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成为德国最强大竞争对手

对中国制造业来说，2023年依然是具备挑战的一年。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谈到了制造业现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今年）3、4月的数据好于预期，但总的趋势上看，从去年10月份以来，中国出口的量与价都回落得比较明显。但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在这种极其困难、有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希望。”

“希望在哪里呢？希望就在于我们社会，整个的政策导向在悄悄发生变化。”

“今年虽说需求不好，利润也不好，但政策在回暖。同时，我觉得从整个行业的大周期来讲，一个不好的年景，恰恰是有远见的企业更好地去布局未来发展的一个好时代。”

放在全球背景下看，外贸遇冷并不是单一国家遇到的困境。

《隐形冠军》的作者，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到了他的观察。

“从1990年到2010年的30年里，全球化经历了两个迥异的历史阶段。第一种是超级全球化。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增速超过了全球GDP增速。但2010年以来，局势发生了变化，我将其称为相对‘去全球化’，也就是世界贸易比全球GDP的扩张速度更为缓慢。”

“我用全球贸易出口增长率除以全球GDP增长率，1990年后，所谓的‘贸易弹性’超过了2，这意味着贸易出口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再看看前些年的数据，‘贸易弹性’自2014年以来收缩到1以下，说明贸易出口的增速已经跟不上全球GDP的增速，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转变。”

“全球化的样子已经改换，诞生了新的游戏规则。‘去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会持续向前，推动货物出口被外国直接投资所取代。如今，国际交流变得非物质化，服务业出口的增长仍然快于GDP，此外，全球投资出现大幅增长。”

在“去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制造业当家”口号应运而生。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秦朔也分享了他的思考。

“哈佛商学院出了一本书——《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这本书给了我非常深的触动。它讲到，美国是通过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等多方面的持续投资，形成了很多所谓的‘产业公地’，类似于我们说的簇群经济、块状经济，在一个区域里形成了比较复杂专业的分工体系。通过对制造业进行投资，形成分工体系，美国发展起来了。”

“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进行制造业转移，叫无厂模式、无厂设计。他们只做设计，制造的环节外包到亚洲等地的新兴经济体。无厂设计这种模式，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本书举了一个案例。现在中国的光伏在世界上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但全世界最早的光伏设备是在美国出现的，全世界最早的光伏电池是贝尔实验室所发明的。但为什么光伏这个产业里最后在美国边缘化了？”

“这本书指出，主要因为美国在制造业转移后，它们在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固态照明、光学镀膜这些方面的相关技术、加工工艺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尽管你能把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但你已经不再具备把这个东西产业化的能力了。”

“举另一个例子，有一个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民用消费市场，可以说占有统治地位——大疆无人机。当初，大疆跟美国的3D Robotics公司几乎是同时起步的。3D Robotics当年通过众筹获得了很多的资金，而且在软件方面远远领先于大疆。但后来他们连产品都做不出来，最后不得不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把所有众筹客户的钱全部退回去了。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跟硬件制造相关联的能力。”

“当时他们做出一台无人机，光从全世界采购零部件，再到装出来，大概要三个月。而大疆差不多三天就可以把它组装出来。虽然大疆一开始很多软件技术等方面是落后的，但它迭代的速度非常快。”

“这充分说明，一个国家（需要拥有）比较丰富、比较完善，而且配套齐全的一整个制造体系，如果（这个制造体系）残缺不全，你想出的很多新产品最终也没有办法产业化。而像中国这样，虽然我们早期是比较落后的，但我们慢慢具备跟制造相关的能力后，它相互之间会加强、连接，最终它会往上走。”

“所以为什么要制造业当家？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制造业当家是中国建立经济能力、制造能力以及未来的创新能力的一个最佳载体。”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谈道，中国制造如今虽“大而不强”，但有产业优势。

“2022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到了全球近30%，连续13年成为规模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世界50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超过四成的中国产品占到第一，在制造业的分类中，中国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规模最全、项目最多的制造业体系。”

“我们的基础技术能力不强，大而不强，所以需要突围。大不仅有规模优势，而且有产业配套的优势、有如何发展的优势、有场景制造的优势、有空间回旋的优势，我们还有拓展延伸的优势，所以在大的基础上我们变强，我们也是有优势的。”

“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重要的设备，是买不来、要不来的。所以我们要把发展经济的重点、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加快推进制造强国的建设、质量强国的建设，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从口号到落地，范恒山认为要打好技术与人才基础，同时完善支撑体系。

“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直接的产品竞争，是基础研究的竞争。要制造做强，还是要回头来把基础研究做强。此外，我们要围绕‘五基’，即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进行突破。”

“尤其是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这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成果和标志性成果。我们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经济的赋能平台，使开放、便捷的数字化体系成为推动制造业向上突围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在人才基础方面，我们要下决心解决人才供应不足，和有限的人才效能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其次，一定要高度聚集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前者我们做得很好，到处都在抢人才、聚集人才，但怎么用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相当一部人才在这里没有用起来，原本求贤若渴，但是一用完就把他当成部下，一当部下就完蛋了。所以要用好人才。”

“这也涉及到人才评价机制的问题，用什么来评价人才？是贡献、是能力、是价值还是别的东西，我们要优化。”

具体到企业上，赫尔曼·西蒙认为，可以学习“隐形冠军”企业。

“什么是‘隐形冠军’？就是在某个行业领域内，稳居全球前三甲，总营收低于50亿美元，且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低调企业。”

“有称霸全球市场的野心——在擅长的领域内保持专注，才能成就世界一流水准。此外，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创新和全球化意识。”

如今，60%的德国“隐形冠军”已经抢滩中国市场，中国“隐形冠军”的全球化扩张仍处于早期阶段，不过在增长率上高歌猛进。

在未来，中国将成为欧洲和德国“隐形冠军”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成为“隐形冠军”，成为制造业的专家，秦朔同样认为企业要有生产性的创新，真正走向可靠的资产性繁荣。

“比如中国巨石和振石集团，中国巨石是世界玻纤之王，它生产的玻璃纤维占了全世界20%多的份额，占了中国40%多的份额。”

“这家企业成功的核心，就是所有关键环节都是自己突破的。比如浸润剂、漏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性能玻璃的配方。”

“过去的高性能玻璃的配方是美国Owens Corning（欧文斯科宁公司）所持有的，我们没有。如果这方面不突破，就很难有高价值的产品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巨石）前后失败了5代，但他们敢于挑战美国的专利，在美国的专利没有覆盖的技术路线上，开发出了一种无硼无氟的新技术路线，也做出了高性能的玻璃。”

“做出来后，还有一个间接的好处，是什么？用新的路线做出了高性能的玻璃配方以后，所用的配合料也跟以前有所不同。以前的配合料中有一种只能从土耳其进口，还受到汇率的影响，很贵。现在按照新的配方所需的配合料，在中国很多省就有，还接近我们的生产厂，这样成本又降下来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把‘低成本’跟‘高价值’结合在一起。选择这样一条道路虽然难，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你具备了一些独特的能力，最终就变成了企业的护城河。”

除了企业，地区发展也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南风窗常务副主编兼城市研究院院长谭保罗在城市分析研究中发现，在城市竞争走出量化时代的进程中，曾经的经济锦标赛标准不再适用。“每个城市都会找到自己最出色的一个点，最出色最有潜力的一个产业，从烧烤到信息服务，来打造自己的城市品牌。”城市进入一个积极的“网红时代”。

“很多优秀的地级市在这些年抓住了制造业新赛道的契机，把自己打造成了某一个产业链的枢纽城市，比如宁德时代的宁德，抓住了电动车、新能源车崛起的历史进程；株洲，拥有全国领先的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还有轨道交通产业。我们坐的高铁、绿皮火车，很多都是株洲造的。它抓住了全球特别是中国高铁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机遇。”

“城市的发展跟个人的发展是一样的，既要靠个人的奋斗，也要靠历史的进程，所以抓住进程。”

如今，摆在制造业面前的历史进程是什么？

赫尔曼·西蒙提到，如今新的驱动力是“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和可持续性”。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在这条道路上积极探索。

雪浪工业软件研究院副院长、雪浪云高级副总裁郭翘分享了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的道路上，他们所做的努力。

“融合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如今制造业正是数实融合的一个重要产业，本质就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相结合。这是帮助我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蜕变之路。”

“以一个大国重器的行业——盾构机为例，我们讲讲制造业在数实融合的探索。盾构机通常在隧道、山洞里工作，它的装备非常复杂，是工程机械之王、地下蛟龙。”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回到1997年，我们国家开始修建秦岭隧道时，我们以7亿元的天价向德国采购了两台进口的盾构机，而且采购回来发现还是二手的。在浙江大学的杨华勇院士带领的‘863’团队进行核心攻关下，2008年，我们国家生产出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

“现在，中国中铁以及湖南的铁建重工，他们两家所生产的国产盾构机占国内盾构机市场超90%，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70%。”

“在中国的盾构行业由‘中国产品’变成‘中国品牌’的过程中，雪浪工业软件研究院的发起单位也很荣幸地成为了这一成果的见证者、贡献者。”

“我们基于数字底座加行业工具箱，针对我们盾构机不同子系统打造了一些轻量级的工业软件，解决了盾构机的一些数字化难题。比如针对盾构机的零部件，我们能让零部件时刻保持最优状态，以解决掘不稳这样的一个难题。”

“此外关于盾构机的控制，我们从单一的机器控制，变为人机协同控制。我们把操作人员、盾构机以及施工环境进行数字化协调，更好地解决我们掘不快、掘不准的难题。”

“在施工阶段，我们通过数据，打通操作人员、设备、供应商，施工单位和安检部门等环节，让施工环境更好地协同，能够让地下施工更加安全、更加高效。这是我们来自大国重器的案例。”

“数实融合构筑了智能制造，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也会在制造业中发生剧烈的效应。如果说制造业1.0时代是数据时代，我们的未来必然与算力有关。”

在谈到目前对大众认知而言，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稍显模糊的一个领域，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执行董事、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杜兰分享到：

“目前‘AI+行业’，基本是围绕人机交互和机器学习两个方面进行（开展）。对‘AI+制造业’，确实需要一些核心场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技术的突破。因此我们实体经济的人要更多地融入到数字经济中来，而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把人工智能等技术带到拥有丰富场景的实体产业领域，推动这些企业从制造属性、资源属性转向科技属性和综合要素属性，从而释放更大的潜力。”

此外，可持续发展也是摆在传统制造业企业前的一个难题，要发展必须突破。

东鹏控股低碳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品质管理总监陈世清分享了东鹏在这方面的探索。

“东鹏是做建筑工程、陶瓷的。在大家印象中，我们属于三高企业，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我们在一个地区落地生根3到5年后，关于环保的压力就会出现，企业面临对当地经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况。出于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一定要把绿色低碳做上去。”

“现在我们已甩掉了‘三高’的帽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陶瓷企业，而是绿色制造的陶瓷企业。我们在业内突破性地创造了干法制粉，通过这个技术，我们的能耗下降了78.85%。现在我们每个生产基地都大规模使用光伏生产，循环利用污水，在降低综合能耗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与我们将绿色发展放在战略层面上考虑是息息相关的。”

面对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洲明科技CFO刘欣雨提及制造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方面是产品。洲明科技在产品上会做应用领域的细分，细分后再做深耕，这才取得一定的优势。而在硬件竞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出路，最后我们的产品变成了‘硬件+软件+解决方案’，靠软件和解决方法叠加来获取竞争力。第二个方面是服务。第三个方面则是品牌。制造业需要做品牌的布局。”

“最后则是管理体系。当客户相信了你的管理体系，他就会相信产品，相信你的品牌，相信你的服务能力。这最后一个方面，反而是前三个方面背后的东西。”

在提到洲明科技过去应对出海危机时刻的经验上，刘欣雨再次强调了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他用“大象跳舞”来比喻——“洲明科技现在一年大概也只有70多个亿的销售，不是很大，但我们的观点是，小象也要学会跳舞。你可能显得比较笨，但反应还很快。如果有一个管理的体系，就能更敏捷地去寻找解决方案，去应对、解决危机。”

面对制造业企业出海被“卡脖子”的现象，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执行董事、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杜兰也分享了其经验之谈。

“企业一定要处理好研发的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关系，既要有看到星辰大海的眼睛，也要有走向系统创新的腿，还要有保持开放学习的心。”

“要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学会沿途下蛋。要合理分配研发投入，比如说把70%投入到当前主导产品中，20%投入到战略新产品中，10%投入到前瞻性、探索型、不追求一定要有回报的研发中去。这样就保证了企业不断地进行源头技术创新，同时还不断地把阶段性成果输入到市场上。”

谈到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杜兰认为，实体企业应该首先对数字化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今天的企业家还把数字化当作一个工具，扔给IT部门去解决，这样的理解已经落后了。”“数字化要和企业的战略深度融合，要根据企业自身的需求和地位，企业的使命愿景来制定个性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也要善于找到切入点，针对经营中的痛点实现突破，小步快跑，逐步推进到全面的数字化。”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谈及如今制造业投资正伴随着大环境回落时，发出呼吁，也提出了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也好，还是解决最基本的产业升级也好，甚至包括维系目前的制造业现状，避免制造业进一步萎缩也好，都需要投资。光靠喊口号、发文件和开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投资。”

“投资有多方面。首先，我们要扭转制造业营收放缓的局面。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为了防止我们由服务业拉动的经济恢复熄火，我个人建议，政策方面，包括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力，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还要做更多的功课。”

“此外，制造业尤其要做一些比较长期的投资，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那么除了营收要改善外，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信心，要对未来的发展，对未来的前景要有更强的信心。”

“企业家的对未来的信心，由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多种因素，的确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生了迷茫，有对信息的不确定，有对未来的担忧。我想，除了这个扩大内需之外，信心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嘉宾们认为一些特定的因素或品质能助企业向上突破。

屈宏斌选择了“人才”一词。他认为，“制造业的‘向上突围’，最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量，最重要的是高端人才的数量”。

而杜兰则谈到，制造业企业要突破以硬件为中心的思维，软硬件能力同等重要，在数字化赋能下，未来研发模式、商业模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刘欣雨则用“韧性”一词描绘制造业企业的未来。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要相信你的国家，相信你的行业，相信你的公司。要有这个信念，然后才能有力量生存。企业只有具备了韧性，才能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