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纽约街头被特工围堵,曾三次战胜美国
上个月,笔者重返了一次旧战场,这是个建在山顶的神秘雷达站。
这次探访,让笔者对雷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雷达兵被称为战场的“千里眼”。
作为真实战争故事的记录者,笔者突然发现,一直以来,我们都遗忘了这些战火背后的英雄。
为了补齐这部分的空缺,笔者拜访了中国第一代雷达专家、工程院院士张履谦。
他在25岁那年,就接管了解放军全军的雷达。
被历届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年纪轻轻怎能担此重任?
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刚出校门就用几个罐头盒打赢美军,解决了困扰志愿军许久的大麻烦。
“不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回去。”
这是开国中将王诤的决心,也是他下达的命令。
接受命令的人叫张履谦,湖南伢子,刚刚大学毕业。
而对手,是拥有世界最强电子设备的美军。
此时的张履谦,正在中朝边境安东一个简易的雷达站里,周围是愁眉不展的雷达兵。
他们能解决这个大麻烦吗?
自美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其二战中的“老将”B-29轰炸机重出江湖,开始对朝鲜境内的各种目标实施地毯式轰炸。
这时的新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毫无应对之力,直到志愿军有了米格战斗机才有所缓解。
1951年4月12日这一天,美军出动48架重型轰炸机,在近百架战斗机的掩护下,试图轰炸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大桥。
中苏空军约80架战斗机升空拦截。
一番交战后,美军十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或严重受损,轰炸任务被中断。美国不得不暂停了大型轰炸。
半年之后,美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战,这次又有几十架轰炸机折损。美空军司令部不得不将日间战略性轰炸,改为夜间小批量战术支援。
夜间空战,雷达就是飞机的眼睛。
美军为了干扰我军雷达正常工作,在部分轰炸机内部安装上电子干扰设备。使我军雷达的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到,只剩下一片雪花状的噪点,无法引导战机升空作战。
一时之间,美军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
这严重威胁到中朝边境人民安全,而且一旦后勤补给线切断,前线志愿军失去粮食、炮弹供应,后果可想而知。
形势危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个电话打到总参军委通讯部王诤部长处,要求赶紧派技术员上前线解决。
上午接到电话,下午4点,王诤已经在前往沈阳的火车上。
王部长是新中国的电讯鼻祖,早在红军时代,就是无线电队的队长,被毛主席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这次特殊的任务,王诤部长带来个新人——张履谦。
张履谦是1951年8月1日才刚分到通讯部,当天王部长亲自在部委小食堂请他吃饭。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进步知识分子可是稀缺资源。
张履谦清华学的是机电,但被分到了雷达组,在当时雷达可是绝对的高技术。
雷达的作用类似于人的眼睛,通过天线向天空发射电磁波能量,物体反射碰到电磁波,再通过雷达天线接受放射波,以获取目标物体的距离、速度、方位、高度等信息。
在国外的军事领域雷达早已广泛应用,但新中国懂雷达的人少之又少,全军雷达总的也才几十台。
接到前线电话时,通讯部雷达处就只有张履谦一个技术员。时间紧,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他披了件军大衣就跟部长出发了。
到了车站,时间太赶没有买到坐票,王诤部长就一路站到沈阳,中途有人让座,他也没坐。
这种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给新人张履谦上了生动的一课。
下了火车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鸭绿江边,雷达站的技术员在焦急等候中。
王部长亲自守在雷达站阵地,实地观察了美军飞机的干扰情况,转头对张履谦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回北京。”
这是决心,也是命令。
张履谦的第一场实战考验开始了。
虽然是清华高材生,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这还是张履谦第一次接触到实战的雷达设备。
他一边看说明书,一边请教雷达技师。一个通宵,眼睛红肿的张履谦终于摸清楚了雷达的结构和原理。
接下来的十多天,张履谦重点就是观察分析美军的电磁波干扰现象,以进行各种抗干扰实验。
雷达发明出来后,干扰雷达的装置也应运而生。
这次美军非常狡猾,为了更好地干扰我军雷达,常常选择夜里12点从日本起飞,凌晨一两点飞到鸭绿江大桥进行轰炸。
他们使用的干扰装置,可以释放大功率同频噪声来“淹没”我方的雷达接收机。一打开,我军的雷达就噪声一片,显示屏什么也看不见。
通俗地说,这种设备相当于一台噪音制造机。你明明在打电话,它偏要在你旁边唱“卡拉OK”,雷达自然“听不到,看不见”了。
张履谦和技术员经过紧张的商讨研究,摸索出好几种抗干扰措施,最后确定了一个可行性最高的方案----让雷达实现快速调频。
原理就是一接收到美军干扰信号,我们就快速调到另一个频率,干扰就被打乱了。
这就跟看电视换台一个样,这个频道有雪花,就切到另一个频道上,对前一个频道的干扰就不起作用了。
战场讲究的是千钧一发,慢一秒钟效果都大打折扣。怎么实现快速调频,成了张履谦要解决的问题。
要改变雷达工作频率,需要改装雷达和一些无线电器材,但战场上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用的材料。
就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候,张履谦意外看到雷达站窗户上摆着几个空罐头盒,那是慰问前线战士的。
他脑子快速转动,既然罐头盒子是金属的,就可以改造成“电容器”的片子,就能改变频率。
说干就干,张履谦把空罐头盒剪成半圆形,用麻绳连接,放在发射机、接收机里面,一个快速调频装置就做好了。
此方案上报后,立即得到前线司令部的批准。
胜败在此一举。
当晚12点一到,美国轰炸机像往常一样自日本起飞,不久便打开了干扰机。雷达站操作员立即转动几个罐头皮,启动了雷达“快速调频器”。
“雷达显示正常,茅草没了!” 操作员惊喜地脱口而出。
果然,显示器上干扰噪声消失了。
雷达站的所有人,无一不佩服张履谦,没想到几个小小的罐头盒居然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王诤部长非常高兴,他让张履谦整理出一个条例,以后全军雷达再受到干扰,就根据这个条例来执行。
这是我军第一套雷达条例。
回到北京后,王诤部长高兴地对张履谦说:“小伙子,你来牵个头,全军的雷达都交给你管了。”
要管好雷达,重要的就是要把雷达干扰问题解决好,这个难关被张履谦突破了。
直到现在,张履谦发明的快速调频抗干扰措施,还是各种雷达抗干扰最有效的手段,只是器材更加精密,工艺更加先进。
清华大学学习的理论,张履谦第一次学以致用。
张履谦能走进清华园,和父母的教育分不开。
他的老家在湖南长沙黄花镇一个叫蛇山嘴的小村里,父亲张子尧从小身体不好,天生腿疾,干不了重活。
为了谋生,张子尧很小就到长沙城里当剃头学徒,赚不了多少钱也很辛苦,就回家了。刚好老家有个邻居是医生,就让他跟着学医。
师傅的书房里有一套《医宗金鉴》,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的皇室医学丛书,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整整90卷。
这种大砖头,大多数医生只拿来当做辅助教材,偶尔翻阅。可张子尧不一样,他竟然把这套书给通读完了。
就这样,张子尧医术日渐精湛,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医,乡亲们亲切称呼他为“尧爹”。
1926年,大儿子出生时,名字可费了尧爹的一番心思。最后他采用《史记》中“张良进履”的典故,为儿子取名张履谦。
要求儿子行为举止谦逊,虚心向人求教。
张履谦的母亲不识字,每当患者来到家里,就吩咐子女端茶倒水,礼节备至。有时患者屎尿拉在家里面,小孩子嫌脏,母亲就会教育张履谦,说谁都有个三病两痛的时候,要学会将心比心。
父母言传身教和朴实的话语,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张履谦。他不仅学业完成的好,还能帮助父母招待病人,忙碌又充实。
然而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曾经摊贩云集、行人如织的集镇上,涌来了大批奔向前线抗日的战士,呼唤声,马啸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开始了。
11岁的张履谦,心里也萌发出一种特别的激情。他们把教室腾出来给抗日部队驻扎,操场上挤满了呼啸的马匹。
大家放下课本,走出校门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说要集资买飞机,用来支援前线。
张履谦现在都还记得,他小学时候的《毕业歌》里,唱的是:“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
很快,战火蔓延过来。
1938年11月12日这天深夜,正在湖南平大中学学习的张履谦被吵醒了,
在校的师生全部都爬了起来,只见大半座长沙城被大火吞没,半边天空都被染红了。
惊慌、恐惧,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吗?
情急危难中,张履谦和许多同学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就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家里人也正在收拾行装,打起包裹,准备粮食和碗具,外出逃难。
后来才知道,这场大火不是日本人放的。纵火者就是我们自己!
当时有一大批军用物资临时运进了长沙城。国民政府估计长沙很快也要沦陷,决定实施“焦土政策”,将运不走的物资用火焚毁,绝不留给日本人。
不料,有人误传电报,长沙警备司令部以为日寇已经逼近长沙,在没有组织好疏散的情况下,冒失点火,殃及了整座长沙城。
大火烧了两天三夜,造成数万同胞遇害,整座长沙城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著名的“火烧长沙事件”。
一夜之间,长沙城变成废墟,2万余民众被烧死。
上层都如此惊慌失措,普通百姓就更加惶恐不安。张履谦父母决定尽快撤离,和邻居一共几十人逃到浏阳群山中的空地,躲藏了几个月。
抗日战争对于湖南人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
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地处中国中部的湖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日双方来回拉锯,战火遍及湖南全省,遭殃的是老百姓。
1941年秋,日军对湘北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战火再次烧到长沙,百姓仓皇逃窜。年幼的张履谦在伯父的带领下,抢先登上火车。
那时,沿途都是轮番轰炸的日本飞机。火车走一段,停一段,一个多月才停在耒阳。
这一次,张履谦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滞留在了老家。
尽管一直在流离漂泊,无处安身,但张履谦从没丢下课本,他的肩挎里一直装着数学和英语课本,逃难路上看,防空洞里看。
在外流浪几个月后,张履谦辗转回到家,满目疮痍。村庄被日本鬼子洗劫一空,张履谦家中曾经接待病患的诊室也被当成了马厩,里面堆满了马粪。
更让张履谦悲愤的是,弟弟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面对日寇的威逼,母亲跪下哭求,说这孩子还不到16岁,当不了民夫,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和枪托,狠狠地将张履谦的母亲驱走了。
从此,他们一家就再没见过弟弟履中,至今也没有任何消息。
战争还未结束,张履谦又开始逃难,这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时,经过三次长沙会战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张履谦考入了湖南广益中学。
就在全校师生踌躇满志,准备开展教学工作的时候,豫湘桂战役爆发了,坚守数年的长沙即将失守。
张履谦跟父母失去了联络,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很多和张履谦一样的学生,也被滞留了下来。老师不忍心丢下学生,就把大家集合起来,说跟老师一块走,只要老师有饭吃,就有你们的饭吃。
为了减小目标,老师带领学生分头撤离,辗转到湘西、湘南一带,一面求援,一面组织教学。广益中学成了一座流亡中的学校。
张履谦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肚子饿了,就找老乡讨口饭吃,口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只能挖野菜地瓜充饥。
到了晚上,要是能找到破庙,就拿稻草当被子,师生相互取暖。有时连庙都找不到,就只能蜷缩在滴水的屋檐下。
瘦弱的张履谦也患上了多种疾病,疟疾、痢疾轮番侵扰,发热、腹泻、脱水,没有药,也看不了医生,只能听天由命。
一天,张履谦实在走不动,一头跌倒在路上,昏了过去。
等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老乡家的土炕上。淳朴的乡民给他喂了些草药,拣回了张履谦一条命。
症状刚刚缓解,张履谦就与老乡告别,去追流亡中的老师同学。
流浪、饥饿、疾病,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威胁还是日寇的轰炸机。
有一次,张履谦跟两名同学一块逃,仨人提前商议过,万一遇到飞机,就直接往大树下跑。结果,真遇到日本飞机了。
仨人都往一棵树下,但日军开始低空扫射,对着奔逃的平民开枪。张履谦两个同学就倒在奔跑的途中,张履谦成了这次屠杀的幸存者。
这年8月初,湖南衡阳也落入敌手,局势进一步恶化。
老师们也带不走他们了。
无家可归的张履谦,只能跟着同班同学去了嘉禾县避难。
为了减轻同学家的负担,张履谦在同学家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办起了小学生的补习班,酬劳是每学期一斗米。
补习班大约办了半年,他又在同学家人的介绍下,去了卢永小学当教员,工资是半年一担半米。
为了能填饱肚子,张履谦还在学校门口辟出一小块菜地,种上瓜果蔬菜自给自足。不管日子多苦,总算安定了下来。
很快,抗战胜利后,各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相继展开。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联合在武汉招生,张履谦马上奔赴武汉应考。
继续当小学教员,就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可张履谦不愿放弃学业。八年的战火让他明白,如果想“读书救国”,就必须深造。
只有我们造出飞机、大炮,才能不被人随意凌辱。
他一口气报考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北工学院。
三场入学考试全部通过,张履谦认真思考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
造飞机大炮,没有电不行,国家要富强,绝对离不开电。
离家时,已经被日军洗劫一空的父母,还是为他筹措到100块钱路费,鼓励他北上求学。
当时,战争破坏的平汉铁路还没完全修复,张履谦从家里出发到入读清华园,四千多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大半个月。
张履谦记得,他到清华的最后一程,是坐着马车进去的。
那时的他还不会想到,自己刚毕业就要上战场,开启与美军的电子信息干扰对抗战。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张履谦的聪明才干再次展现出来,25岁正式接管全军雷达。
1953年,我军第一个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正式成立,张履谦担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
王诤部长不仅是个技术专家,更是军事家。他给张履谦下达了新的任务:雷达抗干扰是个长期的战斗。
但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很多电讯材料都还不能生产和制造,不管是研制雷达,还是抗干扰,都无从下手。
军委通信部大门敞开,让张履谦随便挑选,可里面也只有一些灯泡、电线,根本无法满足制作干扰和抗干扰的相关设备。
就在这紧要关头,张履谦听说南京军区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电讯器材,电子管、电阻、电容器都有,只是破损严重,器材不齐全。
张履谦带队跑到南京,面对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器材,他如获至宝,全部带了回来。
一边修理,一边研究,终于开启新中国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的研究试验。
很快,头号劲敌又出现了。
195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不断出动飞机,对东南沿海进行袭扰,台海局势紧张。
张履谦领到新的任务,就是要在我空军进驻福建时,先对台湾沿海的雷达实施干扰,让对方无法发现我们的空军飞机。
张履谦冥思苦想后,向上级建议,与其去干扰对方雷达,不如找到对方雷达的盲区,让我们的飞机直接从盲区进入福建机场。
雷达干扰是作战时出奇制胜的手段,必要时再使用。
但要侦察出这些盲区并非易事。
雷达还未覆盖的盲区肯定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还要应对海面上的“海鬼”(特务),非常危险。
张履谦开始在原始森林里穿行,硬是靠人力,把上百公斤的设备抬到山顶侦测。
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非常惊讶这么个瘦弱的小伙子,怎么力气这么大。
就这样,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他的小组成员,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雷达布置点给找出来了。
找雷达盲区这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没人想过,也没人做过,但张履谦干了出来。
这种敢想、敢干的工作态度,让张履谦在雷达领域,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而且他也像父亲当年学医一样,花了十二年的时间,硬是读完了28卷全英文版的《雷达丛书》,成了雷达专家。
然而正在这时老对手美国又出现了。
1960年开始,中国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尖端武器——导弹、原子弹。
美国派出多种低空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侦察,均被中国空军击毁。
随后,美国派出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内地侦查照相。
U-2高空侦察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专为美国情报机构特制的一种机型,被称为“蛟龙夫人”,是一种高空间谍侦查飞机。
它不仅能飞升到2.2万米的高空,航程持续8小时。还安装有巨型航空照相机,可以拍照,甚至有很强的电子对抗干扰。
当时我国装备的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对它无能为力。
美国将其交到台湾当局手中后,挑选了飞行技术好的侦查人员,组成“第35气象侦察中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猫中队。
U-2侦察机
他们的队徽是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
自1962年1月,黑猫中队就开始进入大陆侦察,半年时间多达11架次,航迹几乎遍布中国大陆。
当时我国能对付这个蛟龙夫人的,只有从苏联引进的“543”导弹,中央军委将它布置在江西某地隐蔽设伏。
当年9月9日,导弹成功击落一架蛟龙夫人。
美军随后在U-2侦察机内安装了识别预警系统,一旦侦测到我方导弹系统的雷达站开机,立刻返航逃走。
就这样,黑猫中队先后17次深入大陆内地侦察,均成功逃脱。
形势严峻,一个夏天的午后,王诤部长在家里召见了张履谦,与他一起研究对付U-2的对策。
张履谦其实早有一些想法,他和王部长做了详细汇报。两个电子信息专家一聊几个小时,王诤足足做了七八页的笔记。
最后按照张履谦的思路,军委确定了“近打、快打”的策略。
既然U-2的预警系统能识别制导雷达的电波,那索性就关闭该频段的雷达,改用另一种炮瞄雷达对敌方展开追踪。
等到敌机进入导弹射程内后,制导雷达立刻开机,趁其不备,实施突然袭击。
原理不难,难的是雷达操作员、高射炮要能打好配合。
一番实操训练后,我们开始正式迎敌。
1963年11月,蛟龙夫人再次进入大陆。
就在距离“543”制导雷达只有35千米时,我方快速启动雷达,8秒连发3发导弹。
U-2飞机被击中爆炸,残骸坠落地面,飞行员跳伞被擒。
“近打、快打”大获全胜。
我方操作员继续苦练近打、快打的本领。
最快一次,3秒连发3发导弹,击落黑猫中队“头号王牌”少校飞行员李南屏。
他曾12次侦察安然逃脱,这次却机毁人亡。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美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继续升级反雷达侦测系统。
新的系统一感知到我方发出的雷达电波,就立即利用电磁反射模拟出一个“电磁幻象”,使雷达误以为幻象是侦察机的所在位置,从而躲过导弹袭击。
工程师与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灵感与智力的大比拼。
张履谦与同事
在王诤部长组织的会议上,张履谦想出了一个策略,既然对手能模拟出“电磁幻象”,那就索性放弃制导雷达,改成照射天线连续发射信号,敌方的干扰系统就会失灵。
这与在朝鲜战场采用快速调频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部长听了,站起来说:“好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之后两年的时间内,张履谦提出的妙方连续两次击落U-2侦察机,美军打消了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计划。
作为一直跟世界上头号军事集团较量的张履谦,也因此成了美国情报部门黑名单里的人。
中美建交后,作为雷达专家,张履谦受命去美国参与学术交流。
一天,他跟同事正在纽约街头等电车,突然走过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向张履谦包围过来,掀开外衣,亮明了身份——US Army(美国陆军)。
两个人气冲冲地问:“你是不是参加过朝鲜战争?”
张履谦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说是。
随后两人说自己的亲人就死在朝鲜战场,要求张履谦赔偿。
这分明就是找茬、挑衅。
文弱的张履谦知道自己不是这些人的对手,虽然很紧张,但还是很快冷静下来,说可以一起去警局调解。
张履谦一边想对策,一边带着两个人左拐右转,最后在中途等地铁的时候,他借口进了一家商店,成功从商店后门甩掉了特工。
脱逃的经验,张履谦早在清华大学就使用过。
刚进入清华头两年,张履谦一直专注于学习,还选修了很多文学课。
他还清楚地记得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台词: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只是慢慢目睹了许多政治事件后,他开始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后来爆发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学生们正义的游行示威却被当局认为是非法。
加之国统局经济瘫痪,连很多大学生都吃不饱饭,心中疑惑加深的张履谦也和同学走上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
他开始思考,埋头读书能真正的救国吗?
有一次,张履谦去参加游行示威,正好是冬天,经过西单的时候,国民党军警企图用高压水枪冲垮游行队伍。
学生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很快就结了冰。
98岁的张履谦回忆到这个场景时,竟然很激动,说当时大家都不觉得冷,都在坚持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往前走。
因为心里知道,自己胜利了。
张履谦与清华同学
那时,北京各高校都聚集了很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国民党对进步青年和学生运动十分恐惧,千方百计进行阻拦和镇压,斗争逐渐白热化。
国民党虽然不敢随便进学校抓人,但在校外安插了特务,很多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抓走。
对被抓走的学生,尽管学校做了积极努力的沟通,并缴纳保证金,还是有一些学生没能救出来,甚至下落不明。
张履谦因离家太远,交通不便,寒暑假从未回过家,他就利用假期参加了义务医疗队、识字班,去为农民看病,教他们识字。
一次,他去海淀农村参加医疗活动,发现两个国民党特务在对他盯梢。当他背着药箱准备回去的时候,两个特务准备对他下手了。
这种事以前只是听同学说过,现在竟然自己遇到了。
当时,北京海淀还是很荒凉的农村,一条老街,几个小商铺,马路边还有一些地摊儿。张履谦一边走一边观察身边地形。
趁两个特务不注意,他立刻调转方向,拐进路边一家小饭馆,从后门跑到摆地摊的人群中,七拐八拐,甩掉特务,安全回到学校。
没想到几十年后,这经验还能让他在美国顺利脱身。
张履谦从雷达起步,到通信、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最后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创造了非凡的成就。
但他说,自己只是个战争的幸存者。
多年过去,他还清楚记得,湘北会战的时候,学校沦陷,临时找了老百姓家里面做教室,白天就躲在防空洞里面来念书。
老师说我们国家受日本人的侵略,你们都吃苦了。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造飞机、造大炮,来抵抗日本鬼子……
这些话一直是支持张履谦工作的动力,也是他一辈子未变的初心。
98岁张爷爷的讲述
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创造前人未曾抵达的未来。
这是笔者写完张履谦爷爷故事后最深的感受。
98岁,德高望重。笔者去拜访他前,还有些忐忑。
但笔者完全没想到,张爷爷特别亲和,轻言细语娓娓道来。
他没有谈自己的成就,而是回忆了父母、老师、同学、领导,身边对他重要影响的人。
张爷爷腿脚不便,笔者两次去,他都提前到门口迎接;离开,他都扶着辅助器,送我们到门口。
他是笔者见过最名如其人的人——礼让谦逊。
诚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风貌,期望当代年轻人都能像张爷爷一样,也不太可能。
但笔者也相信,总有不一样的年轻人不断涌现,创造属于当下,也属于历史的新的可能。(照片由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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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的新时代,
充满挑战的新疆域,
与踔厉奋发的引领者,
卓尔不群的企业家,
一起开拓,
一起体验,
一起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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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见证商业航天更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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