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结婚、忘密码、名字回来了……我们在6月的上海
在外滩执勤的交警黄俊拦下一辆车。“驾驶员你好,请出示两证。”司机很配合,点开手机,递给黄俊看。“同志你好,这是我的抗原证明和核酸证明。”黄俊看了看,没什么问题。“您走吧。”司机收起手机把车开走了。
过了一会儿,黄俊才反应过来:不对啊,要看的是行驶证和驾驶证!
这是六月初,外滩交警黄俊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身体上已经复工复产了,意识上还停留在疫情阶段,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适应。”
时间在成年人和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是不同的。儿子正处于语言发育阶段,黄俊没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让黄俊有些自责与失落。儿子明显长大了,身高从94长到了97厘米,体重从26长到了31斤,“从视频里看不明显,回家见到本人后才感觉真的大了一圈,这时就觉得自己好像从他的生命中被抽走了一块。”
再过两个月,黄俊就在外滩执勤满十年了。从3月22日到6月1日,黄俊驻守延安东路,负责过江隧道的车辆和驾驶员查验,71天都没回过家。
回家后的头几晚,黄俊还有些不习惯,因为家里的床是记忆床垫,在单位的地板上睡惯了,太软反而不舒服。
复工和回家的喜悦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第一个早高峰,黄俊六点就起床了,照常疏散交通、检查车辆,照常为行人指路,工作重新变得日常而琐碎。
如今在他看来,外滩的灯光赏心悦目,但更重要的是人气,只有不息的客流穿梭其中,外滩才是真正的外滩。“我会一直在这里驻守,一直在这里等,希望充满烟火气的外滩能够早一天回来。”黄俊说。
我们将镜头对准了像黄俊一样,生活在上海、来自各行各业的十几位普通人,记录下他们刚刚"复工"的生活片段,汇集成这部《我们这一天@上海》纪录短片。
恍恍惚惚,循环解除了?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可能是我们的故事。
复工以后,地铁司机陈翔也有些晃神儿。“时隔两个月再次碰到手柄时,还是会激动。但在返岗前一天还要重新熟悉下线路,比如让先复工的人带着我熟悉半圈或一圈,然后他才下班;我再带着下一个接班的人去熟悉,大家要慢慢捡起来有些开始遗忘的东西。”
陈翔平常的工作节奏是“大四班”,即:第一天早上七点接班,下午六点左右下班;第二天晚班在下午三四点左右出勤,运营到第二天早上大概九点,之后那天算小休息,第二天算大休息,循环往复。
在成为地铁司机之前,他在淮海路附近的消防队工作,也忙,且事杂,救火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社会救援工作,比如帮居民捅马蜂窝。
过去两个月对陈翔来说是少有的舒服日子,可以天天睡到中午,下午起来打游戏,“就像放暑假”。但父亲担心他这样荒废下去,便拖着他去社区报名当志愿者,后来陈翔渐渐习惯了,就自己主动去了。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核酸检测、分发抗原和政府物资。
在陈翔看来,上海的邻里关系没那么近,但这份志愿者工作让他接触到不少人,比如在同一个小区住了十年但都不认识的单位同事,甚至还有自己之前的同学。“我还认识了做广告的,拍纪录片的,开理发店、火锅店的,等等。我自己的工作很规律,在轨道里也少有接触其他行业的机会,志愿者工作扩大了我的社交圈,也了解到每个行业其实都很辛苦。”
但在他所接触到的人群里,或许没有快递员,因为那段时间他们是最忙碌的人。但黄俊一定经常见,并在某个路口与一个叫陈锋的人擦肩而过。
陈锋是一名闪送员,2月28日到的上海,大大小小的快递和外卖公司面试了十几家,最终决定做闪送,干了没多久就封控了。
但这不影响他的工作量。他每天一大早起床,从浦东到浦西,哪里有单就往哪里跑,一直到深夜。关于快递员帮客户买东西加价这件事,陈锋说确实存在,有的人干一个月相当于之前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但自己没这么干过。“我觉得没必要,钱是挣不完的,相比那些封在家里出不来的人,我挣得不算少了。”
最让陈锋难忘的一个客户,是听说宝山附近有几名老人没有吃的时,让陈锋立刻把在途的物资直接转送过去。这些物资市价三千多元,送到老人手中时已经凌晨一点多,这位神秘的客户和老人们素昧平生。
复工复产之后,陈锋还想尽力留在上海,当初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现在依然觉得这里机会多。“我在家有时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也不过挣一万块钱。我刚来的第一个月要熟悉路线和环境,但差不多也赚了一万,到疫情时就已经有两万了,这个数已经让我满足了。”
同样不打算离开的还有孙彦。她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在南锣鼓巷附近的胡同里长大,但喜欢上海的生活方式与节奏,成为“沪漂”也有许多年。
现在,走在小区里有人喊她团长,她第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反而是叫门牌号时才知道在叫自己。“每个人都会在名字背后备注门牌号,一个四位数字,你得到了编号,却失去了名字,每到这时,我都觉得开始了另外一段生活。”
复工复产后,雪纳瑞和它的主人依然常到孙彦家做客。她身边也渐渐形成一个十几人的小群,从律师到码农,每天热热闹闹的。
因为能帮大家买到菜,有人给她起外号vegetable hunter——蔬菜猎手,这让她还有些许得意。第一次团购蔬菜时,她在菜中发现一只很大的蜗牛,便开玩笑说居然还送了肉。有人说拿来当宠物也不错,还能解个闷。
疫情期间的生活充满了黑色幽默,但收获也是有的。做团长的忙碌,珠宝店的房租和经营困境,这些都让她压力很大。她在朋友圈看到邻居家有只白色雪纳瑞,轻轻点了个赞。打那之后,这只小雪纳瑞每天都来她家一小时,陪她工作,任她撸,这缓解了她不少压力。
特殊时期的一部分生活被保留下来,成为了新的日常。和热热闹闹一起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孙彦实时监控家里食物存储量的习惯。
久违了,这最像生活的生活
经历了过去两个月,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都像孙彦、黄俊一样,正在重新适应曾经熟悉的生活。
"今年过生日比较特别哟"
@张强,医生
6月1日,医生张强穿了一件红色T恤,提着生日蛋糕探望许久未见的妈妈。“生日快乐!儿童节快乐!”母子在餐桌上面对面时,他开玩笑地说,“你跟儿子见面怎么一点儿都不激动呀!”妈妈只是腼腆地笑,笑着笑着,突然用家乡温州话叫了一声,“宝贝。”再看妈妈,泪水已经挂在脸上。
"我的名字回来了"
@Youvi ,平面设计师
疫情以来,我叫2号13楼,去了方舱,我是215床。在方舱的最后一天,工作人员问我叫什么名字。那一刻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名字回来了,我整个人就回来了。"
"我还想再撑一撑"
@燕子,咖啡店主
2020年第一波疫情时,上海的很多咖啡店就死了。经历这一次,我的房租也快交不上了。但只要店还能开,还能做咖啡,我就想坚持下去。就像刚那对刚能出门就着急办婚礼的情侣,客人总会带给我力量。
“有装饰效果的植物已经死掉了,
但野草长得特别疯狂”
@普普,教师
那些人工修剪的花花草草都死掉了,但是在人行道或者没人照看的绿化带上,那些野草从缝里钻出来,长得好疯狂,已经得有半人高了。再不出去,这个城市会不会被植物占领?
“我跟猫说,我得跟你保持距离”
@阿虫,互联网公司职员
走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当时很兴奋地想上去摸一下,然后想不行了,疫情了,社交距离。后来,我也没摸它,只是给它拍了张照,跟猫说,我得跟你保持距离。
“街上的男人和狗狗都很奇怪”
@meng,艺术工作者
街上的男人和狗狗都很奇怪,男人们头发很长,从清爽小哥直接变成了长发齐肩的摇滚歌手。狗狗们呢?两个月没剃毛了,一个个跟肉球一样。最近在街上,常常有好几团球朝我走来。
“文件我也要找一下”
@俏俏,设计师
看花店开了,上班路上我买了一朵花带到办公室,它很漂亮,后来我问朋友知道这花叫苹果杰克,这名字好好听。但到了办公室发现我的花瓶都被阿姨收掉了……第一天上班我真的心不在焉,感觉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文件也要找一下,两个月之前的文件存的是代码,真的太久没工作。
"这件事它发生过,我们记住就好"
@Nic,单簧管演奏者
6月2日凌晨,我前往离家200米的街道,吹响了一曲《remember me》。
在纪录片《我们这一天@上海》里,我们同十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聊了聊,讲讲这段日子里各自的生活:帮邻居线上看病的医生、带头编写志愿者手册的公司创始人、期待正常开学的绘画老师、方舱里的转运志愿者……同一座城市,不同的视角,每一座看似孤岛的个体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形状各异的碎片拼在一起,或许就能把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生活看得更清透一些。
“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群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这粒沙是今晚要洗的碗筷,是明早要抢的青菜,是后天孩子的网课,是下周老人的药品,是下个月员工的社保,是下一季要续的房租……
这些在过往看似习以为常至不足为道的“小事”,那些由柴米油盐引发的喜怒哀乐,在平时或许是矫情,在特殊时期却足以骤然放大至令一个成年人瞬间崩溃。
“被封在朋友家两个多月、只能睡在阳台充气垫上的摄影师贾晖,6月1日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连家门的密码都忘记了。”
除了咬牙挺住,别无他法。里尔克说:“哪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生活终究要继续,在倍感无力的时刻,每个人可攫取的选项越来越少,唯一确定的是当下,是现在。每个人的此时此刻,才是时间与空间的总和,生动得五光十色,又具体得痛彻心扉。
“我既不生活在过去,也不生活在未来,我只有现在,它才是我感兴趣的。”这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著名鸡汤,有时想来也并非那么的水,因为任何宏大的道理最终都要回归生活本身,而生活的真谛就是无需口号,只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纪录片里的教师小音说,孩子喜欢幼儿园,现在就希望幼儿园能在九月一号正常开学,“能按部就班就行,我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如今,“按部就班”是大部分人对于生活的期待。
片子快拍摄完成时,我们其中一个拍摄对象又不得不居家隔离了。
浮生一日,如常最好。
愿我们都早日过上“最好”的生活。
出品人丨李伟
监制丨宋彦、刘刚
项目策划丨 闫蕾
执行制片人丨 西门
平面设计丨 吴欢欢
文章作者丨冯欢
设计排版丨李佳星
图片来源丨 《我们这一天@上海》,受访对象,《脱口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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