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数超本科，硕博生卷在毕业

当硕士成为“标配”

临近毕业，北京一所双非院校的会计硕士刘灿发现，自己的学历不够用了。4月，她参加了一场北京国企招聘会，挑中了一个不拥挤的摊位，递上简历。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就把简历推了回来：“不好意思，我们只要双一流院校毕业生。”刘灿讪讪接过简历，转身离开。

心情已经没有太大起伏。自3月春招以来，刘灿遭遇了4、5次相似打击。每一次用人单位的表现都在提示她：非双一流的硕士学历，在求职市场没有过人优势。

3月14日，刘灿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硕博专场招聘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资历并不出众。

那天，刘灿见现场有提供“优化简历”服务的摊位，想找值班老师提点。前面还排了几名学生。刘灿从老师给他们点评的话中领会到，这些人都是985、211院校毕业的硕士，手握几段大厂实习经历。还没轮到刘灿，她就预感自己的履历很可能拿不出手。

她“本硕双非”，除了读研前有一段在银行工作的经历，没有任何实习和工作经验。怕老师当众点评，惹人笑话，刘灿便抱着简历悄悄离开了队伍。

在云集了8所985、26所211的北京，双非硕士刘灿发现，面试时，她往往是众人中学历垫底的那位。刘灿某次面试签到时发现，签到表上列有入围者的毕业院校，除了自己，其他20多人至少都是211院校的硕士。

刘灿羡慕985、211院校的硕士毕业生，以为他们求职会松快得多，实则不然。

图 | 刘灿参加的硕博专场招聘会

应届硕士王越毕业于211院校中国传媒大学。求职之初他态度乐观，希望求得一份带编制的媒体工作。

王越的母校给他带来信心。中国传媒大学是国内顶尖传媒高校，他就读于学校的“王牌”，新闻专业。读研时，他还在几家知名媒体实习过。

王越通过了大部分岗位的简历筛选。很快他就发现，通过初筛后，学历再难提供其它助力。

今年过完年后，王越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事业编制记者岗的招聘笔试。报社的招聘公告上写明，该岗位只招4人，划定新闻、社会学等专业的硕士报考，要求能适应夜班工作。

经过筛选，考试当天现场还是来了200多号考生，竞争激烈。一进考场，王越就看到一名穿着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羽绒服的学生。考试签到表上，王越发现有许多人来自985名校。王越没能通过笔试，他觉得落榜在情理之中。

“你会发现自己很普通，你有的大家都有。”求职中，总有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出现，这挫伤着王越的信心。

去年11月，在某省级广电的线上群面中，王越同组面试者来自清华、人大和一所海外名校。他在简历上罗列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实习经历，没有为他吸引来面试官的注意，自我介绍和短暂的自由发言后，王越再没得到发言机会。

有些时候，王越的硕士光环还会失效。1月，他在央视总台的简历初筛中落榜，身边收到面试通知的，是本硕皆为名校的同学。“就业市场上，好像永远有招不完的硕士。”王越的信心在现实捶打下瘪了下去。

面试时，王越可以感受到，当简历筛选标准提高到硕士学历，入选人数仍很多，用人方只能比较应聘者母校的头衔和第一学历等条件“择优录取”。履历上每个落于人后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应聘者的命门。

在3月的一次体制内宣传岗面试时，面试官追问他，本科时为什么去一所理工科院校读新闻。王越委婉表示，当时高考成绩一般，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面试官不满意这个回答，直到另一位面试官指着手机的搜索页面，告诉提问者：“那所学校也是‘双一流’。”对方才放弃追问。

自去年11月求职至今，王越投了无数简历，通过简历筛选参加了十几场考试，但仍未收到一份offer。

每年都有求职不顺的应届生，但对硕士而言，今年是特殊的。

今年北京市教委曾预测，2023年从北京高校毕业的研究生有16万余，超出本科生3万人，这种情况首次出现。

一位985硕士组建了4个名为“23届硕士抱团取暖”的群聊。4个群加起来有2000人，大多是至今求职无果的应届硕士。

在群聊里，一位在上海的求职者称，上海遍地海归。一名在湖北的化学硕士在春招只收到了一个面试邀约，14个人争一个岗位，同组还有一名985博士。群里的硕士生普遍感慨，今年的应聘市场“985、211硕士遍地都是”。

从用人方角度看，35岁的安昕也感受到了后辈们陷入学历内卷的残酷。

他在北京一家世界五百强房地产集团工作，参与了几场管培生面试。安昕供职的公司，管培生岗位限定硕士应聘。第一场面试，公司淘汰了一批“双非”硕士和第一学历不出众的人。能进入二轮面试的，基本都得是本科和硕士学历都很突出的人。在安昕参加的一场二轮面试中，8位候选人都有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历。

尽管所有人的硬性条件都很出彩，但因为名额有限，安昕只能优中选优。他推荐了两人进入终面。一位来自人大，一位来自纽约大学，两人绩点都是专业前几名。

过去三个月，安昕面试了将近20多位海内外名校硕士。每次，他都会问应聘者：“你们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们，给出的答案几乎都是：今年的求职。

失衡

2021年决定考研时，刘灿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了两年。她在单位看到，有硕士学位的同事，就算不是名校毕业也顺利晋升了。于是刘灿便动了“读个研究生”的心思。她在职考研，第一年就被北京一所双非院校的会计专业录取。

那时，她欣喜于硕士学历能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镀金”，从没想过两年后毕业时，硕士头衔带来增益会这般骤降。

研究生就业困难，和涌入竞争的人数增多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86.2万研究生从高校毕业，人数是九年前的8倍。2016年起，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高位上保持增长趋势。2015年-2022年的7年，报考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5.8%。

考研成为了一种集体选择。去年年底，有474万本科生走入考场，争夺130万个硕士研究生入学名额。

4月中旬，在一场企业管培生面试中，和刘灿竞争同一岗位的，全是985、211硕士，还有名校海归。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月薪七千。看到名校生和自己同场竞技，刘灿很讶异：“我觉得他们应该去大厂，或是更大的平台。”

身在职场，李洁能明显感受到周围人学历的变化。2018年，李洁入职京东公司的市场营销部。当时部门里全是本科生。两年后，新来的实习生都全是名校硕士生。

这些年，实习生的工作没有太大变化，负责填报素材等基础工作。只是由于应聘人数过多，学历门槛也水涨船高，实习机会很少能落到本科生手里。

王越考研是为了换取更好的工作。2015年，他考入了一所理工科院校的新闻系。当年，这所学校还是“双非”，不时会邀请考研成功的毕业生回校宣讲。平日课上，有老师也会提到，读研的毕业生能去到一些 “叫得出名字”的省级媒体。这让王越对读研充满想象。

他想考到更好的学校，以此为跳板，进入知名媒体。大三时，他放弃了秋季招聘，专心备考。那年，和王越同专业的60多人里，有一半人都选择考研。

渴望成为硕士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生扩招的政策也让更多人有了升学机会。澎湃新闻一则题为《中国大学扩招史》的报道称，据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2年间，我国硕士研究生每年的扩招幅度都保持在20%以上。

近十几年，硕士招生增长在2009年、2018年和2020年出现峰值。2020年，国内研究生扩招人数突破百万，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周阳就是2020年擦着录取线上岸的幸运儿。她报考一所211院校的设计专业，每年上千人报名，以往只录取10人。被录取后，她发现自己是被“扩招捞上来的”。班上一共44人，她的学号排在30多，硕士一个班的人数，和她的小学差不多。

研究生人数增多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必然结果。《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我国研究生比例不到人口的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如今，就业市场上岗位紧缩，高学历者数量增加，有限职位的争抢就更激烈了。

图 | 3月，北京某高校线下双选会

硕士好像白读了——李洁留学回国后感慨。2020年，她离开京东公司，前往世界大学排名前50的悉尼大学镀金。今年回国后，她感觉国内的就业环境比之前更难。五年前，只有双非学历的她能挤进京东，月入过万。现在，海归李洁给字节跳动、百度等四五家大厂投简历，都没有回音。

她向老雇主京东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打探消息，想争取内推。结果，对方称今年公司没有招聘需求。根据智联招聘的相关数据，2023年春招职位量同比下降28.3%。

求职两月，李洁颗粒无收。在家待业，父母的唠叨让她心绪不安。她听说有朋友在做养老社区销售。稍加了解后，她接受了这份本质上是保险销售的工作。工作不算稳定，没有底薪，全靠提成，但李洁安慰自己，“这年头，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硕士人数激增。当高学历者发现，无法凭学历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时，一种被学习背叛了的感觉冒了出来。

社交平台上，许多自称硕士的人表达了“后悔读研”的心情。有人称，自己在本科毕业后同时拿到了offer和硕士录取通知书，抱着“读研后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想法，放弃工作、选择读研。如今毕业，他连一份工作也没有找到。

在豆瓣，一个名为“后悔读研组”的群组，聚集了9574名成员，除了日常的学业压力，求职的困难也成了硕士们反思读研意义的重要原因。组里有人称，研究生的课程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大提升，很多工作能力要到职场上才能得到真正磨练。

这和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书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书中，柯林斯反驳了“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的常识，他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存在“教育过剩”。大多数实际技能是在职场而非学校中获得的。

于是，当学历本身无法在求职中体现差距，很多人开始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

出路在哪里？

2022年秋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王越给一家冷门报纸投了简历。以前，他听到有前辈在那儿工作，还很不解，“硕士毕业后，就去这种媒体工作吗？写的报道没人看，也没什么存在感。”直到落榜，他才感慨道，原来能去这样的媒体，已经很不容易。

2023年1月11日是王越求职中情绪最低落的一天。那天，他发现央视总台为入选者发送了进面试的短信通知，他连简历初筛都没过。

挫败的同时，王越刚好在老家，直面长辈的厚望。在爷爷奶奶看来，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毕业后进电视台顺理成章。王越家人眼熟的主持人里，有许多人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

一次，中央三台综艺频道上出现了主持人尼格买提。王越的爷爷奶奶看到孙儿的校友很激动，指着电视问王越：“你以后也能去中央电视台主持吗？”

王越跟老人解释，自己读新闻，和主持不一样。老人听了，转换方向继续讲述对孙儿的期望：希望王越当上记者后，帮家里调查冬天暖气不足的问题，改善生活质量。

王越没有打击长辈的期待，但他知道，以如今的情况，他没有信心能完成老人们的企盼。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王越的焦虑达到了峰值。他反思自己，对工作的预期太高，“求职本身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王越定下目标，最晚要在七月前找到工作。他不想再拖了，他怕拖得越久，剩下的工作质量会更差。

他决定降低标准。但凡和专业沾边，他都会投简历试试。他在电脑上设置了一个收藏夹放置感兴趣的岗位。一开始，里面都是互联网大厂的运营岗。现在，从残联直属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到专科民办高校的教师都在他考虑的范围。

王越此前从未计划过要当老师，也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准备。“就算拿到offer，我也不会想去。”他知道自己对这一职业不感兴趣。但转念一想，他发觉自己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他能做的，只有不断投递简历，等待面试邀约。

3月，他还参加了家乡一个国有单位文秘招聘考试。王越不了解文秘要做什么，只知道待遇好像不错，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他报了名，最后也落榜了。

当月中旬，王越得到了入职一家体制内单位宣传岗的机会，前提是通过为期一周的实习考核。他谨小慎微，生怕因自己想不到的错处，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

单位离宿舍有13公里，通勤要换乘两趟地铁。为了不迟到，王越每天6点就从床上爬起来。晚上七八点才从单位离开。其实，正式下班是在傍晚五点。但每天，他都会老实坐在工位上，等领导忙完，批准他下班才离开。

一周实习期期间，王越偶然留意到单位发布了同岗位的招聘通知。他感到慌张：“是不是我还不够优秀？”他无法停止怀疑自己。实习结束后，他也没收到转正通知。他想，也许是自己的表现没让领导满意，也许是新一轮招聘中又有了更好的候选人。总之，这份工作也没了下文。

前段时间，新一批研究生陆续上岸。王越在朋友圈里刷到后辈们上岸的喜讯。为他们欣喜的同时，他心里也夹带着“过来人的悲伤”。求职的坎坷，让王越意识到，上岸只是短暂的胜利，后面的路还很长，“考上研，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 

但王越宣称并不后悔考研，也没有劝退过别人考研，他还会给一些前来咨询的后辈分享考研经验。在他看来，读研让他多了一些选择。如果不是硕士，他连参加一些招聘的资格都没有：“不管有没有读研，抉择的一步都是痛苦的，读了研，痛苦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一些找不到工作的硕士选择了延毕。

以前，延毕往往和间隔年、学分不够等课业因素挂钩。它意味着申请者想休整一段时间，或在学业上不达标。但现在，对没法继续申博、申二硕的硕士而言，延毕成了一种延迟进入社会，缓解就业压力的方式。

211传播学硕士许言在求职碰壁期间决定延毕。她曾在新华社实习过，但在校招中连简历初筛都没过。许言认识的另一位211硕士也落选了，“可能只要985以上学历的吧。”她说。

工作没着落，3月份，毕业论文还出了岔子。那段时间，许言做什么都没法静下心来。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靠随意海投简历解压。

就在许言陷入情绪低谷时，她得知，自己的同门申请了延毕，想以应届生身份，再实习一年，积累经验。这提醒了许言，这不失为一个出路。她不用同时兼顾论文和求职，能在更宽裕的时间下，把事情依次处理好。

延毕的过程比许言想得简单。填一张表、再签个字，延毕就办下来了。

保住在校生身份后，许言卸下了心里的包袱。她不确定明年就业是否会顺利，但她想，用多出来的一年时间提升自己，总归是有益的。

曾经，清北的学生被视作就业市场里的佼佼者。吴敏佳本科毕业于清华法学院，后来到美国纽约顶尖的法学院攻读硕士。今年毕业，她也没能找到工作。

去年秋招时，吴敏佳觉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凭着傲人的学历，她通过了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多家“大厂”的法务岗位简历初筛，获得了笔试的资格。

密集接到笔试邀请的那一阵，纽约开始实行冬令时，和中国内地的时差从12个小时变成了13个小时。由于尚未适应冬令时，吴敏佳因为算错时间，错过了四五次笔试。当时她并未过多懊恼：“无所谓，反正后面还会有的。”

如今，吴敏佳才发觉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里。3月起，她给国内20余个法务岗投去简历，和过往不同，她只收到一个面试通知，没有拿到任何工作机会。

吴敏佳想过转行。她爱打游戏，也喜欢画画。凭借名校优势，她在上个月得到了一个游戏公司的面试邀请。当吴敏佳欣喜地告诉父母求职进展时，却遭到了反对。

父母知道她计划转行做游戏时，还以为是闹着玩的。直到女儿真的进了面试，两人才着急起来。他们劝说吴敏佳，转行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家里为了供她出国，花了70多万元。

这个具体的数字涵盖了留学的生活费和学费，还有在成长中的其它投入无法用数字衡量。如果她不考虑沉默成本，草率转行，就是放弃了学法五年来积累的唯一优势。和做法务这样体面稳定的工作相比，做游戏对于法学高材生来说，太浪费了。

吴敏佳被说服了，打消了转行的念头，继续找法务工作。但直到2023年5月，也没有任何进展。

24岁的吴敏佳开始思考努力学习的意义。一直以来，她都是在无意识地保持优秀的惯性前行。

当年选择法律，并不是出于热爱，只是因为她想上清北。在高考分数有限的情况下，留给她选择的专业不多。想着“做律师能挣钱”，她选了清华法学。本科时，吴敏佳也不明晰未来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周围的人实在太努力了，就跟着大家，随波逐流地卷。“

父母只有本科学历，但他们很支持女儿继续读书。当年与父母商议后，吴敏佳得到支持，出国深造。如今，这份含金量很高的学历，成了吴敏佳最大的优势，也变成了她无法脱下的“长衫”。

双非硕士刘灿没想到，毕业后，自己要走上回头路——给银行投简历，回到读研前的起点。

回银行，是刘灿规划的最后一条路。当考公和考国企都落榜，银行成了仅剩的选择。即便她读研的初衷，就是想逃离银行累人、无趣的工作。见女儿求职不顺，父母劝她，银行挣得多，月入上万，很多单位都给不到这个薪水。

刘灿妥协了，决定回到银行。她本以为这条路会很稳妥。她的底气来自以往的工作经历。2019年本科毕业后，刘灿进入了六大国有银行之一工作，在北京东城区的网点工作了两年。

工作经验加上硕士学历，刘灿觉得，自己的履历足以过关斩将，“银行不给我发笔试，都说不过去。”

但给银行管培生岗位投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时，刘灿意识到，自己还得从基层柜员做起，“和本科是完全一样的状态。”

打击接连发生。她还没能通过北京银行的二面。北京银行的地位，远不如刘灿以前的单位，“我真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人？”刘灿困惑不已。

去年十月，刘灿在准备京考，考试压力让她心烦意乱。出门散心时，她不知怎么地就走到了以前单位附近。

三年前，本科生刘灿投了六家银行，拿到了3家offer，她从中选了这家档次最好的，度过了两年疲惫但稳定的生活。

刘灿走进银行，一进门她就发现，这里和三年前全然不同了：水泥地铺上了新瓷砖，柜台的大理石锃亮。透过玻璃窗，刘灿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工位。一位老同事坐在那儿，和旁人唠嗑，没有认出自己。

她不明白，自己读完硕士，有了更高的学历，为什么连原点也回不去了。

＊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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