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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5票支持、20票弃权和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该法案又是一次美国遏制中国、阻止中国持续发展、加大对华压制、减少中国受惠、加重中国负担的行动。这种以国内法案凌驾于中国利益的举动，注定是徒劳的，折射了美国的狂妄与狭隘。

从对外减免债务到对外无偿援助、从劝和促谈到维和部队、从跨境投资到应对气候变化、从履行联合国SDG2030目标到签署绝大多数的国际条约，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在所有国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决不是为了减少所谓“大国责任”，而是对本国国情复杂性的清醒认知，更是自我发展战略的身份定位。正如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将坚定不移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战略规划与身份认同不是为了占谁的便宜，也不以美国国内法的制定而转移。

美国通过国内法试图改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判断，既源于其以为中国试图借“发展中国家地位”获得大量利益的误判，也源于其对自身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虚妄想象。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类起源于20世纪中叶。如何定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归属，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归属差异引发利益差距的最大争议，主要是指在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以及国际贸易中得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这包括：1．优先待遇：在部分国际组织的商贸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通常可以享受优先待遇。2．关税减免：WTO允许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税率或者零关税的方式进口产品，以促进其发展。3．减负贷款：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通常采用更灵活的条件，例如较低的利率、更长的贷款期限和灵活的还款方式。4．技术转让：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培训，以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从以上四点“特殊与差距待遇”看，美国对中国所谓“关税减免”“减负贷款”“技术转让”和“优先待遇”的内容越来越少，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中国实际利益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看，美国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在削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能得到的“便宜”，其实是在做无用功，除了表明美国在每个角落都在想着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煞费苦心外，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其象征意义在于，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在国内，美国意在弥合其国内政治分歧，营造两党对华一致的对抗氛围，为自我打气。在国际上，美国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则意在WTO谈判中更便于对华施压，拉拢更多国家，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华打压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只要能让中国“不爽”、只要能让中国少得点利益，哪怕这种利益是虚的，他们就不惜撕下伪善面具去干，丝毫不顾及大国本应有的样子。

类似的“黔驴技穷”也折射了美国长期拉拢世界各国来围堵中国的策略并没有奏效的无奈。环顾全球，包括非洲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群体不愿站队美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苦美久矣”进而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发展的战略策应，中东和解、东盟一体化、中亚整合、拉美自主发展的势头明显体现出“去西方化”的趋势，连七国集团（G7）也对如何遏制中国的具体方法无法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不了对中国的实质包围圈。

事实上，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在拜登政府得到多数继承甚至变本加厉的对华遏制政策正在失效：五年多来的对华贸易争端已基本宣告失败，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顺差双双不减并增，中美贸易“全面脱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美国对新疆、西藏、香港的干预并未阻止中国发展，新疆、西藏、香港基本已恢复了正常运转。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正在倒逼中国科技自主，中国芯片的未来必将如电器、航天、新能源车、大飞机、5G般实现封锁中崛起。美国试图在台湾复制新的乌克兰危机的企图已路人皆知。以“全球民主峰会”为代表的对华意识形态战已完全没有作用。美国长期以抹黑中国为目标的对华舆论战、认知战同样不能阻止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中美人文交流逐渐恢复，以及美国经济的三大内部风险凸显，即以硅谷银行破产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流动性危机、以长期通胀为代表的经济停滞、以全球“去美元化”潮为代表的货币危机，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压力在2023年上半年会变弱，中国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据此间媒体报道，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东多等都抱怨希望访华而被拒，总统拜登也透露出想要与中国领导人通话而不得。

从长期看，美国社会与政治的长期危机无法消除，持续几十年之久而解决不了的两党分裂、种族矛盾、枪支痼疾、军工复合体、贫富分化正在愈演愈烈。这些“顽疾”尽管短期内不可能彻底使美国崩溃，但至少让美国过往的“伟光正”国家形象受损，也让其号称“民主自由灯塔”的美国国家软实力大打折扣，更让30多年来流传于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彻底破产。

当然，美国无力遏制中国崛起，并不代表着当下没有中美全面交恶的风险。中国当前面临对美博弈的四大“当务之急”在于：一是需要通过强化与他国合作，打破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弥补科技创新的代差。二是需要打断“台独”最新的“切香肠”策略，防范“乌克兰危机”在台海发生。三是需要警惕在南海、台海等领域的军事“擦枪走火”。四是需要防止两国知识与舆论精英层的脱钩风险。在可预见的将来，缩短中美科技代差、遏制“台独”“切香肠”式搞分裂、防止中美军事碰撞、减少两国全面误判等四项任务，仍是相当艰巨的。

总而言之，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恐怕还要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时间的天平已越来越向中国倾斜。必须承认，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新常态是，美国作为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变量将长期存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将是中国崛起的长期骚扰，但美国对华的实力对比已难成全面压倒之势。

不与美国全面交恶，防止中国变成倒逼美国内部团结的外部“假想敌”，高度考验中国对美战略智慧。坚持底线思维，精准地对等反制，既捍卫核心利益，也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需要中国对美博弈的精细化。

解决外部美国骚扰的最好办法，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方位对外开放。不让中国发展节奏被美国带偏，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的崛起红利，美国的外部干涉就会随之被稀释。中国自身发展得越好，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就越小，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也会越高。最终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的事，是关键之关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执行主任王文，4月19日受邀出席聚焦“重塑大国竞合之道——美欲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应对之策”主题论坛上的发言。本文转自4月20日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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