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屋檐下，家政阿姨撕裂的“分身”生活

▲ 2023年4月8日，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分·身》演出剧照。（李润筠 / 图）

家政阿姨高冬梅突然分不清电视和人的声音。那是2015年，她刚到北京，因为普通话不好做了半年的“哑巴”。

高冬梅的老家在山西运城，春夏秋都在地里干活，种小麦、苹果、中药材半夏。冬天没活，在家做布鞋、衣服，一些妇女拿着鞋底子聚在一块边做边聊。

高冬梅不喜热闹，于是常与电视为伴。来到北京，突然听雇主一家人在客厅说普通话，她还以为是电视里传出的声音：“脑子一愣，哦，这是真人在说话。”

这成了北京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舞蹈《分·身》的开场。电视与客厅的设定没有了，简化成一片布谷声、口哨声，此起彼伏。台上的家政阿姨穿着白色便服，绕圈念白：

“跟你说话呢，怎么不回答呢？”

“我没听见。”

“我以为电视的声音。”

2023年4月8日，《分·身》完成首演。一年多以前，专注于家政工群体赋能服务的公益组织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鸿雁）邀请一群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和艺术家们一起创作了这部舞蹈。

“家政工不会止步于厨房一隅，她们在舞台上同样熠熠生辉。”鸿雁对《分·身》的介绍文章中这样写道。舞蹈融入了家政女工们的工作日常和生命体验，她们既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

《分·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蹈，而是“身体剧场”。

鸿雁2017年发起的第一届家政工艺术节以影像为主，100双家政工的双手被拍摄下来，在北京的画廊公开展映；观众从捏饺子的手、攥抹布的手、托着婴儿的手上看到家政工的日常劳作。第二届则以诗歌为载体，让观众听到家政工的声音。

到了第三届，组织者选择了身体剧场，希望家政工们用身体舞动在剧场里表达自我。

什么是身体剧场？一开始家政工们也不懂，好奇，有三十多人报名尝试。为了“打开家政女工的身体”，《分·身》的导演廖书艺采用接触即兴的形式，让报名者们在地上滚动、拥抱、对望。

廖书艺是一位倡导接触即兴的专业舞者，此前的演出更多在美术馆里进行。这种后现代舞蹈形式通过身体接触，两个身体共用一个重心去摇摆、滚动、飞舞。家政阿姨们看着觉得有些怪，距离她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远。

“为什么在地上滚来滚去”“没意思，哪有广场舞有劲儿”“不会舞蹈，不懂艺术”……报名的家政阿姨们纷纷发表意见。

鸿雁原来组建过一支家政工文艺队，过去家政工艺术节的节目大都由她们组织参与，王淑华便是其中一员。她说自己并未被这种新鲜形式吸引，但因为自己是文艺队的，还是坚持练练。

其他家政阿姨们则全凭心情，有的说一声“我有点事”，拎包就走了。到了2021年10月开始排练的那个下午，三十余人只剩下十多个。

但那天廖书艺观察到，家政阿姨很快能进入即兴状态，在地上摸爬滚打显得很自然。她曾带领不少都市白领们练习接触即兴，他们的身体边界更为清晰，彼此隔离、疏远，有时到练习结束才终于打开一个口子，看到一点点情感的流动。

其实，刚开始身体接触，阿姨们也极不自在。高冬梅会绕着走，到边缘去，尽量不碰到别人。可是廖书艺主动碰触她，挨在一起，让她感受到身体的柔软和温度，陌生感一点一点被打破了。

去过几次后，王淑华在家政工彼此背靠背、相互支撑的动作里，找到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陌生的姐妹们介绍完以后，互相搂在一起，好像突然变得熟悉和亲密，不再尴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俩人都笑了”。

2023年4月8日，家政工们在演出候场时即兴舞动。 （李润筠 / 图）

河南驻马店来的家政阿姨张东红喜欢对望，她觉得透过眼睛这扇“窗户”能看到许多，比如家政工作中极力掩饰的无奈。

在雇主家里，她们习惯躲到厕所、厨房，捏着嗓子说话。而鸿雁的排练场所设在地下室里，婴儿爬行垫拼接起来铺满地板，略显昏暗的灯光，造就了一个小而温馨的空间，她们在这里可以放声欢笑，不怕扰民，也可以大胆拥抱、释放情绪。

舞蹈中的许多动作慢慢成形，打鸡蛋、拖地、哄孩子，各种家政工劳作的场景通过身体舞动重现。

这也是“分身”之名的来源。家政阿姨在雇主家要分身做很多事情——背上哄着孩子，手在厨房做饭，同时留心听阳台上洗衣机的动静。后来，有观众说，在那些像洗衣机一样疯狂甩动的手势里看到了劳动带来的异化感。

排练《分·身》，变数最大的是阿姨们的时间。

家政工的时间不属于自己，什么时候休息要看雇主的要求。在这一户人家工作，每周六放假，换到另一户则是周日休息。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时候，还得担心是否会被封控在雇主家。“我那时候每天就在关注每个人的情况，谁能来谁不能。”颜维旭作为《分·身》的制作人一度焦虑不已。

可她还是充分尊重阿姨们的自主决策。她在微信群里和大家商议，排练请假是否要经群里的人同意，是否可以另找时间弥补等。

排练也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剧场规则进行，如果某个段落不想被呈现出来，演员可以表示拒绝。

正因为这样的尊重，家政阿姨们意识到，这是她们自己的演出。排练一般安排在周末，家政工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乘坐各样交通工具来到鸿雁。罗雪芳从北京南面的雇主家到东四环，需要乘坐3小时公交车，排练4个小时后，再坐3小时公交车回去。

2022年春天到来时，练习搬到了户外。阿姨们两两成对，其中一人闭上双眼，由另一人牵引着，去触摸植物花草，感受春天。

2022年4月，北京望京公园，家政工在野餐垫上舞动。 （揭小凤 / 图）

这对于许多阿姨而言是难得的体验。王淑华说，家政工在别人家里当住家保姆，必须做到“隐形”。她的雇主家近260平方米，五间卧室，四间卫生间，王淑华每天打扫屋子、熨烫衣服、做早晚两顿饭，工作“还算轻松”。

可是，雇主也会有情绪不佳的时候，两口子吵架了，许多事情便看不顺眼，就抱怨“今天的菜咋整的”。王淑华形容自己是雇主的情绪垃圾桶，盛装着雇主的高兴与烦恼，但不能往外倒，“谁愿意自己家的事往外说”。她关掉了自己的感官，左耳进右耳出，干完活便悄悄消失，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家政工身处别人的屋檐下，许多边界都是模糊的，没有人明确告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有的界限又极为清晰。雇主家买了名贵的水果，邀请王淑华尝尝，她只吃一点，绝不多吃。“那人家一百多块钱一斤的进口樱桃，你能咔咔吃掉半斤吗？”王淑华有着对自己职业的认知，什么东西浅尝辄止，既不拂雇主的好意又不至于招人厌。

后来王淑华发现，在一户人家做得久的家政姐妹，几乎都遵循这样的规则。她说不清类似经验从何而来，但记得雇主家里偶尔来了客人，会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住家保姆太爱说话，要“炒了她的鱿鱼”。

属于阿姨们的私人领地，往往在夜晚出现。晚上九十点后，罗雪芳获准拥有一小时的运动时间，她关上房门，做一小段瑜伽或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一段舞蹈。2023年换了雇主，她不再拥有自己的房间，只能等到雇主的两个孩子睡下，所有的灯都关掉，她戴上耳机，光脚在地上舞动，没有声响，没有人知道。

阿姨张东红爱好写作。突然来了灵感，她就拿起手机躲进雇主家的卫生间或厨房，用微信语音录下来，等有时间了再敲进电脑。

但她们的私人领地无比脆弱。高冬梅曾在一户人家里做住家保姆，某天外出回来已是晚上九十点钟，她匆匆擦了一遍桌椅便睡下了。次日雇主问她，“高姐，你擦桌子怎么那么随意，桌上放有东西都没拿起来再擦呢。”高冬梅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被监控死死地盯着，无论日夜。

这些事琐碎，难以找人倾诉。王淑华爱跟狗说心事，“它也不会说出去”。雇主养的狗十三岁了，正是老年，日常需要吃五种营养药，还要给它梳头发、扎辫子，每周洗一次澡。雇主一家出国半年，王淑华全部的工作就是照顾这只狗。

王淑华跟自己家里的丈夫吵架，躺在雇主家的床上抹泪。小狗进来，靠在王淑华的胳膊上，眼睛盯着她，直到王淑华到卫生间洗脸，“它知道你没事了才走”。

在鸿雁的舞动训练中，阿姨们长期封闭的感官要再次被打开。“想象心里满满的一杯水，倒到另一个人心里”，跟随着廖书艺的引导语，她们即兴做动作。有时候是两人背靠背，轮换着背起对方，这需要彼此信任，相信自己会被稳稳地托住。

导演《分·身》是廖书艺第一次接触家政女工群体。根据商务部测算，2021年，中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3760万。这一行里农村女性居多，她们背井离乡，深入城市住宅，为都市人解决养育孩子、护理老人等难题。

但她们自己的困境，往往不被看见。一开始，廖书艺不知从何入手理解她们。她大量翻看鸿雁以前的通讯录，看家政女工们的口述史，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在那些个人讲述的故事里，廖书艺对“居所”的概念产生了兴趣。

家政女工刚来北京，大都在家政公司打地铺。一张垫子，一床被褥，便是许多家政工在繁华都市的第一个居所。

2019年，王淑华刚来北京做家政。二十多天里，她在家政公司打地铺等活。家政公司没有多余的卧室，日常办公的客厅十多平方米，要睡下28个人。人挨着人躺下，一直到厕所门口，都没有下脚的地方。

上户工作前，有的家政工会特地找家宾馆，好好地洗一次澡。下户后，再次来到家政公司过渡。

对于住家保姆而言，居所是流动的。有些家政工到了雇主家，也被安排睡在阳台上、客厅里，没有自己的空间。在《分·身》里有一句台词描述这样的窘境，“她在冰窖一样的阳台住了一个冬天”。

居所里还有许多难以启齿的秘密。曾有家政女工接受采访时提到在雇主家里遇到性骚扰，仓皇而逃。

演出谢幕后，家政工们紧紧相拥。 （丁沁 / 图）

视频导演戴晓璐接到过一个以家政女工为原型的剧本创作工作，特意到鸿雁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后来成了鸿雁的志愿者。在家政工艺术节的筹备过程中，她帮助收集阿姨们的故事以提供创作灵感。

在家政工平静的讲述里，她感到某种巨大的撕裂感。居所可以给人提供温暖与安全，同时竟也可以密不透风、令人窒息。有位女雇主当着家政工的面给小孩跪下，“求你好好学习”。敏感的家政工感受到这一做法中包含着对她的指责——“你没有看顾好小孩。”

戴晓璐震惊于家政工需要付出的情绪劳动。在那样的冲击下，那位家政工仍要想办法安抚大人小孩，维持平衡。戴晓璐想象着将自己放入家政工们的处境中，“我会被折断的”。

她在倾听阿姨们的讲述、尝试理解她们的处境时，想起了契诃夫的描述：知识分子偶然遭受一两次痛苦，便会觉得这个刺激过于强烈，便会大叫起来；而更广大的群众到了过于痛苦的时候，反而只吹一声口哨。

拥抱，分开，换一个角度再拥抱……排练《分·身》时，高冬梅在一次循环往复的拥抱练习中，忽然想起自己与孩子的分离。

2015年夏天，北京雇主家老人生病，偏偏她自己的15岁儿子也需要做个小手术。她很想回运城陪孩子，但她走了，老人便无人照顾。

高冬梅留了下来。得知她的取舍，老人很感动，高冬梅当时却异常平静，似乎没什么可说的。

直至2022年《分·身》排练时，拼命掩盖的情感忽然被唤醒。几次拥抱后，高冬梅哭至失声。她的内心藏着对儿子深深的愧疚，她总想起儿子独自捱过手术后恢复期，作为母亲，她却什么也没做。

实际上，她一直记挂着家里的事。老人什么时候该探访，孩子的学费该交多少，丈夫的衣服怎么搭配……人漂泊在北京，心里常想着运城。2023年“五一”假期，她抽空回去装修新房、参加邻里婚礼。

每个家政阿姨都体会过这种分离与牵挂。她们既无法安心陪伴在家人身边，又无法安稳寄身在雇主家里。

张东红到北京干家政有二十多年了。她说起因是丈夫不顾家，与之相处不愉快，她以从家乡出走作为反抗。

刚开始如获新生。有位雇主是作家，张东红看过对方的小说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去请教。雇主夸奖 “小张有文学天赋”，张东红颇受鼓舞。但一个月后，上初中的儿子在家打架了，她不得不匆匆赶回去处理。

还有一回儿子上高中，她也回家陪读一年。她是家政工，同时也是母亲、妻子、爱写作的张东红。她在不同的身份里徘徊了二十多年。

成为育儿嫂以后，罗雪芳才知道过往照顾儿子有多亏欠。城里孩子上钢琴课、羽毛球课，父母陪着一起学。她只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小饭桌”——中午没人做饭的时候能到那儿吃上热饭。

那时她还在老家山西大同的打印店工作，每天十几个小时对着电脑干活，早出晚归，见不到孩子。到北京做家政后，为了省钱省时，她回家选择凌晨的绿皮火车，晚上十点多到火车站，次日早上八点多抵达大同，能在家多待上半天。可孩子此时已上大学，再后来是工作，有些东西似乎难以弥补了。

高冬梅和儿子分别的经历，经过提炼后被放入《分·身》。可高冬梅始终无法演绎自己的故事，台词里那一声声“我要走了”撕扯着她，让她止不住地流泪。

最后，这段离别的双人舞交由罗雪芳和另一位阿姨演绎。《分·身》排练过程中，不少家政阿姨会来鸿雁观看，戴晓璐注意到，几乎每一回都有阿姨被这段舞蹈打动落泪。

廖书艺知道，演绎双人舞的两位阿姨也都经历过揪心的离别，但她没有问离别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令她感到震撼的，是两人动作中的力量感，她们总是精准地拥抱在一起，就像两块磁铁一样。

《分·身》演出剧照，家政工高冬梅和谭启荣拥抱在一起。 （丁沁 / 图）

廖书艺不喜欢过于“重”的表达。《分·身》剧情中有一位女工经历家暴，从家中跑出，演员们绕圈喊话：“她能去哪儿呢？她没有家了。她也不想回去了。”

最后一句“她也不想回去了”，廖书艺的设计是带着些许调皮与戏谑。因为故事的原型与家里人相处并不愉快，在外打工反而轻松自在。

不过，最后演出时，负责念这句台词的演员大概受舞台氛围感染，改用沉重伤感的语调说：“她无家可归了。”有观众看到这里，哭得一塌糊涂。

《分·身》末尾，演员们演绎如何度过假期：红色的野餐布往地上一铺，她们顺势坐下来，“就像小孩一样高兴”。在廖书艺眼中，那是属于家政阿姨的轻快时光，她们自由舞动，不需要过多地排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