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5后女孩说出了快乐的秘密

最快乐的女孩

28岁的哈尼族姑娘钟丽萍总是很快乐。你每次看到她，都会发现她在笑，远远地就能看见两排白白的牙齿，她的步伐很轻盈，走起路来，又粗又黑的马尾辫一直甩呀甩。她的眼睛很明亮，好像全身的能量都从那里来。她的快乐很简单，今晚星星清亮，院子的野李子熟了，吃了一碗美味的牛肉米干，她都能高兴起来。

她的快乐，也散播在村子里。她像一阵风那样，骑着小摩托飞来飞去，从一个寨子到另一个寨子去。她身上总背着一个灰色的小药箱，里面放着听诊器、血压计和急救药物，那是她最重要的东西，连结着她和2000多个村民，带着它，她像一个小诊室移动在村落中。村民看见她，会笑着喊，mengpa，mengpa，那是她的哈尼族名字，大家知道，快乐的丽萍又来了。

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岩因村是一个边陲小村落，离县城开车需要近一个小时，从这儿骑摩托到缅甸也差不多时间。这里世代居住着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村民大多依靠种甘蔗、茶叶为生。1995年，钟丽萍出生在这里，她在村里读完小学，到县里读初中，初中毕业后上普洱市读了卫校，毕业后到乡卫生院工作过一年，又当过两年缉毒警，最终在2017年回到了这里，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每天，她都要经历一场庞大又琐碎的工作挑战。岩因村有8个寨子，2000多个村民，很多年都只有一位乡村医生。平时，医生坐在村卫生室的诊室，等待村民上门看病，不像城里的医院，患者要按号码顺序来，这里闲的时候，诊室里没有病人，但忙的时候，好多人扎堆，问诊、开药、打针、输液都要靠医生钟丽萍一个人。从头疼脑热到感冒拉肚子，从心血管急病到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钟丽萍都要管。

每个季度，她还要骑着摩托到寨子里入户随访，给高血压患者量血压，给糖尿病患者测血糖，监控孕产妇的身体状况。全村有150个老年人，141个高血压，6个糖尿病，6个重度精神病患者，是钟丽萍重点监护的对象。

卫生室诊室的墙上，贴着孕产妇的动态表，详细记录着她们的孕次产次和高危因素，钟丽萍抬头就能看见。「管理一个人的一生」，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从女性怀孕开始，管理胎儿，管理母亲顺利生产，孩子出生了，管理新生儿，等孩子慢慢长大了，成人，变老……都要管理，一直到这个人永远离开。

村子闭塞，村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很多人不会汉语，只会拉祜语、哈尼语，钟丽萍精通两门语言，可以很好地和他们交流。如何纠正他们的医学观念，也是钟丽萍的大事。她说，很多女性怀孕，不愿意到乡里、县里产检，为了督促孕妇按时产检，她不厌其烦地打电话，那些生命什么时候降生，有什么危险，都在她的脑子记着。

有时候，村子的陈旧观念也会耽误病情。有天晚上，一个4岁的孩子抽搐倒地，家里大人出门打工，只剩爷爷奶奶。钟丽萍骑着摩托飞奔去，赶到时，她看见村民围在孩子身边，一边刮痧，一边掐人中，还说要去隔壁那户人家讨一碗药。钟丽萍立刻让人群疏散，拿来勺子放在孩子嘴中，防止他咬到舌头，第一时间找到车子，把孩子送到了县医院。

这样惊险的时刻还有很多，高热惊厥、农药中毒、被马蜂蜇到窒息……有时候作为村医，钟丽萍也感到渺小无力，她记得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平时看起来身体健壮，有天午夜12点，他的家人打来电话，说他好像病了。等钟丽萍到时，人已经走了，整个过程不过10分钟。

她说，村里这么多人，几乎没人有体检的意识，除非上了年纪，身体有了不适，才会去医院。她只能在平时细碎的时间里，提醒大家，要多注意身体，要保护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此依赖她，只要钟丽萍在，他们就有一丝寄托。

2017年，钟丽萍刚回村子，那时候她的姨妈还在这里当村医，她们两个人搭档了几年。2020年，姨妈为了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不得不辞职，留下钟丽萍一个人。

那也是她最难熬的一年。一年365天无休，一个人走访8个寨子，入户跟踪超过300个慢病患者。她的家离卫生室很近，不到一公里，但是这六年来，她都住在卫生室，家里甚至没有一张属于她的床。对她来说，卫生室是她真正的家。有时候中午她都不敢回房间睡一会儿，只趴在桌上眯着，半夜她也睡不实，担心有病人来敲门，她知道，如果她不在，村民的最后希望就没有了。

在这些工作之外，有时候，她还要承担类似心理医生的角色。上个月，一个老人来找钟丽萍看病，她只是问了一句，哪里不舒服呀，对方就哭了起来。其实，只是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但是老人的儿女都不在家，还有小孙子要照顾，他很担心自己动不了了，只能找钟丽萍吐露心声。钟丽萍发现，很多时候病人来看病，拉家常比陈述病情的时间还多。这种时候，她就默默地听着，再说几句劝慰的话。

即使这样忙碌，这样辛苦，钟丽萍仍然快乐，她心里干净，很容易与人共情，经常说着说着，会红了眼眶，难过的都是别人的事情：这户人家有留守儿童，那户人家老人没人照顾，或者谁又差几块钱医药费……

她心里很少想远方，想的都是近处，云南雨季就要开始了，村民容易受凉拉肚子，雨季也是给甘蔗打农药的时候，要担心他们会不小心中毒，会不会干农活的时候摔倒，弄伤自己……这就是她的日常。雨季了，菌子要长出来了，又会有村民上山摘了菌子要送给她，她肯定又是推拉一番，最后耐不住村民的热情收下，炒一盘野菌子，继续等她的病人来。

为了他们的晴朗

传承

所以，一个真切的问题摆在这里：村医是如此孤独又忙碌的工作，为什么一个个村医还是留了下来？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钟丽萍，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了姨妈的故事。

姨妈叫张惠仙，还没出生，爸爸就去世了，因为急性阑尾炎。那时候村里没有卫生室，也没有村医，想去县城，至少要走三个小时。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的疾病，耽误了。到她18岁那年，妈妈告诉她，她必须去学医，当村医。那时候的张惠仙不理解，也很痛苦，身边的女孩们都出去了，上学或者打工，她们向张惠仙描绘外面世界，多么缤纷，多么美好。而她自己，从乡卫生院学了半年出来后，就开始开药打针了。村里给她搭了一个小木板房，那就是卫生室，她工作的地方。

张惠仙做了20多年的村医，早前，交通不便，去寨子里打疫苗，看病，都要走上两三天才能到。下了雨，山路就像「糯米粑粑」一样，鞋子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村民不懂医学知识，不愿意打疫苗，张惠仙要哄着，发糖果才能打一针。

到后来，她去谁家，谁家都会把好吃的瓜果拿出来。她说，在岩因村，最受尊敬的有两种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闲下来，她也会想，青春都耗在这里了，要不要出去闯一闯呢？很快念头打住了，「我出去了，这些病人怎么办？想想还是有点舍不得。」

2017年，她把外甥女钟丽萍叫回来，和她一起干。那时候，钟丽萍已经到了澜沧县城工作，她们郑重其事地坐下谈了谈，钟丽萍挺愿意的，就这样成为了乡村医生二代。

聊到乡村医生的时候，痛仰乐队提到了一个词，「根」。如果让他们解释，为什么如此艰难，乡村医生们还会愿意留在这里，他们觉得是因为乡村医生的「根」在这里，已经深深扎进了土地。

痛仰发现，很多村医都像张惠仙和钟丽萍那样，有着传承的关系，还有个乡村医生，原本在县医院工作，后来还是回到村子里，因为有「回家」的感觉。

「家」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张惠仙像钟丽萍那么大的时候，村民拉着她的手说，你要结婚就找村子里的人吧，别嫁那么远的地方，你不要走。后来，张惠仙真的找了邻近寨子的小学老师结婚，留了下来。现在，钟丽萍也到了适婚年纪，村里老人也说，阿萍不如也找了村里的人，不要走了吧。

但丽萍很清楚，村医要「留下来」，也要有新鲜血液。

去年，村卫生室又来了一个新村医，2002年出生的拉祜族女孩娜妥，她初中毕业后接受了政府的委培项目，从卫校毕业后，需要回到乡村服务5年。她成为了钟丽萍的新同事。钟丽萍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尽管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能像她那样坚持6年，她甚至称娜妥是年轻人，「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真的走，我也不拦她。」

一个村医，到底对一个村庄意味着什么？村医的快乐又从哪里来？钟丽萍讲了很小的一件事，那也是这份工作真正击中她的时刻。

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有个孕妇突然要生产，是从缅甸嫁过来的女孩，不会说汉语，只会说拉祜语，为了让她顺利生产，钟丽萍坐着车一路陪着她来到县医院，半路孩子就降生了，是一个小女孩，钟丽萍赶紧进行产后处理。到了县医院，妈妈和孩子都送进病房，病房外，孩子的爸爸看着钟丽萍说，你给她起个名字吧。

钟丽萍说，拉祜族起名字很随意，属相是什么，就叫什么。就像娜妥，因为属兔，名字也是属兔的意思。她想了想，给女孩起了一个名字，叫「晓雅」，她特意强调，是春晓的晓，因为春天快到了。后来，这个名字跟随那个女孩进了户口本，护士笑着说，这可能是拉祜族中名字最好听的。

每每想起这个瞬间，钟丽萍都会感到一种冲击。后来，她还给许多孩子起过名字，尽管她28岁，还没结婚生子，但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新生的时刻。她的生命、快乐和喜悦似乎都和降生在岩因村的孩子们连在了一起，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但她确信，这就是她愿意留在这里的原因，也是乡村医生的价值，和老人们在一起，和她同龄的朋友们在一起，和那些新生命在一起。

春天，花会开

清晨8点，钟丽萍上山了，今天她要随相熟的采蜜人寻找春天的第一批野生蜂蜜。山间小道上，她一边走，一边随手摘下黄泡子，捧在手心里。采蜂人从蜂桶里掏出一整块蜂巢，掰了一小块给我们尝尝，春天的花蜜很甜很香，像融化的麦芽糖。下山后，她又立刻回到家，背上她的小竹篓，像背药箱那样熟练，去后山的茶园采茶叶，摘下来的嫩叶，她会自己炒，做好的茶叶，拿到县城茶馆卖，她说，普洱人怎么能不卖茶呢，家家户户都卖的。

看起来是一幅美好乡村生活的图景，事实上，卖蜂蜜，卖茶叶，都是乡村医生钟丽萍的副业，如果不做这些，这6年的村医生活很可能支撑不下来。

她刚到卫生室的时候，每个月准时发放的乡村医生补助只有500元，姨妈张惠仙当村医的时候，补助只有80元。剩下的诊疗费，比如，看过多少病人，入户随访了几个慢性病，要经过村、乡、县层层审批后才能发，一般一个季度发放一次。今年，补助可以从工资预付，每个月到手也不过2000元，每年所有的收入算在一起，只有5万多。但卫生室所有东西都要自己花钱，白纸、电脑、床垫、窗帘、太阳能、档案夹都是，连卫生室的大门都是姨妈张惠仙还在的时候自己装的。

每个月她还需要替卫生室预付药款，多的时候可能要垫付一万多。这个没有积蓄、副业也不顺利的乡村医生，维系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钟丽萍笑着说，这都没什么，姨妈张惠仙更苦，那时候她一边做村医，一边养着20多头猪，还要承包小学的食堂，甚至做过糯米饭拿到街上卖，这样才能维持生活。

这些辛苦她都不怕，唯一担心的是，如果她要在这里做一辈子村医呢？她没有编制，没有五险一金，如果退休了，她得不到任何保障。她恐惧的是未来，生活不能只靠理想和梦，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

截至2022年，中国乡村医生共有74.7万人，相比5年前少了22万人，很多人离开了这一行。

2017年，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复星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共同发起「乡村医生项目」，希望通过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守护那些扎根乡村的医生们。项目每年都会开展专业培训，为村医购买意外险和重疾险，为像钟丽萍这样需要依靠副业生存的村医提供更多的产业资源。而包括钟丽萍的野生蜂蜜在内的诸多乡村医生的产品会被运往上海，和当地的点心品牌合作，赚来的收入一部分还会回归乡村医生项目。

不仅如此，复星基金会还有专门的驻点队员，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驻扎，走访村庄，了解村民最实际的需求，也帮助乡村医生更好地守护这里。为了让这项服务更持久，更专业，2019年开始，复星基金会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中心展开合作，签订《乡村医生健康扶贫公益项目合作协议》，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下设立「关爱乡村医生健康扶贫分项」，招募更多年轻的志愿者，他们从城市流向农村，流向那些更小的、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复星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王津元说，「复星的理念是，健康、快乐、富足、家庭，拥有了健康才有了一切，希望始终能聚焦家庭，聚焦健康。」

目前，乡村医生项目覆盖全国73个项目县，守护2.4万乡村医生，为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生活保障系统提供支持。

但是，王津元也说，如果只是复星基金会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乡村医生，只有更多共同的目光，才有可能让乡村医生感受到切实的幸福感和存在感。

痛仰乐队也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太微小了，「乡村医生守护者」的称呼他们不敢当，「我们都是沾了乡村医生的光。」他们能做的，更多是一种陪伴，一种传播，通过他们的音乐和声音，向更多人讲述乡村医生的故事。只要有机会，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去更多乡村，了解村医的故事。他们走访乡村医生的故事，也被记录在了中国首部聚焦乡村医生的微纪实影片《为了他们的晴朗》中，这部影片不仅有痛仰乐队，老狼、陈贝儿、小鹿、滇西小哥、王津元等嘉宾也一同探寻村医的故事。片子将会在五一期间播出，同时在2023丽江简单假日生活音乐节上公映。钟丽萍和姨妈张惠仙，两代村医，将一同到丽江去，在现场演唱《为了他们的晴朗》。

钟丽萍说，成为乡村医生后，她忽然得到了很多注目，很多帮助，有人想帮卫生室接上自来水，有人出钱帮她修了一个小亭子。卫生室带个小院子，空地上，她种满了菜和花，有桃、李子和芒果，还有鲜艳的绣球花和蔷薇花——她说，村民每次来，看到这些树呀花呀都会心情愉悦，「心情好了，病就好了一半了。」她那么喜欢笑，那么快乐，其实也是因为希望每个人来，都可以感到高兴，暂时忘了疾病的痛。

离别的那天晚上，她请远方来的朋友坐下来。山间没有任何声音了，动物、植物都睡着了，只有丽萍的小亭子还亮着灯。她请大家吃酒，她从集市上猜拳赢来的酒，她拿着刀削了青芒果，推过来一盘辣椒蚝油酱，这是秘制配方，她眨着眼睛说。喝丽萍的酒，吃丽萍的果子，从北京上海来的同龄人们，聊职场的烦恼，聊都市生存的人际法则，钟丽萍笑着听，那些事情都离她太远啦。

我们又一次聊起，为什么想要回来，又能够留下，她说，大城市的人每天很早起，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下班又要坐很久很久车回家，真的开心吗？她说，当乡村医生真的挺累，但是——「自由」，只要有时间，她可以在院子里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她还悄悄说，她在2021年获得了健康中国2021暖心乡村医生的称号，被邀请去上海参加颁奖典礼，但是，三天她瘦了两斤，「上海不好吃，没有我们澜沧好吃。」

她说，小亭子真好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热热闹闹几天。她知道人们会来，也会离开，只有她始终在这里，始终有很多事要忙——给村子里的小朋友们做学前医疗教育，季度随访的时间又要到了，要给那个奶奶买纸尿裤，一位爷爷想要眼药水。

还有，她准备在通过村卫生室的小道两旁撒很多很多花的种子，这样不论谁来，都会更快乐一点，「来年春天，就都会开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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