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Albert_Einstein 100年前，爱因斯坦本受邀准备访学中国，最终未能成行。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印象，这些记录在出版后，引发了关于爱因斯坦是否歧视中国人的激烈讨论。 100年后，当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做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赛先生》向您推荐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宋妍婧博士的这篇文章。杨运洋 ｜ 编辑
爱因斯坦就这样和中国学者擦肩而过，也与他的日本之行对比鲜明。时间回到一百年前，1922年11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之前空缺并保留的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表彰其“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颁奖理由是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次日，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发出，而此时的爱因斯坦正乘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北野丸号”，离开香港前往上海。11月13日上午十时许，爱因斯坦夫妇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收到瑞典总领事转达的关于他获奖的正式通知。12月11日，玻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了演讲，而爱因斯坦并未赶到现场领奖，这一天，他身在本次远东之旅的终点——日本。爱因斯坦访日历时四十三天，引起巨大轰动，成为日本科学史，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东渡日本之前，爱因斯坦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按照蔡元培、朱家骅等人与爱因斯坦的接洽，这位物理学大师曾计划结束日本讲学后，来中国大陆访问、讲学两周。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爱因斯坦就已经名扬天下——哪怕当时他在中国大众之中的名声还远远不能和二十一世纪相比。
这一切要从1905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奇迹年”说起。1905年，只有二十六岁，还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担任三级技术专家的爱因斯坦完成了六篇论文，并陆续发表在《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1905年四篇，1906年两篇）。《物理年鉴》是德国当时很重要的一本物理学杂志，从1901年起，爱因斯坦就在上面发表论文，1901年一篇，1902年两篇，1903年和1904年各一篇，但早期这些文章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他在科学界依然默默无闻。而1905年的几篇论文，特别是其中关于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以及质量和能量等价性的四篇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后来，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联合国大会也在2004年通过决议，将2005年定为“国际物理年”，以纪念相对论诞生一百周年和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1905年之后，爱因斯坦开始受到科学界关注，1909年苏黎世大学哲学系主任为他写的推荐信中提到，“爱因斯坦现在已经进入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行列”。1913年11月，爱因斯坦被推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这是那个时代德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待遇也非常优厚，固定年薪九百马克，另加特别个人年薪一万两千马克。1914年4月，爱因斯坦迁居柏林——德国科学界的中心，开始了他十九年的柏林岁月。虽然其后只几个月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研究。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的完整形式，次年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还对辐射理论和统计力学做了研究。爱因斯坦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是在1919年，而且几乎是一夜成名。这并非因为他十几年来对物理学做出的那么多贡献，而是因为实验观测与科学理论的一次精彩互动——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宣布：巴西和西非科考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时间，全世界的报道铺天盖地，爱因斯坦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刚刚经历“一战”、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焦虑的普罗大众虽然都不了解相对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被这一颠覆传统的理论所吸引，进而将爱因斯坦视为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而此时，诺贝尔奖的桂冠还没有戴在爱因斯坦头上。以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诸多重大贡献，他获得诺贝尔奖似乎并不奇怪，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背后的故事却相当曲折。
从1910年起，爱因斯坦就开始被提名诺贝尔奖，接下来的十来年里，除了1911年和1915年，他每年都被提名，特别是1920至1922年这三年，分别为八次、十四次和十七次，均是当年获得提名次数最多的候选者。直到1922年获奖，他一共被提名六十二次。不过，按照诺奖的评选规则，提名次数最多的候选者未必能获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遴选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具体执行这个任务的是该院任命的一个五人小组，也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五人委员会向受邀提名人（invited nominators）发送机密表格，再从众多被提名人中选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和值得专门报告（special report）的对象。接下来，委员会将撰写一份总报告（general report）提交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简要讨论所有被提名人，以专门报告的形式深入介绍主要的竞争者，并就最终候选人提出建议。接下来，瑞典皇家科学院下属的物理学部会对该报告进行讨论，并在全院投票，科学院所有院士都有投票权。通过这种评选机制可以看出，对于候选人的遴选，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而这个只有五人的委员会难免出现偏颇。对爱因斯坦不利的是，这个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由瑞典的实验物理学家主导，他们往往把理论当作一种推测而加以排斥。所以，直到1919年，也就是爱因斯坦首次获得提名九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的专门报告中才出现他的名字。当时的委员会主席是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此人既是物理学家，也是化学家，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威望极高，因为“提出了电离理论”，他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而从1900年到1927年，阿伦尼乌斯一直担任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委员。不难想象，他对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授予拥有决定性的影响。1919年，瑞典昆虫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和常务秘书奥里维利乌斯（Christopher Aurivillius）以“分子运动方面的工作”提名了法国物理学家皮兰（Jean Baptiste Perrin）和瑞典化学家斯韦德贝里（Theodor Svedberg）。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爱因斯坦关于布朗运动的工作，于是阿伦尼乌斯提名爱因斯坦，并撰写了这三人的专门报告，题为“爱因斯坦、斯韦德贝里和皮兰对布朗分子运动和胶体性质的工作简报”。但这份报告也特意提及，因为此前大部分提名人都是因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工作而提名爱因斯坦，如果以分子动力学为他颁奖，学术界会觉得奇怪。这一顾虑也导致另外两人的获奖被推迟，直到1926年皮兰和斯韦德贝里才分别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1920年，如日中天的爱因斯坦自然得到了更多提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支持相对论，德国实验物理学家格尔克（Ernst Gehrcke）和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莱纳德（Philipp Lenard）是反对最激烈的。当年8月17日，阿伦尼乌斯单独为爱因斯坦撰写了一份专门报告《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预言现象的最新评论》。这份报告总共七页，引用了格尔克和莱纳德等人的文献，总体上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出了偏负面的评价。最终，19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瑞士物理学家纪尧姆（Charles Guillaume），“表彰他通过发现镍钢合金中的异常现象，为物理学中的精密测量做出的贡献”。1921年，三十一位提名人有十四人提名爱因斯坦，物理学委员会形成了两份关于爱因斯坦的专门报告。第一份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研究报告》，由瑞典眼科专家、19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古尔斯特兰德（Allvar Gullstrand）执笔，第二份仍然出自阿伦尼乌斯之手，即《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理论简介》。古尔斯特兰德的报告长达五十页，其中明确表示认同上一年阿伦尼乌斯报告的内容和结论，还对水星近日点的进动问题提出了质疑。而阿伦尼乌斯关于光电效应的报告指出，爱因斯坦的研究没有在实验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认为“光电效应定律”不是量子理论的基础，而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已于1918年因量子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没有合适的候选人，委员会最后建议，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保留到下一年再颁发。第二年，提名集中在爱因斯坦和玻尔两人身上，分别为十七次和十一次。古尔斯特兰德在7月11日完成专门报告《对1921年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引力理论报告的补充》，继续坚持那些反相对论学者的观点，并宣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缺乏获奖所需的物理学意义。物理学委员会对这个报告没有任何异议，爱因斯坦获奖的前景愈发黯淡。当年5月，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委员、瑞典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哈塞尔贝里（Bernhard Hasselberg）去世，瑞典物理学家、上一年刚刚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奥森（Carl Wilhelm Oseen）被增补为临时委员。奥森1921年和1922年连续提名了爱因斯坦，而且是唯一以“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作为获奖理由提名爱因斯坦的人。奥森在这件事情上的基本立场有二：第一、要在不得罪同事的前提下让爱因斯坦获奖；第二、由于这一年有两个物理学奖可以颁发，最好玻尔也能获奖。虽然奥森没有提名过玻尔，但他们认识已近十年，并一直互相支持。而奥森面临的困境也显而易见：第一、六十岁的古尔斯特兰德德高望重，但性格固执，有他反对，爱因斯坦不可能以相对论获奖；第二、“光电效应定律”这个提名理由在上一年已经被阿伦尼乌斯的专门报告否定；第三、玻尔的提名理由也在上一年被否定，委员会认为他关于原子结构的量子理论与物理现实冲突。
图1. 1925年的玻尔和爱因斯坦。两位大师之间长期、尖锐而又友好的争论，极大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图片来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iels_Bohr_Albert_Einstein_by_Ehrenfest.jpg当然，局面也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首先，奥森是瑞典仅有的两位数学物理学教授之一，增补他为临时委员也是因为之前委员会里没有理论物理学家。其次，他和古尔斯特兰德是好友，两人都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再者，从1921年到1922年阿伦尼乌斯对爱因斯坦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发现爱因斯坦在德国受到了大多数科学家的尊重，同时爱因斯坦为促进国际和解与合作做出的努力也让他十分钦佩，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在1900年参与起草诺贝尔基金会章程时，阿伦尼乌斯曾建议提名人应包括外国科学家，从而确保评选过程的国际化。此外，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还需要面对来自整个科学界的压力，一个在大众和同行眼里和牛顿一样伟大的科学家如果不能获得诺贝尔奖，那谁还有资格！早在1921年秋，奥森就参与了诺贝尔奖的评选工作。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物理学部决定保留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次会议上，针对阿伦尼乌斯对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研究的负面评价，奥森强调，这一发现在未来会显示出更进一步的意义，委员会的声明不应被理解为此事已经一劳永逸地定案了。经过讨论，物理学部最后决定，必须高度重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现象的解释，但只有等到对此解释的科学意义有了更可靠的理解后才能授奖。奥森的据理力争为光电效应研究在来年获奖埋下了伏笔。1922年，奥森为玻尔和爱因斯坦撰写了专门报告，分别是8月9日完成的《玻尔的原子理论》（三十四页），和四天后完成的《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定律》（十二页）。在第二份报告中，奥森特别强调，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发现了一个基本“定律”（Law，即通过大量实验总结出来的规律），并且已经被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的实验工作完美验证——次年密立根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报告还列出了爱因斯坦的其他重要贡献，包括布朗运动、量子理论、电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等。但奥森并没有按照重要性给这些贡献排序，这应该是因为他考虑到，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各有自己的选择。比如，理论物理学家会被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贡献所吸引，数学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更喜欢广义相对论，而对于实验物理学家，也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中最具代表性、最受推崇的物理学家来说，爱因斯坦的任何工作都比不上他对光电效应的解释。报告的最后，奥森总结道：“爱因斯坦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无疑是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我看来，它的发现者完全配得上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在关于爱因斯坦的报告中，奥森还提及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玻尔建立原子理论的基础假设之一，这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令人信服且意义重大，而对玻尔原子理论的证实也同样是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证实。在这里，奥森巧妙地将爱因斯坦和玻尔绑定在一起。在关于玻尔的报告中，奥森回顾了玻尔原子理论的发展历程，最后的总结是：“在我看来，无论是考虑已经证实的发现，还是其对实验和理论物理的强大促进作用，玻尔的原子理论完全值得诺贝尔奖。”
图2. 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证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instein_Nobel_1922_Urkunde.jpg1922年9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将总报告提交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其中建议：“在现有的两项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将前一年保留的一项授予柏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以表彰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教授，以表彰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物理学部开会同意了委员会的建议。11月9日，科学院投票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保留的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早在9月6日委员会提交总报告并给出候选人建议时，爱因斯坦获奖就基本上确定了，因为物理学部和皇家科学院一般不会改变委员会的提案。所以，9月17日，阿伦尼乌斯在德国莱比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GDNA）的百年大会时，就给爱因斯坦写信：昨天路过柏林的时候，听Margarathe Hamburger夫人说您要离开德国去日本。外部环境恶劣到让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程度，我对此深表遗憾。我非常希望12月份您能来斯德哥尔摩，如果您去日本的话，那就肯定无法实现了。不过前来斯德哥尔摩的邀请要等11月中旬才能发出。您能在欧洲一直待到那个时候吗？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您之后不久就会访问斯德哥尔摩，除非有什么“超级外力”（force majeure）不让您来。【注1】9月18日，代替爱因斯坦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德国物理学家、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劳厄（Max von Laue）也致信爱因斯坦：“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将有事情发生，你最好12月份能留在欧洲。请重新考虑一下，你是否还去日本旅行。”显然，他的可靠消息来自阿伦尼乌斯。虽然两封信中都没有明确提到诺贝尔奖，但已经给爱因斯坦发出足够强烈的信号，诺贝尔奖非他莫属了。衷心感谢您的来信。我是受到对方的邀请前往日本。接受这一邀请，不是因为不愉快的处境，而是不想失去了解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的机会。因为我已经和日本方面签约，所以完全不可能再拖延了。我将于明年3月回到欧洲。希望瑞典方面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对我的邀请，祝您万事如意，您极其诚挚的又及：我还是希望下周初还能有机会和您见面。最好是您路过的时候来看看我。当然只要能够安排，我也愿意去您觉得方便的地方。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爱因斯坦还是很在意诺贝尔奖的，也非常希望能与阿伦尼乌斯见面。不过从后来的结果看，爱因斯坦确实为远东之旅而放弃了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当年的颁奖典礼。另一方面，虽然爱因斯坦在信中否认自己是因为在德国处境危险才出国旅行，但他毕竟做出了前往远东的决定，而在当时紧张的社会环境下，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应该暂时离开德国了。爱因斯坦生性自由、不受拘束，1896年，时年十七岁的他为逃避兵役，申请放弃符腾堡王国国籍——该王国属于德意志帝国，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德国国籍。其后五年他都属于无国籍人士，直到1901年获得瑞士国籍。
在瑞士的岁月里，爱因斯坦不问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专注于物理课题的思考和研究，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爱因斯坦迁居柏林后，“一战”很快爆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在物理学研究之外，他也慢慢开始投身于和平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运动中。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被日食观测验证之后，戏剧性地成为显赫人物的爱因斯坦更是不得不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并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社会发生的重要事件发表评论。1919年12月30日，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公开政治声明《东方来的移民》，意在保护弱势的东欧犹太移民免遭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伤害。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帝制崩溃、理性衰落的时期，反犹成为普遍现象。爱因斯坦极高的人气，加上犹太血统，使他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并没有逃避，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他所认为正确的事业中去。起初他还能轻松面对，他曾在英国《泰晤士报》上以一种幽默的口吻写道：“以相对论鉴识知识界的趣味，则今日之德国人将称我为德国科学家，英国人会称我为瑞士犹太人。而有朝一日我被‘拉黑’，则上面的表述就会倒过来：德国人将称我为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将视我为德国科学家！”【注2】但很快，德国国内对爱因斯坦的批评从科学层面上升到人身攻击。1920年8月24日，爱因斯坦出席了在柏林音乐厅举行的反相对论会议，会上有人指责他沽名钓誉、操控出版、剽窃抄袭等。这彻底激怒了爱因斯坦，他在8月27日的《柏林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回应这些诽谤，向以格尔克和莱纳德为主的一众反相对论科学家提出挑战，建议双方一个月后在第八十六届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会议上进行一场辩论。
爱因斯坦和莱纳德的正面交锋发生在9月23日，这场辩论短暂而平静，但未能缓和两人的矛盾。而现场的气氛也相当紧张，陪同出席会议的爱因斯坦夫人艾尔莎（Elsa Einstein）甚至受此影响病了一场。就在这一年，爱因斯坦认识到，要让全体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享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只能创办一所犹太人大学，于是他开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虽然爱因斯坦几次谢绝了美国发来的“报酬丰厚”的讲学邀请，但当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后来的以色列首任总统、化学家魏茨曼（Chaim Weizmann）请求他一起赴美，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募集资金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1921年4月至5月，爱因斯坦赴美访问，也因此缺席了4月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这届会议的主席与前两届一样，仍然是曾获19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Hendrik Lorentz）。洛伦兹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而爱因斯坦是本次会议唯一接到邀请的德国科学家，他的出席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从爱因斯坦的这次选择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已将为犹太人办大学视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当然，爱因斯坦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德国科学界代表人物的身份，尽力在做促进国际和解与合作的事情，并希望德国能在战后的欧洲占有一席之地。访美之后，他于1921年6月顺访英国。这是他第一次去英国，还见到了英国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整个访问取得巨大成功。爱因斯坦对美英两国的访问起到了破冰作用，对改善这三国科学家的关系有所贡献。1922年3月底至4月初，爱因斯坦又受邀对法国进行访问，也同样取得了成功，双方都对此感到满意，这是德国与法国科学界在战后和解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1922年5月，国际联盟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邀请爱因斯坦参加国联之下的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居里夫人（Marie Curie）也在受邀之列。基于促进国际和解的初衷，爱因斯坦短暂考虑之后决定接受邀请。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打破了爱因斯坦的良好愿望。1922年6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极右翼分子刺杀。身为拉特瑙的好友，爱因斯坦受到极大刺激，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深刻认识到德国政治环境的险恶，而自己同样处在危险之中，据传他也是刺杀目标。爱因斯坦又一次产生了离开柏林的念头，并开始认真准备远东之行。7月4日，他写信给国际联盟秘书长，收回了之前加入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的决定（后来又经多方劝说继续留在该委员会）；7月6日，写信告知普朗克，因为安全原因他无法参加9月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百年大会，并推荐劳厄代替他演讲；7月12日，写信给劳厄，说自己将于10月出远门，希望劳厄能从10月1日起临时接替他担任威廉皇帝研究所所长；同一天，爱因斯坦致信普鲁士科学院：“鉴于本人必将于10月初出国访问较长时间，今特向科学院申请从10月1日起无限期暂停支付我的薪金。”9月18日，致信瑞士驻柏林大使馆，说他们夫妇月底要启程去日本、中国、荷属印度群岛及西班牙，由于使用普通护照签证费较高，请求大使馆给他们颁发外交护照，以节省开支。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9月20日他给阿伦尼乌斯的回信，告知对方12月份他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做好这些准备后，爱因斯坦夫妇于10月3日离开柏林，前往瑞士苏黎世，10月6日再次启程，前往法国马赛——这是他们远洋旅行的起点。中国很早就开始邀请爱因斯坦访华。
1920年8月底，因为反相对论者的疯狂攻击，爱因斯坦产生离开柏林和德国的想法，德国报纸曾专门报道此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当时正在德国考察，他从柏林发电报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有离德意志意，或能来远东，愿招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但当袁希涛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这一邀请时，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一时还不能离开德国。1920年10月21日，蔡元培离开北京赴欧美考察，临行前在北京大学话别会上提到，他要请一些外国教授到中国任教或讲学。1921年3月8日，蔡元培在法国巴黎拜访了居里夫人，并向她提出访问邀请，他在日记中写道：“询以何时往美国，云在本年暑假中。询可否一到中国，答言：暑假无多日，此次不能往，当于将来之暑假中谋之。”3月13日，蔡元培到达柏林，16日，拜访了爱因斯坦。蔡元培又在日记中记载：十六日 午前，夏君浮筠、林君宰平来，同访安斯坦（Einstein），知彼将往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归途到英、荷为短期演讲，即回德。彼现任物理研究所所长，言德人不愿彼久离德。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如往中国演讲，应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夏君言：用英语亦可，安斯坦自言操英语甚劣。夏君询相对律既出，以太无存在之必要，光行状态如何……【注3】日记中的“夏君浮筠”就是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做访问学者，赴德前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从他们和爱因斯坦的接洽可以发现，爱因斯坦对来中国讲学还是很感兴趣的，但他只能用德语进行演讲。这次交谈后不久，3月21日，爱因斯坦就启程赴美，访美结束后又访英，于6月17日从英国回到柏林。而蔡元培继续他的欧美环球考察之旅，最终于9月14日回到上海。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开始行动了。邀请的发起者是一家私人机构——改造社。改造社成立于1919年4月，是新兴的一家实力雄厚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出版社。社长山本实彦同年创办了综合性月刊《改造》，并在次年出版了日本社会改革者和基督教传道者贺川丰彦的自传体小说《越过死亡线》。这部小说取得巨大成功，也为改造社聘请国外杰出知识分子访日提供了资金保证。在爱因斯坦之前，受改造社之邀到访日本的有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创始人山额（Margaret Sanger），英国哲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素1921年7月访问日本时，山本实彦曾让他列举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罗素回答：“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然后是列宁，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1921年9月20日左右，改造社驻欧记者室伏高信通过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向爱因斯坦发出邀约，之后他又给爱因斯坦写信，开出的条件是：含路途在内，在三个月的访问期里，支付往返旅费及讲演费两千英镑；此外，爱因斯坦的书稿、论文和文章出版时，另外按每三千字三十英镑计酬。9月26日，室伏高信拜见爱因斯坦，双方相谈甚欢；第二天，爱因斯坦就给室伏高信写信，接受了改造社的邀请：“被您邀请去东京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考虑到我对东亚民族及其文化长久以来的兴趣。我计划1922年秋开始这次旅行（大概在8月底9月初）。”对于爱因斯坦欣然接受日方邀请，室伏高信后来回忆：“……对于像日本这样遥远的东方，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其开化和文明程度尚且较低，他居然接受了邀请，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圆满完成任务的室伏高信启程回国，在11月回到日本东京，写信给爱因斯坦再次表示感谢，并随信寄去了正式的访问方案。一切似乎都太顺利了。正当改造社庆祝这一重大进展时，突然发生变故，爱因斯坦取消了访日计划。此前，他除了派室伏高信赴柏林拜访爱因斯坦，还委托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物理学教授石原纯于9月24日写信邀请爱因斯坦。石原纯曾在德国留学，与爱因斯坦相识，他在信中给出的行程计划是在日本停留一个月，报酬为一万日元（大约相当于一千一百英镑或者四千八百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将会在得到爱因斯坦的同意之后预付，而稿酬按照每四千字四百日元计算。这与之前室伏高信与爱因斯坦所谈的条件有很大区别：一是原定往返一共三个月，除了来去路上的八十天时间，爱因斯坦在日本只需停留十天左右，而石原纯的方案却是在日本停留三十天；二是酬金也发生很大变化，室伏高信开出的是两千英镑，石原纯信中却说只有一千一百英镑，比前者少了近一半。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从日本到德国的信件一般要四十天左右才能收到，这封9月24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应该是在11月初收到。显然，爱因斯坦被惹恼了，在他11月9日给继女伊尔塞（Ilse Einstein，爱因斯坦夫人与前夫的女儿）的信中写道：“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我希望他们别再烦我就好了。但我不会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去那里的。”12月6日，爱因斯坦给石原纯回信，谢绝了日本的邀请，并毫不客气地说明了理由：“对于您的那些建议，我经过谨慎的权衡之后，现在觉得我有理由放弃原定1922年实现的日本之行。我很抱歉，我此前已向Murobushi（室伏）先生表示同意，现在却不得不食言，同时我也必须抱歉地指出，您所说的那些条件跟Murobushi先生本人来信告诉我的条件并不一致……”现在没有发现文献能明确解释石原纯和室伏高信所提的条件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可能是山本实彦和石原纯没有沟通好，或者是石原纯擅作主张，又或者是山本实彦的谈判技巧使然——罗素访日时就与改造社闹得不大愉快，还称山本实彦是个“骗子”。不过，等石原纯收到爱因斯坦回信时，山本实彦显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很快采取补救措施，于1922年1月15日拟定了正式协议：改造社有幸恭请爱因斯坦博士教授访问日本并开展一些讲座。双方都同意完全履行下列承诺：a) 在东京为期6天的一个科学讲座系列，每天大约3小时，以及b) 6个公众讲座，东京、京都、大阪、福冈、仙台、札幌每处各一次（每处大约两个半小时）。2. 除非遇到不可抗力的阻碍，演讲者应于1922年〈8月〉9月底或〈9月〉10月初启程。在日本的逗留期大约一个月。3. 酬金（包括旅费及食宿费用）为二千英镑（￡2,000）。与本协议同时，改造社通过伦敦的横滨正金银行向演讲者支付上述金额的一半。其余部分将在他到达日本之后立即支付。如果由于不可避免的困难无法成行，预付的一千英镑应当归还给改造社。根据合同附件，我们已经在伦敦主教门（Bishopsgate）2号的横滨正金银行将一千（1000）英镑存入您的名下，以便您在方便的时候从银行取出英镑或者马克。关于您的行程，请和柏林日本大使馆参赞松原先生协商安排。我们已经写信请他帮助。在这份协议中，山本实彦坚持希望爱因斯坦能在日本停留一个月，但同意了室伏高信给出的两千英镑报酬。与此同时，改造社还通过伦敦的银行预先支付一半酬金。山本实彦很清楚爱因斯坦现在是不会相信改造社的，所以他并没有将正式协议直接发给爱因斯坦，而是委托石原纯转交。1922年1月26日，石原纯写信给爱因斯坦：去年的9月22日【注4】，我给您寄去一封信，转达了山本实彦先生（改造社代表）邀请您来讲学的意愿。不久以前从欧洲之行归来的室伏高信告诉我，他曾去柏林访问您，您已欣然接受邀请。改造社以及我们全体对此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在此，我有幸应您的要求寄去关于此次会议的确认文件。随信附送有山本先生亲笔签名的两份复件；请您签字后寄回其中一份。我还要抱歉地通知您，在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之后，之前商讨的条件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与上次我写的有所不同。关于计划的会议内容，除了附件中山本先生的信之外，我还要加上以下备注：1. 文部大臣和东京大学校长都支持改造社的计划，已批准在前述讲座涉及的每一所大学，为讲座安排大厅。2. 每次讲座的时间可酌情增减。公共讲座应翻译为日语；其他学术讲座则不必翻译。3. （在其他日本的协会）进行任何讲座或演讲均需得到改造社的同意。4. 如果贵夫人也有意一同访问日本，山本先生乐于至少承担她一个月的开支。5. 即使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形，您无法成行，需返还预付酬金时，山本先生不要求以现金退回全部预付款，而宁愿等待您的善意，比如提供简短通俗的稿件给他编辑的《改造》杂志发表。在石原纯的这封信中，山本实彦又提出可以支付爱因斯坦夫人的旅行开支，而且如果爱因斯坦无法成行，预付金不需要退回，可以通过为《改造》杂志写文章的方式抵扣。这一次，山本实彦诚意满满。1922年3月27日，爱因斯坦给石原纯回信，正式接受邀请：“刚刚收到您1月26日的来信以及协议草稿，我完全同意……我怀着喜悦之情，期待着在这个秋天与您会面，领略这个被我们笼罩在童话般神秘面纱之内的日照之国的风采。”在回信中，爱因斯坦还提出把出发时间推迟一个月，也就是10月初启程，因为他9月21日要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百年大会上作报告——最终他还是因为安全原因没有参会。与山本实彦一样，爱因斯坦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承诺在开始旅行前，不会兑换伦敦银行的支票。在日本改造社紧锣密鼓地与爱因斯坦接洽的时候，中国这边却似乎放慢了节奏。蔡元培在1921年3月与爱因斯坦交谈后，应该是委托正在柏林的朱家骅及中国驻德公使馆人员与爱因斯坦协商访华具体事宜。从朱家骅在1922年3月2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件可以知道：一、朱家骅几天前从中国驻德公使馆得到消息，爱因斯坦将要访问日本，并且只能在北京待两周；二、这一消息是更早的时候爱因斯坦亲自去中国驻德公使馆知会的；三、朱家骅曾在不同场合与爱因斯坦讨论过来华讲学事宜，而且爱因斯坦答应在访美之后下一个访问目的地就是中国；四、北京大学曾经希望爱因斯坦来中国工作一年；五、由于中国驻德公使换人，新公使不清楚之前朱家骅与爱因斯坦协商的事情，因此直接用电报把消息发给了北京，向北京大学询问情况；六、朱家骅询问了爱因斯坦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并希望他先去北京再去日本。非常感谢您本月21日的来信，我借此机会向您报告自己计划中今年秋季东亚之行的状况，但是要请您保密；原因是我不想自己的旅行计划事先被人知道，那样的话会招来其他额外邀请等麻烦。对于我们之间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目前不得不打消前往中国的念头，因为您设想的计划与我其他的任务冲突；另外，你们提出的报酬也不够所需。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收到日本方面的邀请，报酬足够四周的旅行计划所需。具体的安排是两周在东京，另外两周在日本其他各地的大学，这样我也可以顺便去北京待上两周。我不知道日本方面是否会坚持让我先到日本再到中国。但是我想先去日本的原因，是觉得中国冬天的气候比日本要温和一些，而我能够安排的中国和日本之行的时间，是从11月中到1月初。我完全不能想象访问两个国家的次序有何重要之处，不过至少是日本先开出了合适的价码（两千英镑外加我和妻子的免费食宿），他们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有资格要求优先，正像您以自己首先提出邀请而要求优先权一样。我非常渴望能够与您达成一个让您完全满意的协议，并亲眼瞻仰东亚文化的摇篮。显然，之前中方提出的报酬与爱因斯坦的期望有较大差距，而爱因斯坦也不会按照朱家骅所希望的那样先访问中国。后面与爱因斯坦的联系主要由新任驻德公使魏宸组负责，他在3月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如何。蔡元培表示热烈欢迎，承诺北大将提供其在北京教学期间的旅馆和其他费用，并额外支付每月一千华币（大约一百二十三英镑）的酬金。4月8日，魏宸组致函爱因斯坦，转达蔡元培的回复。鄙人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兹拟各款略加修改，开列于下，谨请鉴察为荷。（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以上各项，均请按两人合计。此次修改各条，实系不得已办法，务希谅解是幸。【注5】蔡元培收到这封经中国使馆转来的信时，已经是6月下旬。由于当时北大财政拮据，蔡元培不能自行决定此事，借中华教育会改进社于山东举行年会之机，他携爱因斯坦函电前往赴会，其间与梁启超商议。据蔡元培说，梁启超“甚赞同”，承诺自己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得此赞助后，蔡元培于6月底复电驻德使馆：“条件照办，请代订定。”7月22日，魏宸组致信爱因斯坦，通知他北京大学已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拟定协议为“酬金一千美元，支付您与夫人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行费用，以及在北京的旅馆费用”，学校方面盼望在北京欢迎他。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蔡元培8月份收到上述消息。为迎接爱因斯坦来华演讲，制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北大组织了七场公开演讲，演讲计划于1922年11月20日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公布。因为讲堂座位有限，还特别印发听讲券，“北大同人愿意听讲者，请至第一院注册部领券可也”。讲演地点设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时间在11月24日至12月13日之间，开讲均在晚上八时，演讲人及题目如下：如此看来，中日双方似乎都做好迎接爱因斯坦的准备了。1922年10月7日，爱因斯坦夫妇在法国马赛登上“北野丸号”邮轮；8日，他们离开马赛，开启了这趟远洋旅行。
13日，邮轮抵达埃及塞得港，14日，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然后横穿印度洋，28日到科伦坡，11月2日到新加坡。在这里，爱因斯坦受到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热情招待。11月9日，爱因斯坦抵达香港，他在日记中说，这是自己旅行开始后景色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获奖信息通过电报发给柏林。13日上午十时许，爱因斯坦夫妇到达上海，到码头迎接的有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德国人裴司德（M. O. Pfister）夫妇，德国总领事蒂尔（Fritz Thiel），《中华新报》记者曹谷冰，东京大阪各大日报上海特派员等等，共十余人。《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第二天的头版报道中提到，爱因斯坦在码头接受采访时说，他完成在日本的讲学后很可能会回到中国进行一系列演讲，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都对他发出了邀请，如时间允许还要在上海演讲两到三场。图3.《时报图画周刊》1922年第124期关于爱因斯坦的报道其中图片为爱因斯坦夫妇抵达上海后在“北野丸号”上的合影，文中将爱因斯坦误为“瑞典人”，并有“赴日本演讲毕，当来中国讲学”句。
图片来源：公有领域，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
爱因斯坦夫人被问到是否理解相对论，她承认相对论也让她很困惑，然而，除了他的理论，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男人一样，也会把烟灰掉在地板上、把袜子穿坏。其实，爱因斯坦夫妇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提问，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名人，他们频繁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已经能够熟练应对记者五花八门的问题，并时不时展现出睿智和幽默，上海码头这十几个人的接待规模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只不过，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了——之前，他的回答总是：“因为这个奖不是我颁发的。”中午，爱因斯坦夫妇应《大阪每日新闻》上海特派员之请到西藏路的一品香番菜馆吃午饭，这是当时上海有名的酒店，1920年罗素刚到中国时就曾下榻于此。番菜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仿西菜，即西式中餐，也就是用中式传统方法烹调欧美西菜。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饭菜极其精致，没完没了。桌上放着很多菜碟，人们不停地用筷子从里面取食。我的肠胃反应相当激烈。”下午，爱因斯坦一行去“小世界”听昆曲，因尚未开演，就只看了会儿新剧，并在楼上俯瞰了豫园的庭院和假山，爱因斯坦对中国建筑风格颇有兴趣。之后他们离开“小世界”，步行至城隍庙后门，乘车到新闸路裴司德博士宽敞的乡间别墅吃下午茶。其间，有几个德国人陪同，还有一个大概由八人组成的犹太显要代表团造访，转达当地犹太社区的问候，爱因斯坦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计划在下月返回上海时参加他们举办的招待会。下午六时半，他们又乘车至上海书画界与商界名人王一亭寓所赴晚宴。这处宅邸是王一亭1918年从上海巨族郁氏手中购得，他重建屋宇，修葺园林鱼池，以为娱亲养老之所，由于园中有一颗百年大梓树，遂将其命名为“梓园”，并请挚友吴昌硕篆书“梓园”两字为府额。图4. 1922年11月13日晚，爱因斯坦夫妇和王一亭等人在梓园的合影
前排左起：章肃、稻垣夫人、爱因斯坦夫人艾尔莎、应蕙德、爱因斯坦、应时、王一亭、于右任；后排左起：裴司德夫人、村田孜郎、张季鸾、张乃燕、前田、稻垣守克、裴司德、曹谷冰、王传熊。
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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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造社选择王一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王是日商买办，和在沪日本人关系很好；二、王是著名书画家，梓园又是典型的中式建筑，可以满足爱因斯坦“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的需求。
当晚出席的中国人，除东道主王一亭及其次子王传熊外，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北京大学教授张乃燕博士，浙江政法学校教务长应时博士及其夫人章肃、女儿应蕙德，《中华新报》总编张季鸾，记者曹谷冰等，这些人都是王一亭的同乡或好友。裴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孜郎和前田等人也出席作陪。爱因斯坦夫妇先观赏了金石书画，然后入席。待所有来宾都就座后，于右任起立致辞：“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憾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惟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举，重为我国青年赐诲。”爱因斯坦在答辞中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其所见。”【注6】宴会中，应时博士的女儿应蕙德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与东道主沾亲带故的夫妇和他们大约十岁的漂亮小女儿，她用德文和中文朗读，讨人喜爱，不认生。”晚九时半，宴会结束，爱因斯坦一行乘车至日本人俱乐部，受到约一百名日本人（大部分为年轻人）的欢迎。之后返回邮轮，又接待一个“有趣可爱”的英国工程师后，终得休息。第二天（11月14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和稻垣守克夫妇乘车至龙华寺参观，还游览了附近的村庄，爱因斯坦全程都很愉快。下午三时，乘“北野丸号”离开上海前往日本。1922年11月17日下午三点，爱因斯坦夫妇抵达日本神户。
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除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六次科学讲座，爱因斯坦还分别在东京、仙台、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和福冈等七个城市，作了八场公共演讲。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座地点是在物理系主礼堂，听众包括一百二十位教师、五名研究生和十八名本科生，每次讲座的前一个半小时由爱因斯坦讲课，后一个半小时是讨论时间，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连开六场，各场题目如下：公共演讲的前两场在东京，分别是11月19日和24日，其余六场分散于各地，时间就安排在东京的专业讲座之后。从单场的演讲时长上看，最短的两个半小时，有好几场是三个半小时，有两场甚至长达四个半小时，好在面向公众的演讲题目固定，基本都是“相对论原理”。尽管每次演讲门票都价格不菲，人数最少的一场也有三百五十人，最多时听众竟然超过三千人。由于时间安排过于紧凑，爱因斯坦疲惫不堪，最后不得不提出“抗议”。尽管如此，在讲座和演讲之外，爱因斯坦还是参加了多场欢迎会，以及与青年学生的见面会，“除北海道外，几乎与日本全国的学生都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爱因斯坦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欢迎他的人群，人们都想一睹大师的风采。在早稻田大学，上万名学生一起迎接爱因斯坦；在东京帝国大学，来自东京各大学的两万名学生来欢迎他。新闻记者跟踪采访，诗人们为爱因斯坦献诗，连他用过的草稿纸、讲课的黑板都有人收藏。当时日本大正天皇已从公共生活中隐退，贞明皇后九条节子特地在赤坂离宫为爱因斯坦举办了一场赏菊会，日本首相加藤友三郎等政要与许多外国使节到场参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日本理论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在12月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评价道：“在这个研究所里，在这一个世纪内，几乎不会再有这样值得纪念的讲座了，因为不幸的是，我们离西方学术世界的中心太远了。专题讲座和大众演讲，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年轻一代对新自然科学的热忱，以及公众对理论的积极关注；因而我们有理由预测，日本国民在未来将会感受到您的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爱因斯坦夫妇和日本改造社员工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三位开始：稻垣守克、稻垣夫人、爱因斯坦夫人艾尔莎、爱因斯坦、山本实彦。图片来源：https://digipres.cjh.org/delivery/DeliveryManagerServlet?dps_pid=IE10589421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是科学及文化交流上的成功，也是商业上的成功。这次活动，改造社获利颇多，仅公开演讲的门票收入就有不少，爱因斯坦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揶揄了山本实彦一番：“（12月24日）取消了学生欢迎会，因为如果像在仙台一样，能免费听报告，可怜的山本可就亏大了。”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期间，改造社和山本实彦对他们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给爱因斯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夫妇在日本停留了四十三天，已远超之前议定的一个月，但科学讲座和公开演讲都集中在前三十天，后面基本以旅游观光为主，导致爱因斯坦都有些不好意思，在12月12日给山本实彦的信中写道：您为我和我夫人的日本之行出力良多，因此我觉得绝对有义务向您阐明下述情况：这船在16天后才离开门司，而我在这段时间并没有为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在此期间，自己不应该去麻烦稻垣先生和他夫人。正因为我很爱他俩，所以我请求您，为了减轻我的内疚，让我和我妻子独自在京都度过安静的时光。能让我们在这座奇妙的城市待这么久，您为我们做的真的足够了。我也请您，不要让任何人纯粹出于对我们的友好而前往福冈和门司。值此良机，我要向您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感谢，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奇妙的国度，您一直全程宽容而悉心照料我们，让我们整个行程都非常美好。12月14日，爱因斯坦在京都大学出席了一个学生欢迎会，被要求回忆自己发现相对论的过程，心情不错的爱因斯坦作了一个题为“我如何创造了相对论？”的即兴演讲。遗憾的是，这次演讲只有作为现场翻译的石原纯的日文记录版本，但仍不失为关于相对论创建过程比较权威的资料。爱因斯坦对日本人颇有好感，他在12月17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相较于我迄今所认识的所有其他民族，日本人更吸引我：安静、谦虚、聪明，懂艺术而又体贴，没有什么是为了表面，一切都为了实质。”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逗留了四十三天，于12月29日乘坐“榛名丸号”邮轮离开日本，12月31日十一时回到上海，犹太工程师德·容（R. de Jonge）和犹太富商加登（S. Gatton）接船。
这一次，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主要由当地犹太社区协会负责接待。爱因斯坦夫妇住在加登家中，并于1923年1月1日下午如约参加了招待会，还在当日晚上六点出席了由青年希伯来协会（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和探索社（Quest Society）主办的相对论讨论会。讨论会以问答座谈的形式进行。三四百名西方人出席，只有四五个中国人参加，其中包括之前出席了王一亭晚宴的张乃燕。他问了一个关于英国物理学家、作家洛奇（Oliver Lodge）的“心灵研究”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这话题“不严肃”，未予回复。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把这场讨论会形容为“带着愚蠢问题的喜剧”。当晚，爱因斯坦夫妇还参观了大众娱乐场所。1月2日上午，他们又游览了上海市郊。中午，爱因斯坦夫妇再次登上“榛名丸号”，离开上海。在爱因斯坦两度逗留上海期间，王一亭的梓园晚宴和张乃燕的座谈提问是中方与其仅有的面对面正式接触。爱因斯坦就这样和中国学者擦肩而过，也与他的日本之行对比鲜明。在11月13日第一次到达上海时，爱因斯坦曾对记者说，他从日本返程回到中国会作一系列讲座，而下次到上海的时间大概在七周之后。他确实在相隔将近七周的12月31日回到上海，却没有在中国进行讲座。显然，是11月13日后发生的某些事情导致他取消了与中国（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协议。中方在爱因斯坦访日初期仍认为计划未变，北京大学如期举办了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七场公开演讲，反响热烈，由于每场讲座只印发三百张听讲券，除分送北京各学术团体外，北大只保留了五十张，但北大有六百多名师生报名。校方为满足本校师生的强烈需求，决定请各讲座教授为报名的师生专门再讲一次，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蔡元培还在12月8日给爱因斯坦发去了欢迎信，此信发往日本，后面附有欢迎机构名单：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爱因斯坦应该是在12月22日之前收到这封欢迎信，他于当日给蔡元培回信拒绝了邀请：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极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重大的苦痛。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向尊处奉询。还有，上海裴司德博士（Dr. 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不得不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的旅行计画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附白：夏教授的一封信中，亦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的。【注7】此信最后提到的“夏教授”（夏元瑮）的信，现已找不到全文，但12月17日爱因斯坦给夏元瑮回了一封取消访华计划的信（发表在1922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上）：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以“安斯坦博士告不来北京之函”为题，全文贴出了爱因斯坦12月22日的信。对此，蔡元培做出了解释：读右函颇多不可决的地方：安斯坦博士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复电，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函中说裴司德博士像是受我的全权委托，曾提出什么留华的请求云云，这是我并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爱因斯坦确实是爽约了，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中方没有及时和他确认，所以他以为北京大学不打算履行合约了；二是他认为德国人裴司德受了蔡元培的全权委托，而裴司德提出了额外请求，被爱因斯坦认为是蔡元培不认真履行前面的合约。总体来说是双方在沟通交流上产生了误解，最终造成了这一遗憾。如果在当年7月达成约定时，中方能够像日方一样预付部分款项，或者在爱因斯坦第一次到上海时能派出专门代表接洽，那最终结果就可能会有所改变。其实，在邀请之初，中方就先天不足，当时军阀割据、财政困难，蔡元培刚开始的报价就远低于爱因斯坦的预期，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答应了日本的邀请，可以顺道访问，他是不会考虑来中国讲学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局更稳定、经济实力更强的日本就有能力邀请爱因斯坦。改造社最初曾去请教长冈半太郎，后者建议他们邀请爱因斯坦，同时也指出，日本的大学本身并没有资金将日本学生送到海外或者邀请爱因斯坦这样的学者来日本讲学。最终，促成这次爱因斯坦日本之行的最大功臣是改造社及其社长山本实彦，正是这家私立机构把整个事情运作了下来。山本实彦最初的报价就打动了爱因斯坦，后面虽然遇到因多头联络、条件不一而引起的不愉快，但山本实彦迅速调整策略，通过预先支付定金、主动承担爱因斯坦夫人旅行费用等优厚待遇表达出十足的诚意，最终与爱因斯坦达成了协议。当然，北大师生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安慰、鼓励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但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外交大楼成立，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约1254.5万美元，平均分配于二十年内退还）。他们重点资助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还设立特聘科学教授席，用于邀请国外科学名家来华讲学。1928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同年6月，在上海召开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标志着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次年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并于9月宣布正式成立，由李煜瀛任院长。这两个研究院是1949年之前我国最重要的“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基本完成。爱因斯坦访华的遗憾无法改变，但毫无疑问，之后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等机构，在邀请、接待科学文化名家来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2018年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一书的出版，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评价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此书中文版《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已于2022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这本日记并不是首次和世人见面，之前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柏林时期（1922年1月–1923年3月）》德文版和英文版就收录了这些内容，而中译本出版于2020年。在此，我们将其中有关中国人的评价摘录如下：11月3日（新加坡） 华人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超越其他任何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在他们手中。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11月10日（香港） 我们在回程途中看到了一个由小船组成的中国渔村，一个显得相当欢乐的中式葬礼以及——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石头、背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我觉得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今天早上我与Elsa参观了大陆那边的中国人聚居区。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港口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洲人在绿林中蹲着大小便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悄然而安静地进行着。甚至小孩看上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如果这些中国人挤掉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仅仅这个念头就让人无聊地难以形容。昨晚有3名葡萄牙中学教师来拜访我，他们坚称中国人无法接受合乎逻辑思维的训练，他们尤其缺乏数学天分。我注意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很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致命魅力，能迷住她们所属的男人，以至于他们无法抵御后代的巨大祝福。11月14日（上海） 就餐期间，我们在窗外看到了一个喧哗而又有声有色的中式葬礼——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有些）未开化、几近滑稽的事件。饭后，在美好的天气下步行穿过中国人居住区。街道变得越来越窄，挤满了行人和苦力黄包车，上面盖满了各种脏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群温顺、迟钝，几乎被遗忘的人在为残酷的生存而斗争。街道之外，露天作坊和商店喧嚣嘈杂，但没有争吵。我们参观了一个剧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滑稽演员演出。观众总是在叫好，很满意，各种人带着小孩子。到处都极其肮脏。非常喧哗的人群，露出满意的笑容。即便是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经常有不小的肚子，总是很有耐性，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有时做着鬼脸，一副好奇的样子。今天早餐后，驱车前往一座有趣的佛寺，它有很多院子，一座宏伟的中式佛塔。这座佛寺现在被用作军营。附近是极其有趣的小村庄，完全是中式的，有着十分狭窄的小巷和敞着门的小房子，到处都是小商店和作坊。这里互相盯着看比在城里还要厉害。孩子们又好奇又害怕。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全是令人愉快的印象；我将会经常高兴地想到这里。1923年1月1日（上海） 中国人在所有场合（娱乐活动、婚礼和葬礼）不加选择地接受欧洲音乐，只要有大量的喇叭声就行，是葬礼进行曲还是华尔兹都无所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还有一座小庙。上午，前往市郊的短程车程，到处挤满了不能移开的坟堆和棺材或小棺材屋。中国人肮脏，饱受折磨，麻木迟钝，善良，可靠，温和，而且还——健康。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在赞扬中国人，但涉及商业技巧时，也一致同意他们智力低劣；最好的证据是：在同样的岗位上中国人得到的工资只是欧洲人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竞争不过欧洲人。1月5日（香港） 我们再次开车到了山顶……一路上都是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呻吟着背着砖往上走。地球上最可怜的人民，质朴、温顺而又节俭，却被残暴虐待，比牛的命运还糟糕。以上种种说法，不论国人如何看待，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爱因斯坦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是想给自己的继女看，要是知道将来会公开出版，他很可能不会写，至少不会这么写。其次，爱因斯坦向来观察敏锐，言语刻薄，在日记中他几乎会讽刺看不惯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包括他的犹太同胞在内，比如嘲笑上海的犹太富商加登是暴发户。甚至，他在1920年10月19日给夫人艾尔莎的信中还曾如此说起自己与前妻的两个儿子：“但是我不能把他们看作是我临时的继任者。他们都有宽大而肥厚的手，并且就他们的理解力而言，总感觉有一种四脚动物的感觉。”爱因斯坦肯定不能算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与各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偏见。1922年，他看到了中国大众正在遭受的苦难，但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以刻薄语言记录所见的旁观者。单看爱因斯坦日记里的中国，好像看不到什么希望，但他在香港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顺便提一下，他们应该在不久前成功进行了一次增加薪资的罢工，组织出奇得好。”
爱因斯坦所指，是1922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五十六天，最终取得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1922年10月的一天，当爱因斯坦离开法国马赛，站在“北野丸号”甲板上眺望东方，满心期待着自己的远东之旅时，在同一条航路上，一位三十六岁的中国男人正立于从对面驶来的一艘法国邮轮上。但他眉头紧锁，目光所向是此次航程的终点——马赛。来自中国西南的他刚刚到过上海，时间比爱因斯坦早五个月，与爱因斯坦一样，这也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一番考察之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认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于是下定决心去欧洲留学，要到革命的发源地欧洲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到达法国，朱德发现欧洲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近代科学的天堂”，战争过去，连战胜国也一样元气大伤，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听说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而主要组织者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立刻前往柏林。在这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无论爱因斯坦在远东之行中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到，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华民族都需要觉醒，也正在觉醒。
谨以此文纪念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暨访问中国一百周年宋妍婧，1980年生于浙江奉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注1. 本文引用的爱因斯坦与人往还信件的中译，除特别标注外，均出自：申文斌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卷；莫光华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二卷；方在庆、何钧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注2. 李绍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爱因斯坦语录（终极版）》。脚注3.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全集》。注4. 原文如此，应该是石原纯笔误，实际时间是24日。注5. 高平叔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注6.引自《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4日第十版。注7. 高平叔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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