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6日，日本东京，韩国总统尹锡悦(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在首相办公室举行双边会议之前握手。

四月的东京银座已经完全是春天的氛围了。回温的不仅是让樱花都开放的天气，还有因为疫情大约三年不见的海外游客。老牌餐厅“煉瓦亭”坐落在稍微偏离银座主干道的后巷。这家经营日本“洋食”的饭店虽然面积不大但人气颇高。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今天餐厅前的队伍就会发现不少顾客都说着韩语。3月16、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偕夫人以及财经界代表一同访问了日本。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之后两位似乎还不尽兴的元首来到银座“续摊”。“煉瓦亭”则是尹总统的特别指定，据说曾经在此享用过日式蛋包饭的他到现在还对这一味道念念不忘。

但在趣闻轶事之外，尹锡悦的参访和日韩关系的破冰背后却也有着不怎么平和的争议。作为访问的准备工作之一，韩国政府在3月6日率先发表了所谓“征用工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被称为“战后日韩关系最大症结”的历史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而韩国最高司法机构“大法院”在2018年要求日本相关企业对战前劳工进行补偿的判决则让日韩关系彻底降至冰点。此次韩国政府表明将由旗下的基金“日帝强制动员被害者支援财团”代替相关日本企业来支付对原劳工的赔偿。而接到这个“台阶”的日方也再次表示会继承在1998年做出的共同宣言：对殖民的历史进行“深切的道歉和反省”。经济产业省很快宣布取消对韩国输出品的限制，韩方也撤下了在国际贸易机构中对日本的起诉。

综合几份韩国的民调来看，民众对此次的“解决”反对和支持的比例大约是6比4，这和尹锡悦政府本身的支持度相差不多。而虽然在韩国已经成为征用工代表的梁锦德（2018年诉讼的原告之一）表示该方案完全让日本企业卸责所以不会接受，但也有报道称过半数的原告表明了积极接受的倾向。内部人士透露相关的讨论其实从去年夏天就已经开始。解决方案的最终公布和尹锡悦的访日时间点也非常巧妙：日本在四月就将展开全国性的地方选举，而尹锡悦也计划在同月展开访美行程。

显然，面对“现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两国政府想要尽快解决“历史”问题从而开创一个新的“未来”。但常识也告诉我们被压抑的过去总会以其他的形式再次影响当下。更进一步说，“征用工问题”所牵涉的不仅是关于历史的认知，更包含了各色的行为者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一个正义的救赎和转型这一更复杂的问题。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征用工”

广义上说，对于劳动力的“动员”一直伴随着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农村和城市底层的廉价劳工是日本矿业和制造业等能够发达起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亚洲侵略的不断深化，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到全新的“国家建设”之中成为了政府最为核心的政策方向。此时，一个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就是已经完全落入日本控制的朝鲜半岛殖民地。为了推动半岛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殖民当局以“劳动介绍”的名义将许多南部的农民往北输送。另一方面，从1937年左右开始半岛的劳工也被引入日本“内地”以石炭开采为代表的劳力密集型工厂。

随着战局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政府开始采用更具系统性和强制性的劳力动员方式，也即“征用”（徴用）。1938年4月1日日本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这让政府可以对各类资源进行统筹。在此之上，1939年7月18日《国民征用令》得到通过。它使得当局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有了彻底的强制权。和当时许多的法令一样，《国民征用令》对于名义上也是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朝鲜人同样适用。但它在半岛的具体实施则要等到1944年8月的内阁决议之后。由此，朝鲜半岛的“征用工”也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时间差。

综合日韩历史学者们的看法，第一阶段从1939年的夏秋之交开始，此时的手段被称为“募集”。具体来说，日本内地各企业会把需要的人数上报给中央厚生省，而后者在确认和批准后又会把数字报给朝鲜最高的行政机关总督府。总督府接着把人数分配到下辖的以“道”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单位。各地政府最后通过各类宣传形式对适龄的青年进行招募。而从194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又被称为“官斡旋”阶段。此时，总督府下属的朝鲜劳动协会等机构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半岛四处召集劳动力，更会对他们进行准军事化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再把他们送到内地的工厂。最后一个阶段始于上述《国民征用令》在朝鲜也开始落实的1944年下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空前的强制力。对于拒绝征用的人政府可以施加惩罚甚至是改为征用其家人作为替代。

对于在日本统治之下被动员到内地的朝鲜劳工总数存在几种不同的论说。根据日本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又或是私人企业的资料，不同学者把人数大体确定在60万-80万之间。这些劳工最主要的就业对象是先前提到的重工业。有研究就指出当时日本内地的炭矿业约有30%的劳动力都是朝鲜出身。另外，征用的对象也不仅限在年轻男子。不少朝鲜妇女也被编制成“女子勤劳挺身队”等组织投入到高负荷的生产活动中去。

除了名目和数字之外，另一个需要明确的则是这些劳工被征召和工作的实态。在日韩两国所进行的多次诉讼中，不少当事人确实表明了自己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才参加到了劳动中，并且在赴日的途中也没有逃走的打算。这些证词常被日本的右派引用作为这些动员合法合理的证据。但问题就在于当局事先的宣传和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这才让政府和企业的合谋成为了一种对于朝鲜劳工的欺骗和压迫。事实上，1942年8月政府颁布了《移入鲜人劳务者逃走防止对策要纲》。因为受不了工作环境而拼命想要逃跑的朝鲜人已经多到需要出台对策法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说明当时他们工作环境的恶劣。与此同时，右派的另一个开脱思路是把“征用工”的范围缩小。换句话说，他们把“征用”的对象只狭义地定义为上述的第三种。其他劳工则被他们视为自发的为了追求更好生活而来到“内地”的“朝鲜劳动者”。这种饶舌的一个错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片面解读。比如，1943年日本通过了《军需会社法》。在此背景下，包括重工业等产业都被认定为与军需相关。进而即使是在狭义的“征用”阶段前就开始工作的劳工在此之后也可以被“自动”续约并进行事实上的强制劳动。再者，“募集”和“官斡旋”的阶段就不存在强制和暴力的假设也站不住脚。被许多学者引用的当时隶属于内务省的职员小暮泰用的书信就谈到：即使在1944年之前，官员们就采用夜袭、诱骗等多种方式把劳工带到内地。更不用说不管是哪个阶段，工作中建立在种族之上的系统性不平等始终是半岛劳工们不得不忍受的煎熬。

未解决的“最终解决”：多重权利

战后不久，仍然留在日本的半岛劳工就开始了维权活动。他们的出发点是最基本的属于自己的酬劳。在战前，许多征用工的工资都被雇主强制进行了储蓄。因为战况的冲击以及工厂为了躲避空袭而进行数次迁移，劳工在战争结束后大多没拿回应得的工资。但对于征用工问题更有组织性和国际性的讨论还要等到日韩两国开始进行国交正常化的谈判。两国的会谈从1951年开始，韩国特设的委员会估计征用工共有667674人，而针对每位劳工的不同情况（包括受伤、死亡等）韩方提出了一人200到2000美元的不同请求额。因为受到包括韩国国内军事政变等各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相关谈判一直到1965年才最终结束。其结果则是于该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基本条约”主要处理了关于“两韩”、殖民地属性等原则性政治问题。与它一同签署的还有一份被称作“日韩请求权及经济协力协定”的关联条约。而它也是后续所有“征用工问题”的一个原点所在。

“请求权协定”的第1条规定，日本将对韩国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包括资金和服务在内的无偿资助以及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第2条则确认了两缔约国及其国民关于财产、权利和利益的请求权问题得到了“完全且最终的解决”，自协定签署之日起“不管何种主张都不得成立”。可以看出，两国在当时所追求的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处理殖民历史。而这种“和解”自然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这些钱具体是对哪些问题作出补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更进一步说，两国甚至都没有明言这是日本对过去错误的“赎罪”。无论如何，这笔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可谓是巨资的外援以及相关先进技术的支持，确实帮助它走出了一穷二白的困境，它也为该国在今天可以成为GDP总量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可以想见，双方这种对历史的模糊“默契”包裹了未来的隐患。随着韩国经济逐渐发达以及更为重要的政治民主化的完成，越来越多国民开始重新回看那段多少有些“不清不楚”的谈判过程。在世纪之交，关于征用工“请求权”的解读在日韩两国几乎同时发生了反转。

首先来看日本方面。最能代表官方原始态度的是时任外务省条约局长柳井俊二于1991年8月2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他表示在1965年“请求权协定”中韩国所放弃的是作为国家保有的“外交保护权”，而被害人个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消灭。换句话说，作为国际实体的“韩国”因为签署了协定不能再向日本求偿，但是劳工个人却仍有相关权利。这种解读其实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持有的立场，但是这次的“再确认”再加上上述韩国国内大环境的转变却间接酿成了相关当事人对日本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起诉潮”。在2000年代初包括大阪地方法院等日本国内的法庭陆续作出了多次支持原告劳工们的判决。在这一潮流之下，日本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悄然转变。虽然政府仍然表示劳工个人拥有“请求权”，但它们所诉求的却是一种“无法被救济的权利”（救済なき権利）。这一拗口的立场背后的逻辑是：因为1965年两国的协定以及相伴随的日本国内法的修改，属于劳工的“薪资实体”及/或赔偿事实上已经消除。进而，劳工们虽然“有权”起诉相关企业，但是却不能在司法机构得到对于已经“不存在的利益”的补偿。在实践中，日本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同时补充道：尽管劳工们无法得到判决的胜利，但是相关的企业需要努力在“庭外”寻求与当事人的和解。

另一方面，韩国官方的立场也发生了对照式的改变。在两国建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的立场虽然时有反复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它都表示对劳工的赔偿已经包含在了1965年的“5亿美元”里，从而再向日本企业进行求偿难以得到支持。这也是许多韩国劳工在本国进行起诉反而失败的一大理由。但从卢武铉政权开始，韩国的立场则开始扭转。劳工个人的请求权在各场合逐渐得到政府的背书。开头提到的2018年大法院判决则是相关诉讼第一次进行到最高法院的阶段。这一裁定更是把韩国立场的转换推到了一个极点。根据大法官们的多数意见，日韩1965年所进行的谈判缺少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日本曾经殖民行为的彻底反思。从而，关于财产的协定并不能彻底解决对劳工的赔偿。换句话说，不仅劳工对自己应得的报酬具有请求权，他们更有权对曾经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和系统性压迫进行求偿。甚至，作为主权国家的韩国在外交上对日本重新究责也是可行的。在价值观和历史认知之外，此判决一个更为实际的效力在于它对相关企业产生了可见的影响。大法院要求此案中的被告“新日本制铁”赔偿4名原告每人一亿韩元。在被告不执行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对它在韩国的财产进行冻结和变卖。事实上，相关程序在尹锡悦访日之前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几步。

日韩两国的不少专家都指出双方的主张在自己的逻辑中看起来还算自洽，但彼此立场的一度摇摆又都给了对方攻击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现实主义的取向和韩国站在价值观上的判断从一开始就让相关讨论没有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之上。2018年的判决看起来又只是一个开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在韩国完成全部司法程序的诉讼有4件，仍停留在大法院的有9件。处于二审阶段的诉讼有4件，一审有53件。其中原告的数量达到了1000人，牵扯到的日本企业有115间。如果原告的诉求都被认可的话，被告方至少需要支付约150亿韩元的赔款。面对财经界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仍然从现实的层面提出了反制。它根据1965年协议的相关条文向韩国提出了进行第三方仲裁的要求。而在韩方一直没有回应之后，日本于2019年7月宣布加强对相关半导体材料出口的限制。同年8月，政府还把韩国从安全保障相关物资出口程序简化的“白名单”上除去。媒体也用“战后最差”来形容这几年的日韩关系。

多重主体：谁的正义？

就像经济学的“理性人”一样，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假设就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基本单位”。而不同的政权、同个政府的不同部门以及更为重要且多元的“社会”多少都有被忽略的倾向。上文分析中的“日本”和“韩国”无疑也只代表了某一届政府的总体态度。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其中牵涉的更多主体上去的话问题也会变得更为复杂。比如上文提到对于个人“请求权”是否成立日本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韩国在战后大部分时间却显得消极。这看上去有些“反常识”。但如果考虑到本国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点也就会变得合理。

不少学者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担心来自日本民众的诉讼。如果朝鲜半岛的劳工没有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的话，那么在战时或战后被美国强行收监或者韩国没收财产的日本人也就没有对他们的请求权了（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已经放弃了作为国家的“外交请求权”）。于是这些民众转而会把求偿的方向对准日本政府自己。同样的，如果韩国政府坚定支持劳工的赔偿没有完全解决的话，事实上拿了日本补助但又没有安抚好本国民众的他们自己就会受到攻击。就本文关心的“征用工问题”来说，后者也确实在韩国发生了。

2005年，两国国交恢复的谈判细节文书在韩国被解密公开。其中显示日本在当时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并主动提议对劳工进行一对一的赔偿。但韩国代表却强调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之后资金如何分配是内政问题。现实中，韩国政府在日韩基本条约缔结后约10年的时间里只给了于1945年8月前死亡的劳工遗属每人30万韩元的补偿费。针对公开的文书，韩国设立的“官民共同特别委员会”也强调了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此后韩国制定了《太平洋战争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法》并且重新给劳工家族2000万韩元的补偿（在之前已经领取了30万的个人或后代要从中扣除234万）。然而有部分被害者却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数值并没有彻底反映出物价的变化，而不管日本还是韩国政府也都没有展现出明确的歉意。此后甚至还有劳工当事人把韩国政府也告上法庭的例子。

另外一个牵涉到问题中的主体则是受到资金优惠的韩国企业。开头提到韩国政府决定将由公共基金代替承担2018年判决的赔偿金。而这笔钱加上利息已经累积到了40亿韩元。今年3月15日，韩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浦项集团宣布赞同该解决办法并向基金捐款40亿。该集团的前身“浦项制铁所”正是在1965年后接受了日本的资金及技术支持才得以成长起来的。进而，它们对于劳工的补偿虽然迟到但也终于是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相较之下，日本的当事企业就显得没有那么积极了。主要几个被告基本上未曾公开表达过歉意。而在韩方宣布此次解决方法并把球传给日方之后，政府也只是代替企业发言并暗示了它们在日后有给韩国基金注资的“可能性”。三月中，囊括了日本主要大企业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宣布会和韩国的相关团体各出资一亿日元设立一个跨国社团。但仔细看该机构的内容没有丝毫触及包括征用工在内的历史问题。相反的，它致力于青年群体在所谓科技发展和少子化等议题上的协作与创新。

在宏观上判断殖民历史的对错并不困难，可要回答诸如谁能接受赔偿或者谁能决定是否原谅的疑问相比之下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当时接受日本资助并在实际中达成和解的韩国当局是由朴正熙在政变后成立的威权政府。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更是与韩国国内的“转型正义”产生了密切联系。用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资金确实帮助韩国实现了发展。但由此，劳工们是不是又被强制性地要求去接受另一种“为国牺牲”的逻辑呢？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自我牺牲确实导致了国族的成功。但这种差别就足够为当权者正名了吗？

这种多元的视角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比如，有统计显示在战败的当时全日本的征用工数可能达到了610万人。换句话说，最大的强制劳工群体还是日本人自己。但他们在战后对政府的求偿看起来并没有形成特别的规模。再者，有一部分半岛出身的劳工非常努力地从凶险的工作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但最后让他们直接负伤或死亡的是来自美国的空袭甚至是无差别的原子弹攻击。这部分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认定呢？如此看来，1965年和2023年的两次“解决”看起来远不是官方断言的所谓“完全”和“最终”的。对于历史和正义的探究永远需要更多人进行更长远的讨论。

前文提到2005年韩国政府解密了两国建交谈判的细节文件。而这一结果是韩国民众在多次请愿之后才实现的。同样的，日本民众和团体也在本国采取诉讼等行为让不少政府封存的征用工资料重见天日。它们又反过来变成韩国原告可以在审判中利用的证据。从而，对于历史和国际关系中多元主体的承认在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之外似乎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竹内康人: 《韓国徴用工裁判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