，并与新兴的辅助生殖技术结合而“赛博格化”，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如何称呼和分别自己的远亲近邻？在电子媒介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逐渐被虚拟化还是再物质化？

如果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看现代社会的孤独与异化。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图像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会意识到，那些经典的“交换”、“礼物”、“再分配”等命题，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人类，它可能发生在人类与他们的动物伙伴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人类与物质材料之间。

有时，甚至人类也不见了踪影，比如那些在追逐蘑菇产业、蜂群运动或是大堡礁生态的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认识人，还有必要去理解人与非人的关系，因为人并不是世界唯一的中心，而是与多物种共生共存。

04.

作为生命史的人类学

我们会通过生、老、病、死四个专题，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结合人类学相关研究，来呈现人类学如何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和魅力。

比如，我们在“生”这部分会讨论到辅助生殖、母乳喂养等话题，它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在“老”这部分会涉及到“毫无意义的工作”、人寿保险、拒绝衰老等话题，它讨论的是如何成人，以及成人的世界有什么。

在“病”这部分会谈到疾病的困扰、阳痿及壮阳药、流行疾病如艾滋、精神疾病如躁郁症、以及照护与临终关怀等议题，讲人的损伤与衰败，这种衰败意味什么，它是否会有损于人之为人的界定，又是具体如何威胁到了人的完整性和日常生活。

最后，在“死”这部分，除了讨论死亡的界定和过程本身，还会涉及丧葬礼仪、死后世界、自杀以及试图不死的种种尝试。它关于人的终结。

从生到死，与其说我想用更加“生活”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学，不如说，是我想以一种更为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类的存在，并且探讨良好生活的可能，以及该怎么实现它。

在中文语境中，“生老病死”这个词可以追溯到《世说新语》，佛言，人有四苦，而现在我们一般会说出生、衰老、生病、死亡。一个人呱呱坠地，作为婴儿，步入青春期，成人，一些人会结婚、生育，每个人难免生病和死亡，这些共同的历程构成一种生命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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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多重奏的乐章中，我们希望可以抛下一只人类学的船锚，要钩住的是那些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并将这种普遍的生命体验，回溯到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历程。

如今的社会科学，往往主张从大的社会或历史出发，来理解人，但通过生命史的方法，我希望能回到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生命中，来理解人何以为人。这里的人，不是指某一个体（individual），或者是抽象的某一群人（people），而是凝结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身处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交织之下的关系性的人（intrinsically social person）。

当我们对这些活生生的人之日常生活，对其爱恨情仇、苦痛和挣扎、成长与收获，进行了感知、分析和反思，我们就会看见具体的人，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行动的，也得以更为贴近地去讨论那个古旧的问题，关于人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类别的人的存在方式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人的性质和可能性是什么，人的未来会是如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具体的人看社会，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关注，对身体的关注，对附近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也就意味着，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天然自反性的研究。也就是说，我通过他者，研究我自己。

因此，了解人类学，在发现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之旅。这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尝试，也是对于人自身这一最大的谜团的探索。

就我的体会来说，人类学最为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和多样性。人类学的整体观，意味着我们得同时强调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而不是只取一端；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不能简单将其分割为政治、经济或者其他某个具体的方面；意味着人类乃是生活于一个涵括了物理性的自然界以及其他种种非人类的存在的宇宙之中，而不是将人作为唯一的中心。

多样性同样重要，它意味着丰富性和可能性，更是意味着有活力。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对多样性的认识可以让我们更为宽容差异，容许冒犯我们自认为正确的观念，以及基本的谦卑心态：我不知道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我不理解的事物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道理，我不同意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