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相约自杀的年轻人变多了？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以下是对他的专访。
记者 | 印柏同
《三联生活周刊》 ：仅在4月份，张家界天门山和四川什邡市天鹅林场，就先后发生了两起相约自杀的事件。在您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相约自杀的情况变多了？
朱廷劭 ：首先，相约自杀只是自杀方式的一种，现在来看，它依然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自杀方式，并未形成主流。但可以肯定的是，相约自杀事件，在过往确实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在我们的统计里，这种变化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我和我的课题组曾在各大媒体平台做相约自杀的新闻统计，我们发现，从2010年到2015年，相约自杀的案件由4件上升至14件。（我们从2015年后没有再做过专门统计，但我个人感觉，相约自杀案件数量依然呈增长趋势。）
朱廷劭 ：自杀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国家卫生部门2013年的报告，自杀在中国总人口的死因里是排在第五位的，在15岁到35岁年龄段的青年中,自杀被列入死因首位。
关于相约自杀的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因素。它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打破了人们在地理和时间上沟通的壁垒。在相约自杀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两起最近发生的案例，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单从地域上是很少有机会相识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网络也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新空间，让有自杀意愿的人有机会和渠道去表达自己。我们观察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微博上有个叫“走饭”的博主，她是位抑郁症患者，在2012年自杀。自杀前，她在微博上留下了一条遗言，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条评论。评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有自杀意愿人的留言。可以说，在过去10年来，这已经成为抑郁症或者有自杀意愿者们的线上聚集地。这个评论区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痛苦。
朱廷劭 ：我个人感觉自杀者对网络的使用有可能会更多一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求情感上的交流后，他们在网络寻求共鸣。2018年的时候，我们团队针对有自杀意愿人群的研究发现，在他们选择求助的对象中，陌生网友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求助于朋友，比向父母求助还要多。
可以说，他们对陌生人更信任，有安全感。面对同样有自杀意愿的群体，他/她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彼此，也可以互相支持。不过，这样的支持往往会演变成鼓励自杀。如果有自杀意愿的人在网络上相遇，并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死亡意愿，他们很可能选择建立群组的方式实施自杀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杀群。
《自杀四人组》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计算机领域的硕士和博士，怎么想到进入自杀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呢？
朱廷劭 ：我是2013年开始做针对自杀的研究。我那时虽然是在计算机领域，但我一直都在做用户的网络行为分析，行为分析的心理指标里面就包括自杀行为。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一般用户浏览网页的记录，来推荐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当时我总能看到自杀的新闻。我去查相应的数据，自杀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让我很震惊的。
在当时，我意识到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普及，网络其实也拉近了我们和有自杀倾向群体的距离。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潜在自杀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且后续事实也确认了，被检查出有自杀意念的用户，确实有实施自杀的例子。所以我和团队就觉得应该开展自杀干预的研究。
《小欢喜》剧照
一开始，我们是大量搜集网络上表现出自杀意愿用户的数据，包括求救信号。2016年，因为计算机技术上有了一定突破，我们能通过模型对一个人的单条微博识别，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自杀意愿的准确度高达85%。自此，我们就开始尝试通过分析一个用户在网络上发表的信息，判断是否有自杀意愿，并进而采取干预行动。
《三联生活周刊》 ：关于自杀，你们团队的主要干预流程是什么？
朱廷劭 ：我们在对有自杀意念群体进行分析后，总结出了12种自杀讯号，包括“威胁伤害自己”、“增加酒精或药物使用”等。我们会利用爬虫下载他们的微博，调用以前训练得到的自杀意念的识别模型，识别自杀讯号。但是，因为预测模型不能保证完全正确，我们还需要人工的确认。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做干预时面临哪些困难？
朱廷劭：干预时遇到的困难就是很多有自杀意愿的人，我们沟通一次两次后，他们就不再有回复了。在干预过程中，脱落率比较高。我们团队有10人左右，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起，大概两年中，锁定的干预群体有近2万人。迫于团队人员数量和精力有限，也导致我们后续跟进干预的程度只能止步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在对自杀群体的关注和干预中，你们发现了什么？
朱廷劭：他们在微博上与人的互动更少，表达更加关注自我，也有更多的负性表达，包括表现出的厌世。这外人看起来吐槽、抱怨的东西，其实也是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在我们看来，他能发出这样的信号本身，就说明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有留恋的，他们没有彻底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否则就不会留下这样的信号。很可惜，有的人最后还是自杀了。
我们在2019年曾对几千位有自杀想法的人做调查。发现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婚恋情感方面、学业、经济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拿和父母关系问题为例，我印象中，有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为自己无法得到父母任何的支持和理解，这不见得是物质层面，更多是内心世界的理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选择自杀前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哪个是占主导的，他们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一个个体自杀。
《三联生活周刊》 ：当有自杀意愿的人聚在一起，会加重个体死亡的意愿？
朱廷劭 ：是的，由于目前社会上普遍对自杀的污名化，使得有自杀意念的人群主动求助率比较低，但是他们又发出求救讯号，这也说明他们是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帮助的。而相约自杀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相互结交的行为，也是一种寻求外界获得支持的表现。
自杀的人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谈论正面话题是非常少的，我记得我们潜入群后，他们更多的是在交流死法，鼓励彼此自杀。负性情绪会相互感染，只会加重个体的死亡意愿。所以我们是非常顾忌这个事情的。2015年，我们在北京本地曾约见了约20位有自杀意愿的人开展实验，了解他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刻意将他们分开。也不会建群，尽量不让他们通过我们，获得彼此的联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 ：从2010年到现在，相约自杀的案件变多了。这其中，您观察到什么变化吗？
朱廷劭 ：我印象中至少在201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相约自杀的行为。当时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烧炭自杀的方式，找一个小旅馆，把窗户封住。但我认为，之所选择烧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追随效应的结果。因为我印象中，当年在香港发生了一次烧炭自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这种行为会让有自杀意愿的人群相互效仿。
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在2018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自杀者（包括相约自杀）都会在晚上12点之后，在一个环境安静的地方，或者跑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不会打扰到别人的状态下实施自杀。从他整个自杀行为来看，能分析出，他也认为自杀是相对负向的。
一个人的死亡方式，通常可以反映出他对死亡的看法和理解。尤其天门山的那次，是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而且是大白天，有人群的地方自杀。这会让人感觉到，自杀者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甚至是理直气壮，有些向往地选择自杀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行为本身，是对自杀的一种美化。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对死亡产生这样的态度？
排版：语桐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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