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站在怀旧的檐下，谈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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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 文
本文原刊《读书》1997年第8期
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英文中学”中完成的。“英文中学”的英语原作“Anglo－Chinese Schools”，意思是为华人提供英式教育的学校。这比通行的中文名称更能说明问题：相对于“中文中学”而言，“英式华人中学”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流（早在二十世纪初期，香港政府提供的教育当中，已有“汉文学校”和“英文书馆”之分，后者向来是学生争取进入的学校），更是殖民教育或隐或显的政策的集中表现。近年来，我对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颇感兴趣。际此，《读书》编者来令，叫我谈谈香港，并作出不得用学究式语言的规限，于是我就站在怀旧的檐沿，把旧事记忆拼贴剪辑一下，尝试对我受过的文学教育作个粗略的扫描。
我要讲的是在中学过程中我对现代文学的认识。这里暂且不提古代文学，因为我想另外写一篇关乎我的专业的长文。
我想，“朱自清”是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一个最重要的符码。这个名字不单止是白话文学典范的象征，更连年累月的发挥符义功能(signification)，潜移默化地模塑了在学的青少年对世界的认识。刚进中学的小伙子，谁不是在谑浪笑傲中度日呢？但同辈朋友中，没有几个不曾受过一读三下泪的《背影》感染，大家在预想异日严父的背影，尝试感知父子的关系有这样温柔的一面。小时候，我足迹所及之处，都是三合土建成的狭小空间；对于中学二年级所读的《荷塘月色》，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属于“异域”气氛的句子：“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记得老师很努力地解说什么是“梵婀玲”，和月光有什么关系。我想，老师那时应该未听过“通感”的说法。以后，中三又由朱自清教我们观赏艺术；老师要我们将题作《一张小小的横幅》（原题《“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课文还原为图画，还要记住当中的“沦肌浃髓”的“情韵”。此外，还有些不怎么占记忆的文章，如节选自《伦敦杂记》的《伦敦动物园》、选自《语文影》的《论说话》等，无声无色的、或者不舍昼夜的，和我们度过中学五年的岁月。到了念大学预科班（中学六年级和七年级），还要读《论雅俗共赏》一文。你说，我们和朱自清有何等密切的友谊！
这个文学世界，其基调是绝对的阴柔(feminine)。《背影》固然是满纸的泪光；《荷塘月色》中的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小小横幅》中的圆月“柔软与和平，如一张美人的脸”，海棠花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这些软绵绵的话儿，如果不是“宫体”，起码是“花间”。是不是教育家们认为少年人太暴戾，亟需“爱的教育”？于是我们要细读在泪痕中化解误会的《少年笔耕》（夏丐尊译，中一课文）；又看到像“白衣安琪儿”的冰心向我们“微微的笑”（《笑》，中一课文），和我们通讯（《寄小读者通讯·十》，中二课文），诉说母爱的伟大。（《母爱》，中一课文）记得老师教同学在课堂中朗读唯美而煽情的写景名作《可爱的诗境》（易家钺作，中三课文），读到“我小立桥端，销磨了几度黯淡的黄昏，痴等新月的东升，惊醒了栖鸦之梦”、“我与她，变成了画中的诗人，诗中的画家，变成了灿烂的流霞，变成了团圞的明月，变成了并蒂的莲花”时，大家都要学习陶醉于其中。
中学的课文中，也不乏《岳飞之少年时代》、《祭田横墓文》、《祖逖传》、《大铁椎传》等满纸阳刚气的文章，但这都是文言文；感觉上，这是古人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隔了不止一层。我们最亲近的现代文学名家，却都是文弱、感伤的，愁肠百结、涕泪交零的。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还只是蒙昧的少年，对人生、对未来，对香港、对中国，都只会是惘惘然的无所定向，自然未懂得思考自己的文化身分。在家、在学，就由父兄师长辈为我们指点前路。谁料，我们不知不觉间竟要延续上一代对已逝年华的感怀呢！
说香港的现代文学教育就像是老辈要留住已逝的韶华，不是无根的游谈。由三十年代到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的中文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例如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初中国文读本》，就是香港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指定课本之一。五十年代后，香港教育司署开始不批准学校采用内地出版的语文和历史教科书，改而重新编订中文科课程标准（内地已改称“教学大纲”，香港则仍然沿用一九四九年前大陆所用的“课程标准”一词），再交出版商编写课文。然而，所谓“重新”编订，只是异乎当时中国内地的课程，掌其事的人并没有乘机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配合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需求。所选用的教材，十九不离以前中华、商务、开明等课本开列的篇章。再以现代文学的范围而论，叶绍钧的《蚕儿和蚂蚁》、《春联儿》、《篮球比赛》，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他所译的都德《最后一课》，鲁迅的《风筝》，周作人的《怀爱罗先珂君》，徐志摩的《想飞》、《我所知的康桥》，老舍的《趵突泉的欣赏》，巴金的《繁星》，许地山的《落花生》，以至徐蔚南的《山阴道上》、吕梦周的《水的希望》等等，就和上文提到的《背影》、《母爱》诸篇，从四十年代的中国，接枝传承，调控着香港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的文学观以至文化观、人生观。
例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好比《阿Q正传》的初级版，秉承“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省；《最后一课》讲国家陷敌的文化危机，也是五四救亡与启蒙的意识的反映。朱自清的《背影》讲父亲要在各地流离谋事；叶绍钧的《春联儿》讲到老俞以大儿子抗日为荣；巴金飘洋到法国留学，在海上每晚与繁星相对；徐志摩到英国访罗素未遇，在康桥用长篙子撑船。这种种近代中国的人世经验，透过老师的口讲手画，牢牢的贴在少年人的心灵深处。我们还追随《风雪中的北平》（金兆梓作）、《白马湖之冬》（夏丐尊作）、《趵突泉的欣赏》（老舍作）等言说去作文化地志的认同，认识“我们祖国”的山川名胜，这种感觉绝不是“伦敦动物园”和“康桥”一类地名所能提供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五十年代以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联系不绝如线；在华人的文化场域中，不同的意识形态曾经历一番争逐。殖民统治者注意围堵当时大陆的政治文化，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却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由是，华夏文化反而可以在这个殖民地的土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存下来。一九四九年后，不少内地知识分子寄跡于香港，这一群“南来的庾信”，或者潜心儒学，或者薪传“五四”。他们与一直根据血缘而作文化体认的本土学人汇成一种力量，在不同的教育岗位，影响了香港新生一代的文化观念。在这里，“五四”、抗战，北平、白马湖，本是异时异域的情事，但却一股脑儿来到眼前。为我们讲授新文学的老师，因为直承“五四”遗风，所以会指出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会教我们欣赏徐志摩“想飞”的浪漫；我们在课堂余暇，可以多读点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的作品。我还记得读赵聪《五四文坛点滴》和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的经验，记得买到刚出版的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册时的情景。这样得来的新文学知识，可能比同期的大陆学生全面，不必等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才陆续兴惊艳之叹。
也因为是“五四”之余，所以我们不必如台湾学生的废鲁迅、郭沫若、闻一多不读，也不必去猜“西谛”是谁（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台出版时，作者或题为“本社编辑部”，或作“西谛”）、不必以朱自清之名涵盖郭绍虞（郭绍虞的《语文通论》，作者题为朱自清）。
当我们数说文学教育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中显出的独特优势，数说历史在大陆、台湾被刻意的遗忘时，其实不必沾沾自喜。我们之能够拥有这部分的记忆，其实也是透过另一种的遗忘去完成。
香港学生接触到的现代文学教材，正如上文所说，太半是阴柔的浪漫，更有不少是中年人的感伤，对人生作回忆多于期盼。这种内容，大概很能配合当时老师们的感旧情怀。事实上，老师为我们开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当中，总少不了亚米契斯原著的《爱的教育》，夏丐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文章讲话》，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这或许就是老师年轻时的读物，通过师生授受，我们就活在老师的回忆之中。
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叫少年人学习回首不属于自己的前尘，也就是对当前的情况少作闻问。在落马洲以北，弦歌诵习的《白杨礼赞》（茅盾一九四一年作）、《荷花淀》（孙犁一九四五年作），绝不会出现于香港的课程标准。这种取舍，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现在看来，虽然不必就谅宥同情，但起码可以明白了解。最令今天的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老辈们限制我们认识自己、教我们遗忘自己。
如果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一类以大中原心态对香港作猎奇式描画的文本，不适宜作学校教材，我们为什么不能读施蛰存的《薄凫林杂记》，体会一下四十年代居于香港的中国人的“抗战气质”？为什么不读戴望舒的《山居杂缀》，分享香港市民傍山而居，迎风冒雨的滋味？我们的老师讲五四运动，为我们分析《答林琴南书》，但从来不提到香港仔有孑民先生的墓。我们也遗忘了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晚清杂记》。至如许地山、萧红，都是遥远的中国神话的一部分，不知道这神话中竟有一角吾土。我们晓得《家》、《骆驼祥子》和《倪焕之》，就是未听过侣伦的《穷巷》，更不要说在课本中找到《未名草》的一章半段了。
陈国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及理事。研究范围包括文学史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诗歌与诗学、香港文学等。著有《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6）、《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情迷家国》（2007）、《结构中国文学传统》（2011）《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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