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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出不了门的春夏之交，在2003年

上一个出不了门的春夏之交，在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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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阿甘正传》的编剧最近生活在我们伟大的首都，那他一定会写出比“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更精妙的比喻。


因为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的时候，他永远不知道是否会收到一个编号为③的“温馨提示”。
 
 
如果收到了，那么接下来的若干天他都只能足不出户，吃同一个味道的巧克力。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在等待“惊喜”中度过这个6月，但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上一个出不了门的春夏之交，是在并不遥远的2003年。
 
那一年，中国人学到了一个新名词：非典。
 
 

惊变274天

 
瘟疫，似乎总偏爱年终岁尾。
 
当人们都对新的一年满怀期待与幻想之时，它冷不丁地出现，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非典”也不例外。
 
就在2002年的最后几天，伴随着华南地区少见的冰雪天气，一种人类从没见过的“怪病”出现在了广东省河源市。
 
它看起来像某种肺炎，但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又并不起作用。
 
那一年，人们最先认识的不是一个被训诫的眼科大夫，而是一名叫黄杏初的海鲜餐馆厨师。
 
 
在河源医治无果，病情不断恶化的黄杏初被紧急转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时，他显然不会意识到，自己后来被确定为了这场瘟疫的“0号病人”。
 
当黄大厨终于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时候，河源市人民医院参与救治的8名医护人员成为那场“战争”中第一批倒下的“战士”。
 
多年以后，媒体普遍认为广东佛山的某位患者是“非典”疫情中的第一个死亡病例，然而首批被感染的8名医护人员中，有一位已经怀孕四个月的护士，她腹中的胎儿最终不幸流产。这个还没来得及张大眼睛摸索世界的孩子，才是那场灾难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在那个大众还不知何为“吹哨人”，国家法定上报的35种传染病也未将“非典”列入的时代，河源市的医疗系统几乎是出于职业本能，在2003年的第一天便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了广东省卫生厅。
 
专家组在初步调查后，将这种怪病暂定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两天后的1月3日“非典”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河源日报》上。
 
但随后的十几天里，“非典”并没有展现出它后来那样惊人的破坏力，最初感染的医护人员也纷纷康复，人们一度以为这不过是虚惊一场。
 
直到除夕夜，随着广州海鲜批发市场一位发着高烧的老板来到中山二院，“非典”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面容。
 
之后不到一周时间里，在中山二院，这所孙中山先生曾经求学过的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有超过3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二院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护士长叶欣相继殉职，而范信德捐献出的遗体成为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最早的“非典”标本。
 
 
伴随着“非典”在广东暴发，恐慌与谣言也开始在南国的大地上蔓延。人们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危险之中，却不知危险从何而来。
 
 
春节后的前三个工作日，广东地区的通讯公司记录到短信数量达到了破纪录的1.2亿条。
 
广州街头流传着“怪病打个照面就死人”的骇人传言，药店里的感冒药、口罩也一度脱销。
 
不同于17年后大火的“××清瘟”，那一年被不少中国人当作救命稻草的是白醋和板蓝根。前者在珠三角一带更是被炒到了一两百元一瓶的天价。
 
 
为了稳定大众情绪，官方媒体在几天后根据专家的调查报告，广泛发布了疫情通告。
 
 
在那个移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信息与焦虑的传播速度都要慢上许多。
 
虽然北京当年从三月份开始就已经陆续出现了非典患者，但是吃瓜群众的注意力还停留在万里之外的伊拉克战场上，绝大多数北京人“只知有萨达姆，不知有SARS”。
 
 
就连进行实地调查的世卫组织专家也没能搞清真实疫情，在3月27日将北京划为疫区后，只过了短短5天，又草草宣布取消北京为疫区。
 
当与广东类似的麻烦落到首都人民头上的时候，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四月。而那个四月是首都那几年中少有的、没有沙尘暴的春天。
 
就在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全世界打保票之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处在了失控的边缘。
 
 
6天之后，两个月前军方派往广州搜寻疫病标本的病毒学专家带回了确凿的消息：非典的病原是一种冠状病毒。
 
8天之后，北京重新被世卫组织定为疫区。
 
17天之后，北京的“非典”确诊及疑似病例飙升到741例，同一天，张部长被中央免去职务，和他一起走人的，还有刚刚上任93天的北京市市长。
 
之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北京保卫战”，仿佛17年后的预演。
 
“新冠”暴发之初“口罩猎人”的传奇虽然没有在2003年的北京出现，但是疫情初期口罩、防护服的短缺却和17年后如出一辙。
 
N95口罩在当年还是稀罕物，所谓“大白”更是闻所未闻。
 
当时通用的防护服还远达不到防病毒等级，穿三五件防护服依然中招的医生大有人在。
 
·后来中国执行多年的医用防护服国家标准，就是在那个四月，由众多专家在一夜之间制定的。
 
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激增的传染病患者让首都的医院不堪重负。
 
当今天的人们都在感叹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之时，殊不知在17年前，7000名农民工昼夜奋战，用不到一周时间从平地里生造出了一座小汤山传染病院。
 
 
而对于一般市民来说，除了减少聚集、多加小心、互相发发调侃的短信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虽然街面也因疫情略显萧条，各路密接人员也照例隔离，各大校园一律放假，千万学生当时还不知何为“网课”，但也见识了一把所谓“空中课堂”。
 
 
可是商铺依旧经营，公交地铁也不曾停运，沃尔玛、宜家等十几个“洋”超市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店开张。相比十几年后的种种大手笔，回看那一年的首都，实在是要捏一把汗。
 
那一年的6月2日，对北京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首都的新确诊病例首次降至零。如果当年有社会面清零这种说法，那这“标志性的一天”可能还要再提早几天。
 
随后的日子里，首都形势一片大好，6月20日，最后18名“非典”康复者走出小汤山；6月24日，北京被世卫组织从疫区名单中删除。
 
短暂的非典时代被画上了休止符。
 
 

十几亿人的十几年

 
在狂飙突进的21世纪初，这场持续了近半年的疫情似乎不过是一场集体性小感冒，丝毫没有影响到整个时代继续大踏步前进。
 
就连那些日后红得发烫的一众豪杰名流，也不曾意识到上一次的大流行究竟对他们有多少影响。
 
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5月，在疫情远算不上严重的上海，一个叫张文宏的青年传染科医生，除了每天救治患者，还会挤出些许时间，和自己的导师一起编一本回答“非典”防治问题的小册子。
 

他大概想不到，自己后来竟成为另一场“大流行”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人物，只不过17年后的许多问题，比当年难回答多了。
 
那一年，68岁的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记者王志的采访时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次是非典型肺炎，下一次说不定是传染性心肌炎，我相信搞心脏的那帮人也会像我们一样，会站在最前线……”
 
 
他大概也想不到，这个“下一次”又轮到了自己，在83岁高龄的时候，他还要再次披甲上阵，和“冠状病毒”这个老对手一决高下。
 
还有那位被从海南紧急上调首都火线的中年市长，当年他以一种中国官员中少见的雷厉做派，在那场对抗瘟疫的斗争中赢得了不少掌声。而几年之后，在与另一种“政治瘟疫”的对抗中，他的名字将再一次震撼政坛。
 
 
那一年，中国的每一个商人都度过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
 
杭州西子湖畔的马老板，和他手下的五百多名员工一道，都被封在了家中。这位后来时而被千万陌生人认作“爸爸”，时而被一众青年批作“邪恶资本家”的互联网大佬，也被迫体验了12天的居家办公。
 
今天在直播间里操着流利的英语卖水果的一众新东方老师们大概想不到，这样大起大落的待遇，他们的俞老板早在20年前就已领教过一番。
 
因为疫情，当年北京市教委要求培训机构一律停课，大量新东方学员涌来退款。突如其来的挤兑把俞老板搞了个措手不及，这家以“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就业的彩虹”为口号的企业，刚刚在几年前关停了移民业务，教培是它当时唯一赚钱的营生。
 
情急之下的俞老板靠着从朋友那儿赊来的2000万才渡过这一劫。
 
17年后，当瘟疫再次降临，俞老板的劫难已经不是哪位仗义疏财的朋友能够解决的了。
 
·留学教父，从农民到农民的半生
 
同样见证了那场疫情的张朝阳，在年终的演讲中却依旧满怀信心，盛赞2003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纵深发展的一年，中国人开始在经济之外关注更多普世价值。
 
启蒙运动有没有纵深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经济在那一年确实是纵深发展了。尽管疫情让人猝不及防，但是2003年中国的GDP增幅达到10.04%，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伴随着经济的升温，“温州炒房团”在疫情之后逐渐出现在了大众视野里。动辄可以调动数十亿资金的炒房团如买菜一般买入大把楼盘，短时间里把北上广深的楼市炒到了五六千块一平的“天价”。



 
只不过当年那些赚得盆满钵满却被媒体口诛笔伐的温州人自己也没料到，十几年后的一线楼价才真的算是天文数字。
 
那一年，北京的电影院关闭了整整40天。
 
除了赶在岁末年初，躲过了非典的《英雄》，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大多反响平平。
 
那时的东北文艺也远远没有复兴，班宇和双雪涛的故事还在平原上酝酿，只有一个叫王兵的人拍了一部叫《铁西区》的纪录片。工人们在破败的车间里骂着脏话，平静而颓废，人人都顶着一张被时代痛殴过的脸。
 
 
尽管那一年有《无间道》这种后来被无数影迷拿来反复品味的经典，《中国新闻周刊》对当时中国电影的评语仍然是“夹缝中求生存”。
 
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矫情”。
 
走进那一年的书店，你会发现那是个全民“励志”的年代。《谁动了我的奶酪》《细节决定成败》《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穷爸爸·富爸爸》，人们在试图拥抱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尽管现在看来稍显“幼稚”，但仍不乏世纪之初的可爱天真。
 
“小资”青年们不知何为“重开去北欧”，但这不妨碍他们捧起《挪威的森林》。而一部叫《幻城》的作品横空出世，开启了属于城乡接合部青年们的青春文学时代。
 
书店墙上的CD机里也还放着一种叫唱片的东西，戴上耳机就是那个神仙打架的2003华语歌坛。
 
那是《生如夏花》的一年，是《傻子才悲伤》的一年，但也是《奔跑》的一年，更是《加速度》的一年。
 
歌手们不是历史学家，没有义务追溯过去，他们只歌唱当下的人间悲欢。
 
 

借问瘟君欲何往？
 
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有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尽管黑格尔没说过这句话，尽管马克思的评述也是文学性的而非历史性的，但此话对于在21世纪头20里，便经历两场瘟疫的中国人来说很难不仔细品味一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在不少今天依然深受疫病困扰的人看来，短短十几年恐怕就已经称得上一个轮回，往往旧日的账目尚不及结清，新时代便又匆匆上路。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代人同时摸着石头，跨过了一条条布满激流的大河。当人们今天再次驻足河岸，回望2003年那个略显粗糙又手忙脚乱的新世纪初叶，发现它既不像90年代那么土气，又远不及之后那般摩登，但所有人都试图在那一年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
 
今时今日的大流行，绝不能说是20年前的重演，但有些事总不禁让人怀疑，历史是否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凭空消失？
 
过去的20年是属于70、80年代生人们高歌猛进的时代，如今混出头来的，多半功成名就，或者身退，大可在朋友圈里岁月静好，即便不如意，也不妨数着日子等待退休，赔得起，看得开。
 
但是年轻人们总还是要问一句：又一个夏天已经来了，这口罩还会延续吗？
 
 







设计/视觉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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