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爱因斯坦凝视的中国人？｜返朴

2023-04-20 12:04

■ 作者徐志凌

1955年的4月18日，被视为拥有“最杰出大脑”之一的爱因斯坦逝世于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一生不仅为世界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物理学遗产，还留下了诸多关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记述。其旅行日记则是其中一个毫未掩饰的、反映真实的爱因斯坦的思想文本，这份真实具有感染力，也令人深思。

假想你是一位大学教授，现在有一个酬金不菲的讲学机会，不仅能在跨洋邮轮上饱览美丽海景，还能去向往的国度体验异域文化，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虽然爱因斯坦不喜社交应酬，但他也没有抵挡住这份邀约的诱惑。1922年，他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和夫人爱尔莎一起踏上了旅途。他们一路经过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在日本停留数周，返程时短暂拜访了巴勒斯坦和西班牙，近半年后才回到柏林。可惜我们无法穿越回百年前，亲眼目睹爱因斯坦在各地露面的盛况，跟随他的脚步领略东亚、中东、西班牙等地的人情风貌。但《爱因斯坦旅行日记》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遗憾。书中不仅包含爱因斯坦旅途中所写的全部日记和部分信件，还有日方接待人员稻垣守克对爱因斯坦的观察笔记；此外本书的编者罗森克兰兹先生对旅行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并撰写了分析性的导读，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纵深之下，多层次地感受和观察这趟旅行。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幽默风趣、富有人情味的爱因斯坦，这本书将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大多数普通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对这位科学伟人的认识更多地是通过名人名言和趣闻轶事，或许有人还看过传记或是纪录片，但说到底都是二手、三手或是N手途径。一直以来爱因斯坦的作品集也出版了不少，汇集了编者们精挑细选的名篇，不过都是围绕严肃的科学、政治、教育、哲学等议题，似乎过于“一本正经”，读之让人倍加崇敬，但亲切不足。而在这本旅行日记里，爱因斯坦大部分时候展现出的状态相当松弛。他兴致盎然地观察着陌生世界，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态与一般旅人无异，在阅读时很容易产生代入感。爱因斯坦的日记文风轻快，语言利落，对于人、事、景以白描为主，虽然都是简单勾勒，但饶有趣味，像是在看一幅幅速写漫画。他笔下的海景、星空、山峦和熙熙攘攘的港口，都让人心驰神往。

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读起来并不都是轻松愉快的，他对各国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描述显得触目惊心：黎凡特人“土匪般肮脏”、印度人“在大堆污秽和重度恶臭中栖身”、在哭墙祷告的犹太人“虔诚而肮脏”，但他最多描述的还是中国人——“勤奋、肮脏、迟钝的人们”、（街道上）“挤满了行人和苦力黄包车，上面沾满了各种污垢，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等等。此外，他印象里的中国人“麻木迟钝”，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民”“因为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即便爱因斯坦对于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也表达过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好感，这些描述还是多少会让人感到不适。

需要说明的是，爱因斯坦的日记原本是自己和家人看，从没想过要公开发表，他在日记中记录的是直接观感，本无意冒犯和伤害任何民族。从稻垣的记录来看，爱因斯坦在言谈中对中国习俗、卫生状况和民众的面貌都有相当善意的评价。所以爱因斯坦的想法可能更接近于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当然他所持的偏见很容易滑向歧视，尤其是他会将对弱者的偏见合理化，认为其根源是所谓天性或是生物性因素。编辑罗森克兰兹先生在书的导读中详细分析了爱因斯坦在“凝视”他者时带有的个人偏见和优越感：在旅行中他会更多以欧洲人自居，虽然他称赞东方自然的精神，但是认为西方在智力上高出一筹。他对中国的印象与刻板的模式与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高度一致。

有趣的是，在此次旅行刚开始时爱因斯坦阅读了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的《体型和性格》，他认为可以对许多旁人进行分类，但唯独自己这种“绝望的混合型”是个例外。爱因斯坦是个相当自省的人，他已然意识到自我的复杂性，却在看待他者时，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看作同质化的群体。对于在旅途中遇到的各色人等，爱因斯坦几乎都会按照国别和民族予以分类，比如“日本医生”“法国公职人员”“印度乞丐”“葡萄牙中学教师”……熟悉一些的则会点出地域“汉堡出口商”“真正的维也纳人”“真正的柏林人”。这些对地域和民族的总体性判断很容易掩盖人的个性，而这些判断往往都是带有偏见的。虽然旅行通常被认为是开拓视野、消除偏见的方式，但不够深入的旅行反而会加深偏见，因为旅行者的头脑中往往都带有预设的观念，所见所闻仅仅只是为原有观念提供了新的佐证。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的了解与沟通有助于消除偏见。

相较而言，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评价更加正面，但也是在与日本人的接触中不断改观。在行程未敲定前，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财务条款感到不满，曾抱怨“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在赴日的邮轮上，他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友善，但他们面目还是缺乏个人特征，尤其是日本的妇女和孩童“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等到在日本的行程过半，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盛赞日本人的优点，表示相较于所认识的其他民族日本人更加吸引自己。

所以无论爱因斯坦对中国或褒或贬，我们都不必抱有太多执念。他对中国只有匆匆一瞥，只记住了抽象的群像，他没有与中国人深入交往，日记里未出现过一位有名有姓的中国人。爱因斯坦没有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中国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过，作为“被凝视的一方”，我们怎样看待爱因斯坦笔下的中国人，以及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其他族群，其实更是值得深思的。

假如爱因斯坦只在当时洋人出没的租界里安享奢华款待，留下些许对中国的恭维之辞，对我们而言倒未必是有价值的评论。他的见闻和想法可以被看做那个年代真实状况的一种折射，它映照出了底层民众贫困而悲惨的生活，也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譬如肮脏与污秽，常被视为文明的反面和贫困的伴生物。1920年代初上海的华界，大部分人口聚居在简陋的棚户区，环境卫生状况的确极为恶劣，这在同一时期《申报》等刊物上也多有报道。造成这一现场的原因既有政府统治混乱下的社会治理不力，有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淡漠，也有工业发展与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难题。在19世纪后半叶的伦敦、柏林等欧洲大城市的快速发展阶段其实也都面临过，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的臭气，一度让下议院不得不休会，后来是由于下水道系统的修建，以及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才让环境卫生得到改善。

另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生殖力的迷思。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了人口指数增长模型，他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同时认为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民族没有能力像欧洲人一样，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行为。爱因斯坦显然与马尔萨斯看法一致，他似乎还相信中国人会因为极强的生育能力而最终取代其他种族。但从全球生育率的情况看，生育与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的关联度显然比民族更高。而且欧洲人也不是先天就能控制生育，18世纪前传统的欧洲妇女平均育有7-9个孩子，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中上阶层的生育率才开始下降。之所以列举欧洲曾经的情况，不是为了反驳爱因斯坦，而是站在今天的节点回望历史，尝试理解背后非民族性的原因，毕竟没有一种民族文化、社会现象是固定不变的。

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呈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真实，这份真实具有感染力，也令人深思。作为“凝视者”的爱因斯坦是如你我一样的凡人，我们尽可以带着批判去读《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同时也要把这份批判留给自己。反躬自省，我们在“凝视”他人时，是否会带着偏见与优越感？是否会根据一面之辞或一面之缘，就做出结论性的判断？

世间参差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大部分时候人类都受困于自身的境遇。正如爱因斯坦所感慨的那样“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似乎非常苛刻，赤贫导致粗陋，富裕导致空虚；严寒的天气使人沉郁，而热带的气候让人放纵慵懒”。文明的诞生实在是一种极偶然的幸运，无论是哪个国家和民族获得了这份幸运，都不应让其成为偏见与优越感的来源，更应该成为对人类的责任与担当。

要知道，还有历史这双眼睛始终在“凝视”着我们。

本文2023年4月18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返朴（怎样看待爱因斯坦凝视的中国人？），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