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在伦敦、菲茨杰拉德在纽约、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当作家为心爱的城市"塑像"

2023-04-26 01:04

在大英博物馆和小巧活跃的London Review Bookshop（《伦敦书评》书店）之间，坐落着一片宁静、少有游客的、不太惹眼的街区，这里就是闻名文学史的布卢姆斯伯里。对于纪念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01-25 至 1941-03-28）诞辰140周年的文学粉丝，这里是一处颇为令人兴奋的朝圣地。追随着“达洛维夫人去买花”的脚步与作家的人生轨迹，错落的时空因文学而重叠，让徜徉其间有了一种隐秘的兴奋感。

城市对身处其间的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伍尔夫不曾生活在伦敦，她大概不会写出那句著名的“达洛维夫人决定去买花”；如果菲茨杰拉德不曾在纽约的浮光掠影中停留，我们大概也不会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归根结底，作家在哪里生活，对于他们的写作即便不是至关重要，也一定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能从这些城市中获取了丰沛的灵感，可能在城市中恋爱、心碎、或是美餐一顿，可能为了逃避写作而什么也不干，也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

诺奖得主、杰出的欧洲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曾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旅程，我们在城市、街道、房屋、寓所和大自然中度过的生活所包含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隐秘意义的追寻。”这种追寻往往也忠实地反映在作家创作的小说里。他们安排笔下的角色在城市中散步，交谈，坠入爱河，或认识自己。这时，城市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故事背景，而与社会阶级、父权制、个体解放有了隐秘但扎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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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伦敦

“她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伍尔夫热爱她的伦敦。

“我的创作为何如此恒久地钟情于伦敦？”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问道。伦敦是伍尔夫创作灵感的源泉，是她多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地。在她笔下，伦敦既是父权社会的代表，又散发着女性活力。

伍尔夫尤其喜欢在伦敦街头漫步。在散文《街头漫步：一场伦敦探险》（“Street Haunting: A London Adventure”）中，她以买铅笔为借口，在冬日的傍晚横穿了半个伦敦城。

“Street Haunting: A London Adventure”插图

伍尔夫也安排她的人物在伦敦街头漫游。其中，维多利亚堤岸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地名。这段堤岸西起威斯敏斯特宫，东到伦敦城的黑衣修士桥，位于伦敦最繁华的市中心，却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意味。它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异托邦”：受困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当时的上层社会青年男女不能自由会面，但可以在堤岸散步交谈。

在伍尔夫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中，她笔下的人物就常常到维多利亚堤岸散步，小说中具有转折性或突破性的重要情节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段河畔步道也因此被伍尔夫赋予了某种积极的解放意义和功能。

小说女主人公凯瑟琳出身名门，威廉·罗德尼与她门当户对，是理想的未婚夫人选，但她最后却和出身较低阶层的拉尔夫·德纳姆走到一起。在小说中，伦敦市中心是拉尔夫和凯瑟琳经常漫步的区域，“仿佛他们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必须前往该区域或者在该区域散步”。拉尔夫选择向凯瑟琳倾诉爱意的地点正是维多利亚堤岸。随着主人公敞开心房，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也消融了。

在伍尔夫的第四部小说、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达洛维夫人》中，故事发生在伦敦的一个夏日，1923年6月13日，星期三。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是一名政客的妻子，正为当晚在邦德街家中的盛宴做准备。小说的开始，我们和这位贵族女士的仆人一起见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于是她穿过伦敦城的一天开始了：

“在人们或轻盈或沉重或艰难的步伐中，在咆哮与喧嚣中，在马车、汽车、大巴、货车的车流中，在身前背后挂着广告牌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的人流中，在铜管乐队中，在管风琴中，在欢庆声中，在叮当声中，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奇特而尖厉的呼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还有6月的这一刻。”

但伍尔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达洛维夫人看到的景象、听到的声音，还有她心里的渴望，她的性格，她的一生。作为意识流文学的扛鼎之作，《达洛维夫人》带着读者走过这座刚刚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的大都市，沉入人类心灵不可知的孤独之中：达洛维夫人想起与曾经的追求者彼得·沃尔什之间未能实现的各种可能，和朋友萨利·赛顿的一个吻；退伍军人塞普蒂默斯曾经怀揣理想，如今却被恐惧和悲伤紧紧攫住，准备在绿树成荫的摄政公园里结束生命……

电影《达洛维夫人》剧照

伍尔夫的笔触时而停留在某个人物身上，时而停留在某个时间点上，视角跳跃时，她往往用伦敦大本钟报时的钟声先把读者带回现实，再转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去。对同一个场景，伍尔夫还会采用不同人物的视角讲述，让这些人物对周围环境的印象巧妙地与故事情节交融在一起，循环往复：克拉丽莎、塞普蒂默斯和妻子雷西娅从不同角度听到了邦德街上同一台车的回火；彼得注意到托特纳姆法院路上有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他欣赏它的效率，但并不知道它正在去救塞普蒂默斯的路上，而此时后者已经自杀成功。

电影《达洛维夫人》剧照

伍尔夫将《达洛维夫人》设定在伦敦中心区，因为这里令她文思泉涌，同时还代表着她摆脱了肯辛顿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式环境。而在斯坦福大学博士苏珊·M·斯奎尔眼中，伍尔夫意图通过这座城市来找寻生活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体验的文化源流和意义。

作为一名在父权社会中力求一席之地的女性作家，伍尔夫的整个创作过程都在塑造和重塑伦敦的形象与意义。在其早期作品中，伍尔夫倾向于将伦敦描绘成一个不接纳自己、充满竞争的环境；而在后期作品中，这座城市逐渐开始接受女性的力量。伍尔夫对伦敦的态度的变化，也暗含了作家不断演化的信仰：女性能够对城市景观进行重新构造，并用它来想象和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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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在纽约

他的写作使纽约成为“爵士时代”的见证

纽约不是菲茨杰拉德的故乡，但为菲茨杰拉德提供了制造神话的场所。他的一系列作品都以纽约为背景或写作对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定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让两个地名——西卵和东卵深深印刻在了它的读者的脑海里。西卵位于长岛北岸，从曼哈顿向东伸入大西洋，是许多纽约新贵的定居处。故事的叙述者尼克在这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他的邻居盖茨比住的则是豪宅。而盖茨比之所以买下这栋房子，是为了能够看到海湾对面东卵的黛西家，和她家码头尽头的“绿灯”。关于东卵，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里是这么提到的：

“海湾对面就是东卵那些时髦漂亮的白色房子，有一天，我开车到那边和汤姆·布坎南夫妇共进晚餐，于是这个夏天的故事真正开始了。”

在某种程度上，《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用地点讲故事的小说。除了长岛的西卵和东卵，曼哈顿和皇后区就是小说里最频繁提及的地名。有时，关于它们的内容会让人有点恍惚，菲茨杰拉德讲的究竟是盖茨比，还是他自己的纽约：“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如你初见它那般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1919年，年轻的菲茨杰拉德怀揣梦想来到纽约，试图在这座大都市赢得一席之地，也为它而痴狂：“在我的眼中，纽约的风采和光辉，甚至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第二年，他的处女作《人间天堂》出版并让菲茨杰拉德一举成名，也让他终于与泽尔达踏入婚姻的殿堂，这对金童玉女一时成为纽约上流社会的佳话。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某些段落，能找到作家当时心境的照应：“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它夜晚的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

菲茨杰拉德（右）与泽尔达

但正如菲利普·麦高文（Philip McGowan）指出的，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并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在现世和隐喻间呈现出不同的意象”。如果在作家初期的城市叙事中，纽约是寄托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的理想与追求的梦想之地，是美国“新兴城市文化的象征”，那么到了30年代，纽约的经济危机叠加上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事业衰落，双方都迎来了理想主义阵地的失守。菲茨杰拉德亲更是眼目睹了这座城市在短短10年间经历的社会与文化剧变，忍不住哀叹：“纽约终究只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整个宇宙”。

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也亲历了追梦后的幻灭。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为了一个虚幻的梦想而奋斗，反倒付出生命的代价；尼克也返回中部老家，因为大都市的允诺已经烟消云散：

“这座城市与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互给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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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在巴斯

在今天的巴斯旅游宣传册上，简·奥斯汀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位英格兰有史以来最知名的小说家之一，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居住在这里。当时，这座以罗马浴场闻名的古城发展成英格兰最大的城镇之一，人口达到6万左右。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一座独特的、由金色巴斯石灰石砌成的新会议大厦成了当地时尚圈层的社交中心。

今日的英格兰巴斯

这里就是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的故事发生地之一。它所代表的现代城市，与传统的乡村和时尚的海滨度假区，共同构成了这部发生在安妮·艾略特与皇家海军上校温特沃思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背景。但乡村、海滨胜地和城市的组合不仅代表了地理位置的改变，还标志着女主人公逐步走向独立与成熟的人生历程。

安妮·艾略特曾在七年前与年轻的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温特沃思订婚，但迫于家人的压力，她不得不与当时既没金钱又没背景的温特沃思结束婚约。七年后，一次前往莱姆里吉斯的旅行改变了安妮的人生轨迹。在这个受到上层和新兴中产阶级欢迎的休闲度假胜地，她与曾经的未婚夫重逢，并重修旧好。

电影《劝导》剧照

这之后，由于财务状况恶化，艾略特一家人搬到了巴斯。这座优雅的城市依然保留着古罗马时期的遗风，但也格外受到社会阶级的桎梏。在巴斯，到处都是毫无意义的绯闻流言，社交竞争随处可见。这一切都逃不过简·奥斯汀机敏的眼睛。在《劝导》中，奥斯汀用她一如既往的讽刺笔触，对这些巴斯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奥斯汀笔下的巴斯也有它可爱的、令人神清气爽的一面：

一个雨天的下午，拉塞尔夫人来到了巴斯。马车沿着长长的街道，从老桥往卡姆登街驶去，只见别的马车横冲直撞的，大小货车发出沉重的轰隆声，卖报的、卖松饼的、送牛奶的，都在高声叫喊，木质套鞋咔嗒咔嗒地响个不停，可是她倒没有抱怨。不，这是冬季给人带来乐趣的声音，听到这些声音，她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

在象征意义上，巴斯是安妮摆脱过去的价值观，与温特沃思上校共同创造未来的理想之地。这座城市曾经属于罗马帝国，此时正欣欣向荣，成为正在崛起的大英帝国的象征。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安妮·艾略特的心理发展诠释了这种转变，这也是她的这段解放自我的浪漫旅程充满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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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

“我的灵魂就在的里雅斯特”

虽然乔伊斯出生在都柏林，葬在瑞士，中间只在这座意大利小城呆过11年，但的里雅斯特人顽固地认为，这里才是乔伊斯的精神家园。他们为乔伊斯在运河桥头矗立起一座全身铜像，将运河一侧的栈道命名为“乔伊斯道”，呼应着旁边的旧公寓，那里是这位大作家在城中的第一处住宅。

的里雅斯特运河桥头的乔伊斯铜像

的里雅斯特是一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也是意大利国境内“最不意大利”的城市之一，有着被多种文化与战争频繁搅动的复杂历史。相比于意大利，它接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管辖时间更长，因此在“血缘上”与奥匈帝国更加亲近。在乔伊斯发自的里雅斯特的家信中，落款里写着“奥地利”，就是一例证据。

多元文化交汇的小城的里雅斯特，吸引了包括卡萨诺瓦（Casanova）与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内的诸多名流在此流连，但似乎只有乔伊斯获得了当地人“视如己出”的待遇，就像这座城市的旅游宣传册上骄傲地宣称，乔伊斯在这里完成了《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巨著《尤利西斯》最初的构思也始自这里。

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最早来到的里雅斯特是在1904年，与女友诺拉私奔到此，是个窘迫的流亡者。在这里，他热衷于吃喝玩乐、寻花问柳，总是欠下一屁股债，过着“早上潇潇洒洒，下午忙忙碌碌，晚上乱乱糟糟的生活”，经常要靠给家里写信要钱过活。但的里雅斯特显然也给足了乔伊斯创作的滋养。“一战”爆发后，他一度离开这里去到罗马，但那些日子里几乎一个字也没写，直至回到的里雅斯特，写作才又重新恢复。

乔伊斯代表作《尤利西斯》

除了温柔乡，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最频繁光顾的可能就是咖啡馆。他经常在午饭后在咖啡馆消磨到晚饭前，即便裤子底部已经被磨薄、必须在夏天紧裹外套也坚持不懈。在咖啡馆，乔伊斯看报纸、写信、找工作。他曾经在家信中抱怨，因为没钱去咖啡馆看报纸，他错失了两个报酬丰厚的家教工作。

这些咖啡香缭绕的经历显然也跟随乔伊斯的笔触，飘进了他的小说里。在《尤利西斯》中有一段布卢姆拉着斯蒂芬去醒酒的情节，乔伊斯如此写道：“老板将一杯热气腾腾、几乎漫出来的美其名为咖啡的高级混合饮料摆在桌上……‘现在喝一口吧。’他把咖啡搅和完了，就试着劝说。在好歹尝一尝的劝说下，斯蒂芬攥着沉甸甸的大杯子的柄，从碰洒了一大摊的褐色液体当中举起了它，并呷了一口那难以下咽的饮料。”

现在，的里雅斯特是咖啡爱好者的旅行目的地

尽管《尤利西斯》的故事背景是都柏林，布卢姆的形象或多或少有的里雅斯特的影子。但的里雅斯特的影响还不止于此。1915年6月16日，乔伊斯从的里雅斯特发出的一张明信片被证明别具意味。他在明信片中写道：“我的新长篇《尤利西斯》的第一个片段已经完成。第一部，忒勒马科斯，由4章组成；第二部分15章，即尤利西斯的漂泊；第三部分，尤利西斯归来，有3章多。”而“6月16日”正是《尤利西斯》的故事设定发生日。

今日的里雅斯特

不过，乔伊斯对的里雅斯特的态度显然有些爱恨交织的意味。他曾在初到这里时在家信中斥骂：“的里雅斯特是我住过的最野蛮的地方。”他还抱怨过在当地找不到“有才智的上层人士一起进餐”。他还戏谑地写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悲伤”（triste）一语双关。到了晚年，他说出了那句文学史上的名言：“的里雅斯特吞噬了我的肝脏。”

“沉默、流亡、机巧”（silence、exile、cunning），这是乔伊斯在剧作《流亡者》中总结的流亡者的处世之道。或许，这种漂泊感正是乔伊斯与的里雅斯特的关系中最核心而隐秘的关键线索。而无论乔伊斯承认与否，的里雅斯特都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无可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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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

“我是一个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

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也几乎一辈子都在写伊斯坦布尔。从早些年就被读者熟悉的《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到近些年陆续出版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纯真物件》，帕慕克不厌其烦地以这座城市为背景，为这座饱经风霜的古城刻画了独树一帜的微型变迁史。

奥尔罕·帕慕克

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贫穷的乡下小伙，在1969年、12岁那年随父亲搬到伊斯坦布尔，成为这座城市的早期移民。小说讲述的就是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流转四十余年的人生、幻想和爱情。借助这个角色，帕慕克写出了伊斯坦布尔城市化进程中早期移民谋生、扎根的奋斗史，也还原了伊斯坦布尔过去五十年间纷乱复杂的社会变迁：

“记录这种微型社会变迁的小说是我喜欢的，我的脑子里也总在忙着记录这些。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怀旧主义者，因为我喜欢去想一幢楼、一间店铺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

伊斯坦布尔

如果说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帕慕克是在刻画半真实、半虚构的伊斯坦布尔，那么到了“纯真系列”，这位小说家开始逐步将“自己脑袋里的”伊斯坦布尔搬入现实。在长达600页的小说《纯真博物馆》中，富家公子凯末尔对出身贫寒的远房表妹芙颂爱而不得，于是开始收集心上人触碰过的一切，将它们珍藏进自己的“纯真博物馆”。而在现实中，帕慕克将自己多年前购置的一处房产改建为真实的纯真博物馆，开门迎客。

这座有铁锈红色外墙、建于1894年的土耳其式三层小楼，坐落于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小说中芙颂家的地址同此一模一样。为了填满这座博物馆，帕慕克走街串巷，探访收藏家，在古董店里踟蹰徘徊，将买下的每个物件变成虚构爱情故事在真实世界的证据。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及其建造者帕慕克

数年后，帕慕克又为这座现实中的博物馆创作了一份藏品目录：《纯真物件》。这部图文并茂的作品按照与《纯真博物馆》章节对应的顺序，介绍了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物品：珍珠耳坠、木梨刨子、收音机上的小狗摆件、1970年代明信片……也带领我们游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景观与城市风情。《纯真物件》构成了一部小型的物质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微观史，也见证了帕慕克对土耳其历史文化、东西方文明的又一次深刻描摹。

纯真博物馆内藏品

这些作品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并不是简单的故事背景。它本身就是主角。

奥尔罕·帕慕克生于1952年，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帕慕克的童年时代，土耳其在西化的道路上奋力追赶，伊斯坦布尔也急迫地远离它的奥斯曼传统。然而，它也并没有因此而与西方离得更近。伊斯坦布尔站在被东西方撕裂的不明地带，在文化意义上也被分裂为两半，一个是充满帝国斜阳的废墟，另一个等待着被西方世界接纳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