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蔷薇圣斗：杀害两名、重伤三名，初中少年拿儿童做实验
千禧年前后，日本发生过几起谋杀青少年的案件，震惊世界。其中以“酒鬼蔷薇圣斗”最为知名：一个14岁的少年杀死2人、重伤3人。
受害者都是小学生，其中一个受害小男孩还和凶手家私交很好。凶手将小男孩分尸后，将他的头颅立在学校门口，扮成“迎接学生们上学”的样子。这一系列突破常人认知下限的行为，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
在凶手缉拿归案后，日本国会将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
21岁时，他从少年院中“出狱”，写自传、赚取版权费，受到身边人的优待和照拂，结婚生子，隐藏在人群中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时至今日，仍然有他的拥护者在为他奔走，呼吁还他清白。今天由心瞳瞳给大家讲述酒鬼蔷薇圣斗一案。
（字数12,336）
“少年A”浮现
须磨区是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西部的一个区，这里自然资源匮乏，但由于临海，气候温润，环境很宜人。和神户市最大的区相比，须磨的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地形曲折，多有山区。
（须磨山景 图片来源：NNN纪录片）
1997年5月27日清晨6点30分，几名值班警察在须磨署警察厅休息。
这时，一声电话铃冲破宁静，值班警察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什么事？”
电话里是本部刑事科调查员。他喘着粗气说：“神户市须磨区的富冈中学正门前发现一个小男孩的头，是学校的看门人上班时发现的。赶紧过来。”
接电话的警察瞬间清醒，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会不会是人体模型？或者玩具？”
“不是，不是。”调查员重复了好几次，“就是人头。”
几名警察慌忙挂下电话，赶往现场，一边走一边向县警察局长报告：死者名叫土师淳，今年11岁，三天前的下午去看爷爷，路上失踪。小淳失踪后警察进行了严密搜索，他父母也和街坊邻居一直在找，但始终没有消息。
当时邻市刚发生一起中学生杀人弃尸案，大部分警察的精力都在那个案子上面，对小淳的失踪没太顾得上。
没想到几天后，小淳的头颅就被立在了学校门口。
（土师淳 图源：NNN）
小淳的脖子在中间被切断，他的后脑勺背对着校门口，面孔朝向门外，警察形容“好像在欢迎孩子们上学”。学校正门上也沾染了一些血迹。
警察在小淳的嘴巴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是用红色墨水笔写的文字，像写诗一样竖着排列（大致含义）：
——SHOOLL KILL 酒鬼蔷薇圣斗
纸条被血迹沾染，字迹模糊不清，但“死亡”和“蔷薇”两个词清晰可见。
警察立即通知学校停课，在现场搭建起帐篷，并在附近的停车场设置临时的围挡。在小淳的下巴以下，他们盖上了蓝色塑料布，让他看上去像是有身体一样。
上午11点多，小淳的父母赶到，确认这颗头是儿子的。小淳的父亲就是医生，他颤抖着手在笔录上签字，随后头颅被立刻送去尸检。
当天上午8点，兵库县警搜查一课在须磨署设立搜查本部。
兵库县非常重视这起案件，集中了近200名搜查人员，分成搜查组、审讯组、侧写组等等，另外特别设置了警戒班（在犯人没有落网的时候，由警戒班负责现场巡视，防止出现更多的牺牲者）。大阪和京都也投入警力帮忙，一共有600多人。
据参与的警察回忆，那个时候只要在现场附近稍微走一走，马上就会遇到警察。各路媒体也蜂拥而至，小淳嘴巴里纸条的文字被当地人传遍，媒体也开始印刷带有“SCHOOL KILLER”字样的头版（凶手原文为“SHOOLL KILL”）。
下午3点，在学校西南方向的坦克山（当地人俗称）上，小淳的身体被找到了。
坦克山上有一座电视天线基站大楼，和学校有约500米的距离，平时很少有人来。小淳的身体就在大楼的北侧被发现。
（发现土师淳遗体的“坦克山”的有线电视天线基地 图源网络）
尸体已经找到，但凶手会是谁？11岁的小孩不会有什么仇家，警察最先想到的是他父母是否在外结仇，调查后发现没有。
警察第二个想法——是街头青年流窜犯案。
1970年代，神户市内的地铁开通，须磨区与神户市中心的交通变得十分便利，从其他地区流入了很多居民，其中有很多20来岁的无业青年。
1995年1月17日上午，神户发生了阪神大地震（震级7.2）。此后，神户走上歧途的青年越来越多。很多20多岁的人吸食油漆稀释剂成瘾、拦路抢劫成习惯。他们会随身携带锤子，看到商店里摆着喜欢的物品就把橱窗砸开，把东西偷走。
警察对凶手有了初步判断。凶手很大可能是20～40岁之间的男性，随身携带凶器，无业。
学校曾向警察表示过，过去几个月来，学校门口多次被人放过成人杂志，附近还出现过好几只没有腿的猫、或是没有头的鸽子。
肢解动物往往是杀人者行凶的前兆，但这个人为什么要一直在该中学附近活动？如果他住在附近，那么他就不是流窜的青年？警察暂时也想不通。
这时搜查一课的警察们想到，就在三个月内，附近几公里发生两次恶性案件，受害者也都是小学生。一次是2月10日，两个小学女生（两人都是12岁）在路上被人用锤子打了后脑勺，其中一个孩子重伤住院一周。
小女孩告诉父亲，她看到打她的人穿著西装外套（校服）、手里捏着学生用的书包，应该是个中学生。父亲向附近的富冈中学要求，提供学生的照片让女儿指认犯人。但学校和警察都拒绝了，理由是当时已经有目击者称凶手是个油漆工，不是什么学生。
警察顺着线索，的确找到了一个油漆工，但他家住的离富冈中学很远，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调查陷入停滞。
另外一起案件是在一个月后的3月16日，这次有小学生死亡。
一个男子向小学生山下彩花询问厕所的位置，彩花说，附近的厕所都有的，然后领他到小学里找厕所。男子对彩花说“把脸转过来吧，我要谢谢你”，然后用铁锤重重地打了彩花的头，彩花晕倒在地。
十几分钟后，在事发地200米外，男子又用13厘米长的刀刺向另一个小学女生的肚子，女孩住院两周后才康复。
11天后，彩花因脑挫伤死亡。
（彩花和父亲 图源：NNN）
这两起案件至今都未找到行凶者。警方分析，在这么小的区域、短时间内发生三起极其相似的案件，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作案时间、作案方式等因素，警察调来了100个案件的资料，寻找和这三起案件的共同点。
警察发现有两个案子特别相似：一个是1981年札幌市发生的4岁儿童被刺重伤的事件，罪犯是13岁的男孩。另一起是在东京足立区，4名少女在住宅区内相继被砍伤，罪犯是一个小学6年级的男孩。
“如果是青少年犯案，那可麻烦了”，负责主理这个案件的警探深草雅利嘟囔着。
日本的法律规定，不能透露未成年嫌犯的身份，如果凶手未满16岁，也不需要付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就算抓到凶手，凶手也不会受到该有的惩罚。
当然，如果是警察的调查偏离了方向，误会了某个无辜的少年，那对这个孩子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警察也会沦为众矢之的。
6月4日，神户新闻社收到由“酒鬼蔷薇圣斗”寄出的第二份“犯罪声明”（土师淳嘴巴里的纸条是第一份）。
（凶手的“犯罪声明”）
凶手密密麻麻写满三张纸，内容是他的内心独白，一共超过1400字。
“现在，就是游戏的开始。为了这场游戏，我冒着生命危险，”凶手用红色墨水写下，“如果我被抓到，我可能会死……警察应该更愤怒，更顽强地追查我……只有当我杀人时，我才能从不断遭受的仇恨中解脱出来，才能获得平静。只有当我给别人带来痛苦时，我才能减轻自己的痛苦。”
凶手还在信中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塑造了我，让我变成一个隐形人”。
文末他又补充道，“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再念错我的名字（媒体曾经写错酒鬼蔷薇这几个字），或再做使我感到愤怒的事，我将会在一个星期内弄烂三颗蔬菜。如果你们认为我只会杀小孩子，那真是大错特错。”
精神科医生分析，凶手说的“蔬菜”是指代人的生命，说明他不把人当人看。
这次，凶手将“KILLER”拼对了，但他仍然把学校拼成了“SHOOLL”。
一般来说，案件的搜查本部会通过每天的早会来同步信息。但考虑到犯人有可能是未成年人，需要格外谨慎，所以刑事部长、搜查一课课长、搜查一课调查官、须磨署刑事课长等6人偷偷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核心的搜查信息只在6人里共享，其他几百名警察并不知情。
在搜查本部，警察们设置了接听举报线索的电话，每天都有人提供可疑人员信息。许多人提到“有个拿着黑色垃圾袋、开黑色轿车的中年男子经常在附近徘徊”。因此电视和全国性报纸大肆报道了“中年男子”的犯人形象，警察也特意没有出面澄清。
6月9日，“秘密小组”的警察干脆将计就计，向记者透露，“凶手是一个20～40岁的男性，有一台黑色轿车，你们猜得没错。”
“秘密小组”放出的是假消息，甚至连其他警察也被骗了，大家都误以为凶手真的是成年人，调查方向也一直向成年人靠拢。
其实真实的调查并不在台面上，私下里，“秘密小组”的警察偷偷邀请美国的学者参与讨论，来判断凶手的身份。
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如果被害者是精神发育迟缓的儿童（小淳智力稍落后），那么凶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被害者的信任。因此犯罪者很可能和小淳本来就认识，或是那一天玩得比较好。
警察认同了学者的观点。
至此，一个行凶者的形象被基本勾勒出来：行凶者可能是青少年，甚至可能和小淳很早就认识。
而此时此刻，“行凶者是中年男子”的消息正在神户各处流传。
（1997年6月9日《神户新闻》晚刊报道了“黑车”的目击信息）
“行凶者是中年男子”的消息来源于电话举报，当时警方每天都能收到3000多个线索。既然有了可能的犯罪者形象，警察们也回看了下之前的电话举报信息，他们发现一位匿名者曾笃定地说：凶手叫东真一郎，是个14岁的男孩。
东真一郎是谁？这条线索并不起眼，每天的线索电话里有大量恶作剧。但专案组警察记在了心上，在整理其他资料时，大家偶然又发现了一条“东真一郎”的线索：
6月1日，一个警察爬上坦克山调查，看到一个少年独自在山上闲逛，便问他知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凶杀案，知不知道小淳嘴巴里有个纸条。
“我知道啊。”少年熟练地背诵着纸条上的文字，“好了，游戏开始了。愚钝的警察们，试着阻止我吧......”
尽管当时纸条上的文字已经被一众媒体宣传过了，但警察看到他脱口而出的样子还是觉得很怪，于是把他的姓名、住址、年龄、谈话内容都记录下来了。
（但由于东真一郎和“中年黑车男子”形象相去甚远，这些资料没有被上报到高级调查总部。）
当时这个警察问东真一郎，你认识土师淳么？少年回答，不认识。
这一次，“秘密小组”又重新去找东真一郎的资料，发现两人其实是认识的，东真一郎的弟弟是小淳的同学，小淳的母亲也说过他们会一起去坦克山玩。
警察又发现，东真一郎有精神科就诊记录，他曾在坦克山附近的特殊公园辱骂残疾人，还打断过同学的门牙......有过被多人目睹的施暴记录。
警察越深入调查，东真一郎是凶手的嫌疑就越大。
警察到学校要走了东真一郎的作业本，发现字迹与那封“犯罪声明”极为相似。警察又拿东真的照片给2月份被攻击的小女孩看，小女孩也不假思索地认出了他。
之后正式的鉴证部门出具的笔迹鉴定的结果是“难以确认”。但即使如此，警方也认定了东真为此案的嫌疑人。
少年的罪犯身份渐渐浮出水面。因为东真一郎只有14岁，警察需要保护他的身份，便将他代称为“少年A”。
（《绝歌》）
东真一郎后来出版的自传《绝歌》中，第一章为《失去名字那一天》。他非常在意自己从“东真一郎”变成了“少年A”，认为自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了 。
“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
1997年6月28日早上，八号风球即将登陆神户，神户海洋气象台记录风速25.7米，室外被狂风吹得一片狼籍，几乎没有行人。
但这起案件引发了全日本的关注，警察署前面的群众、记者以及学生并没有减少，他们几乎日夜驻守在这里等待消息。
这时深草雅利警官走了出来，人们蜂拥而至，有人问道：“现在调查员数量好像变少了，他们是不是都开始休息了？搜查告一段落了么？”
“当然没有。”深草雅利立刻否认：“搜查可是持久战。你们辛苦了，要注意安全哦。”
深草雅利像往常一样用轻松的语气回应着，实际上他心理非常紧张。因为就在同一时间，警方正在出发去逮捕东真一郎。
“如果他不配合怎么办？如果他的父母阻拦怎么办？”前一天晚上，深草雅利和其他警察提出疑问。最终他们选择6月28日早上去逮捕，因为这天是周末，东真的父亲在家，这样可以防止母亲过于感情用事，起码她的身边还有人陪伴。
早上七点半，警察以涉嫌杀害土师淳并遗弃尸体为由，逮捕了住在富冈中学附近的东真一郎，过程很顺利。5分钟后，警察厅内部通报，化名为“少年A”的嫌疑人已被逮捕。
但第二天，少年A的真实姓名东真一郎就被媒体爆出。
没过几天，东真一郎就承认杀死了土师淳，随即也承认了2月发生的两名女童被锤子殴打事件、以及3月两名女童死伤事件。
（1997年6月28日 人们听说“少年A”被捕的消息，聚集在须磨署门前）
警察根据东真一郎的陈述，对须磨区的池塘进行搜索，发现了用白色胶带缠着的锤子和小刀，确定是行凶使用的凶器。在东真一郎的家中，他们发现了写有与犯罪声明文相同语句的文字处理机。
深草雅利回忆，“他平静地接受了长达30天，每天3小时以上的调查。他在过程中既没有否认嫌疑，也没有沉默不语。”
警察眼前的东真一郎，中等身高，身形瘦削，脸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少年气，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杀人凶手。在刻板印象里，杀人犯的外表和内心一样，丑陋不堪，但事实可能完全相反，他们往往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在人群中也很难分辨，甚至亲近的人也觉得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少年A就是其中的一员。在班级大合影中，你甚至一眼找不到这个人，就算在他的脸上停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和同龄人没两样。而这个少年却亲手杀死了两个小学生。
（东真一郎）
警察们累计和东真一郎交流了近100个小时，记录下他从小的生活和想法。东真说，全家他最爱的人是外婆，所以在11岁时一直照顾他的外婆去世，让他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概念，也让他完全无法接受。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
他试图去理解“死亡”的概念。东真一郎偷偷解剖虫子和青蛙，他把几只青蛙排成竖线，骑着自行车碾压而过，青蛙的身体被轮胎下碾爆——“原来这就是死亡”。
外婆去世后，东真一郎被迫和不太熟悉的父母每天相处，产生抑郁情绪。父母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说，孩子有点神经质，不要逼迫他。
在父母视线之外，东真一郎找到了新的缓解抑郁情绪的办法——虐杀猫和鸽子，以及偷偷在老师座位上放图钉，或者向女生的后背扔剪刀。
老师抓现行后斥责他，他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还是个孩子，就算杀人我也不会去坐牢。”
”反正自己不会坐牢“的想法根植在他心里，他开始带着刀上学，像是在时刻准备着。
“对我来说，刀就像手枪，只有拿着刀，我的愤怒才会减轻”。他在日记中写到。
哪里来的愤怒？是谁让他愤怒了？东真一郎也说不清楚。他只明显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发泄。
大概在这个时候，东真一郎认识了小淳。
东真一郎最小的弟弟（东真一郎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和小淳是同班同学，因为小淳的智力发育迟缓，在班级里一直被欺负，东真一郎的小弟弟出面保护了他。
小淳的妈妈很感激，特意登门来道谢，一来二去小淳和东真一郎也认识了，平时两个人也会一起玩。在大人们眼中，这些孩子的感情都很好。
虽然东真一郎的父母带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但东真的母亲却一直不愿承认孩子的特殊，无法接受孩子不正常。
一次课堂上，老师看到东真一郎把粘土做成大脑的形状，向里面插入刀片，觉得他需要心理干预，就和东真的母亲说了，但在母亲眼里，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
东真一郎的父母思想传统，对三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给家里设置门禁时间，东真越长大，管教得越严厉。到了13岁时，东真参加了乒乓球社团、家里门禁时间也越来越早，他没时间再去杀猫。
没有杀猫来发泄心里积压的诡异欲望，东真觉得自己的欲望控制不住了，必须要杀人。
“我必须要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死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被捕后，东真一郎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很胆小，我只敢对自己弱的孩子使用暴力”。
“比自己弱的孩子”自然包含了年龄更小、智力有障碍的小淳，以及那几个小学女孩。
这时东真和父母几乎没有交流，父母又带他去了医院，医生判断东真一郎难以集中注意力、对周边环境的感知是扭曲的。
东真的求知欲接近于零，他不学习却经常一个人在坦克山闲逛，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也不和朋友一起玩，在家也每天关着灯，满脑子都是杀人妄想，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亲更加无法理解他，父亲偷偷和母亲说，“他的脑子一定有点毛病”。
东真一郎认为自己很特殊，因此特别沮丧：觉得自己没有出生就好了，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价值；觉得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如果自己是强者，就可以杀死弱者，支配弱者，这好像是唯一的出路。
东真一郎告诉警察，这时候他已经揣着“必须要动手”的想法。从1997年开始，他几乎不上学了，每天在外面闲逛。
少年行凶的春天
1997年2月10日下午四点半，他找到了行凶对象——两个12岁的女孩。
他用锤子袭击了她们，然后逃跑。这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杀意，心里还残存良知，只是在和欲望的斗争中，良知正在不断消融。
到了3月，他的杀人意念开始明确。1997年3月16日，他袭击了包括彩花在内的两个女孩，彩花后来死去。
对第二次的袭击活动，东真一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进行了神圣的实验，以证实人类是多么脆弱……我把锤子放下，女孩转向面对我。我好像是打了她几下，但我太兴奋了，不记得了。”
而在和警察的交流中，东真一郎呈现出深刻的悔意，和日记中的心理状态完全相反：“打她的那一刻，我失去了理智和良知，我知道我越界了，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对受害者没有任何的恨，我选择攻击她只是因为我不想伤害自己，所以我要找比我弱的人。“
新闻报道了彩花被袭击的事，东真一郎的父母也看到了。3月23日，东真一郎又在日记写道：
“今天早上我妈妈看到新闻，她说：‘那个被袭击的女孩好像死了，真是太可怜了。’
直至今日，我都没有被抓到，那个被目击的可疑人物也和我差的很远……我感谢你，Bamoidooki神，你要继续保护我啊。” （Bamoidooki神是东真一郎幻想出的神明，形象是一个漂浮的佛头）。”
1997年5月13日，东真一郎狠狠打了同学的脸。这个同学曾看到东真一郎杀猫，并告诉了其他人，被东真知道了。
这个同学对老师说，“感觉自己会被东真打死”，当天就递交了转学申请。因为殴打同学，老师把东真留下教育，东真反驳道，“别人的生命就和蚂蚁、蟑螂一样，但我的生命很重要。”
14日，东真的母亲因此事向学校提出休学，然后每天带着他去神户儿童保护中心接受教育。
十天后的5月24日，下午一点半，土师淳出门去看爷爷。走到半路，他遇到了东真一郎。
（小淳和爸爸，来源日本媒体）
东真一郎正在坦克山闲逛，寻找犯案目标。他看到比自己小的小淳，觉得他又矮又笨不会反抗，是不错的”实验对象“。东真和小淳说：”我刚刚看到一只蓝色的乌龟，你想不想去看看？”
小淳高兴地说：“好”，他紧跟着东真，两个孩子一起走进一片灌木丛。
东真一郎毫不费力、毫不犹豫地用手、鞋带、反反复复勒小淳的脖子，直到他不再呼吸。东真先把小淳的尸体拖到附近的草丛里藏好。
第二天，东真一郎带来一把偷来的钢锯，先对着小淳的尸体射精，然后用钢锯把小淳的头割下来，喝了一些伤口处的血。最后，他把头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的塑料袋中，再把塑料袋装入平时上学背的帆布包里，带回家。
回到家后，东真一郎又把小淳的头拿出来洗了洗。5月27日凌晨一点多，东真把小淳的头放到富冈中学门口，摆好位置，之后他心满意足地回家。
他为自己化名为“酒鬼蔷薇圣斗”，分别代表“酒精”、“死神”、“玫瑰”、“圣徒”、“搏斗”。在他眼中，自己完成了伟大实验。
上午6点40分，小淳的头被发现。
（富冈中学正门，警察发现了小淳的头 图源：网络）
这起案件引起整个日本社会极大的关注，小淳的父母在悲恸中筹备葬礼，东真一郎的母亲一直在帮忙，还累得晕倒过。
1997年6月28日上午7点，警察来到东真一郎家，把他带到须磨警署调查，把其母带到另一警署。随后第三组警察来到东真家，对其父询问。
经调查，东真一郎父母对他的行为一无所知。
我们难以窥探这时候东真一郎的心情，他其实可能是很欣悦的。作文中，他曾引用但丁、尼采的诗句，描述自己的心境。
“在我的人生中，“敌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好的敌人，坏的敌人，愉快的敌人，不愉快的敌人，快要破灭的敌人。但是，最近发现，这样的敌人都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存在。然后一个‘答案’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当他窥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他。”
“在生命之旅的中途，突然发现自己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正确的道路已然失去。”
“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判决
主导审查的警察曾表示，让东真一郎承认犯案并没有费什么力，“毕竟只是14岁的少年”。
东真一郎被捕后，警察问他是不是杀死了土师淳，他反问:“有物证吗？”
因为笔迹鉴定的结果是“难以确定”，所以警察暗示，在笔迹鉴定中，东真的笔迹和犯罪声明文的笔迹一致，他就马上哭着坦白了，很快也承认了另外两起案件。
（因为警察的“暗示”有悖法律程序，所以东真的这次的招供记录之后被认定为无效。定罪的依据应该是通过他，找到了相关物证，以及其旁证，确定了东真为杀人凶手。）
根据他的描述，警察找到了凶器，在他的帆布包中发现了小淳的血迹，在水池里找到他扔的钢锯。
而另外一个疑点在于，东真一郎到底有没有精神疾病？
在查看东真一郎的日记时，精神病学教授福岛明医生曾经表示：自创Bamoidooki神等行为，可能代表东真一郎患有精神分裂症，代表他需要解离出另外一个自己来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
东真的辩护团受到启发，也在第一次庭审中提出，需要评估东真一郎精神状况。
对此，神户家裁从1997年8月4日开始对东真进行了60天的精神评估。最终精神鉴定结果为：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正常，可以追究责任。
精神评估写到：“在犯罪时和现在，可以确定该人没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状态，他意识清醒，有能力做出与其年龄相匹配的理智判断。未分化的性冲动和攻击性的结合，这是本案犯罪的重要因素......
在家庭缺乏亲密经验的背景下，他的童年是在欺凌和体罚的恶性循环中度过，养成了僵化扭曲的社会自我，在青春期开始前后的某个时刻，虐待动物的行为唤起一段杀人幻想的白日梦。最终冲动战胜了内心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在众多记者和居民的注视下，东真一郎乘坐巴士前往神户地方检察厅）
1997年10月17日的第5次庭审，神户家裁的井垣康弘法官作出了终审。
法庭认定了东真一郎对5个孩子的全部犯罪行为、以及精神鉴定书的全部内容。法官指出，东真一郎具有与年龄相符的智力，并赞同他有行为责任能力，而并非精神问题。
既然没有精神问题，他为什么会做出突破底线的恶劣行为？法官给出了他的答案，就是东真一郎的“心理背景”。
东真一郎是长子，在幼年时期受到比弟弟们更严厉的教育，有时会受到体罚，因此和父母始终亲近不起来。小学五年级时东真开始解剖小动物，六年级开始解剖猫，到了初中一年级发展成对人的攻击冲动，之后杀人的幻想无法消除，于是他编造出“自己是强者，就能杀弱者“的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恶性事件。
法官认为，东真今后有可能陷入严重的精神障碍，也可能会自杀，精神科医生有必要每周对他进行一次检查。因此法官最终决定，将东真送到到关东医疗少年院。
（东真一郎入住的关东医疗少年院）
按照当时的日本法律，东真未满16周岁，不会受到刑事责罚，只需要对受害者进行民事赔偿。
神户地方法院后来判决东真一郎及其父母赔偿土师淳1.042亿日元（约525万人民币）、赔偿彩花8000万日元（约410万人民币）、赔偿腹部被刺的女孩2000万日元（约102万人民币））。
少年院类似我国的少管所，共有四种类型，按照收容少年的障碍严重程度，分为初等、中等、特殊、医疗少年院，其中医疗少年院的孩子情况最严重，东真一郎就被归为这一类。
东真一郎进入少年院后，将由少年院来确定他的治疗年限，直至他被确认“正常”，能够回归社会生活。
终审当天下午，东真一郎就被送了过去。少年院为他制定了约五年半的治疗计划，在询问他的诉求时，东真回答：“我想做一份正常的工作，希望能够在人群中过正常的生活。”
至此，对东真一郎的裁决暂时告一段落。他本人在第4次庭审时，已通过律师表示自己愿意去医疗少年院。对他来说，去少年院没什么不好。
不过当时还存在“东真冤狱派”，他们认为东真一郎是无辜的。这其中有处理过许多冤狱案件的律师后藤昌次郎、作家熊谷英彦、以及东真一郎曾就读的初中校长岩田信义等人。他们指出搜查的证据有效性不足，理由如下：
1、笔迹鉴定无法判断声明书为东真一郎所写。
如前所述，警察暗示东真一郎笔迹鉴定已经确认了声明文就是他写的，东真一郎听了之后便开始招供（招供记录被神户家裁视为违法，未被采用）。
2、有关东真一郎平时的恶劣表现，很多都只是传闻，并没有目击者，真实性不足。
由于东真并不需要进行刑事判决，“冤狱派”的主张对错与否没有那么重要。在东真一郎被捕后，也有身边人站出来说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例如他的小学老师曾表示东真保护过班级里受欺负的孩子，“这件事孩子们都知道，但是媒体有意不报道。”
住在东真家对面的老奶奶也说，阪神大地震时自己很害怕，东真一郎和弟弟一起来救了她。她说：“我无法相信那个温柔的孩子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这些信息深草雅利警官也收集过，他认为男孩的“恶”和“善”都是同时存在的。
他说：“正常和异常，善良和邪恶并不是正反面，行凶者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就像看起来非常健康的运动员，体内的癌症也有可能已经扩散到晚期。总是精神饱满的人，也有生病卧床不起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惊讶，但也能理解。”
杀人自传
2001年11月27日（4年后），医疗少年院认为对东真一郎的治疗很顺利，因此把他转移至东北中等少年院。
2004年3月10日，21岁的东真一郎从少年院重返社会，开启了他想要的“在人群中的正常生活”。
日本法务省（日本法律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开：“考虑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决定通过媒体向公众说明，少年A已经假释，我们已经通知死者家属。“这是首次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公开假释信息。
东真一郎在少年院共6年半，就像上了个有点久的寄宿学校。在他的回忆录《绝歌》中，他提到少年院的工作人员对他关爱有加，让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学会对身边人敞开心扉，少年院教会他电焊，让他重新回到社会后有一技之长。
离开少年院后，他给彩花和小淳的父母寄过道歉信，以示自己找回了丢失的同理心。他交到了不知道他真名的新朋友，甚至有了自己的家庭，又攒了不少钱。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意识到我以前犯的错误很严重。”《绝歌》里，东真一郎写到。
有消息称，东真一郎的太太是一名理发师，两人育有一子。现在东真一郎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一家杂志的记者曾在2015年末偶然认出他，尾随他到东京足立区的一间公寓，又跟着他一起乘坐电车。
马路上，记者追着他走了一公里。东真一郎发现自己被偷拍，他厌烦地对记者吼到，“我已经看到你的脸了！你不想活了吧！”
几天后，东真一郎搬离了那间公寓，后来再也没有了消息。
没有精神疾病，家庭也正常普通，那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个杀人魔？案件发生后，大众希望能找到他犯罪的根源。最终东真一郎的父母成了众矢之的，被全社会谴责——大家认为就是因为他们对儿子太过严苛，才导致他犯下罪行。
在父母的回忆录《生下少年A——父母的悔恨手札》中，母亲回忆，她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一直希望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能突出一点。
跟踪调查该案件的记者葛玛·恩库玛（Gamal Nkrumah）也表示，这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的类似事件：
“因为日本的儿童在六岁时就要面临一个极为困难的考试，决定着孩子能否进入好的私立小学、还是去被人鄙视的差公立小学。日本家长对于国家的系统和制度没有信心，酒鬼蔷薇圣斗的母亲也不例外。即使社工已警告她的儿子的精神状况不稳定，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成绩好一些。”
东真一郎被关入少年院后，母亲曾去看望过他，结果东真一郎往她的脸上扔东西，还叫嚷着“滚啊，母猪”。后来父母和他也不再联系。
在东真一郎犯案后，日本出现多个受到他影响的青少年。1998年1月28日，在析木县某中学，一个13岁男生因为迟到被英语教师批评，他就用蝴蝶刀刺伤了老师。这个男生也被送往关东医疗少年院，还在那里遇到了东真一郎。
1999年8月9日，爱知县一名辍学少年（17岁)杀死了从初中就喜欢的女孩永谷花惠(16岁)。和东真一郎类似，他把“坏的自己”称为“冒松太史”，是完全的另外一个人。
2000年5月1日，爱知县一名17岁的男孩在回家途杀死了一名家庭主妇。少年的话和东真一郎几乎一样：“我想体验杀人”。
由于少年恶性事件不断升级，犯案年龄不断降低，2000年11月日本修改了《少年法》，将处以刑事处罚的最低年龄从16岁降低为14岁，规定对应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满18岁的少年罪犯可以处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
如果在现行法律下，东真一郎不会只被关入少年院，也不会仅六年半就回归社会，过上他想要的生活。
随着时间过去，日本大众对这一案件的印象已经逐渐淡化。在案件发生25年后，NNN拍摄了有关受害者家属的纪录片，小淳的父亲、彩花的父亲已经白发苍苍，彩花的母亲也因乳腺癌去世。
每天早上，彩花的父亲给母女俩上香、跪拜，然后看以前彩花的录像打发时间。
（彩花和母亲）
彩花去世后，她的母亲每天都沉浸在悲伤与绝望之中。彩花的父亲说：“这种情感几乎摧毁了我，我甚至对于未来也无望了。我们一家学到的只是在磨难中雕琢自己的灵魂。“
在阅读了东真一郎寄来的道歉信后，小淳的爸爸说，自己完全看不到他的反省。他说：“我认为他这一生都必须在反省和忏悔中度过，这就是我的想法。”
被害者家属的心理修复过程像地震后虽然会不断重建、但又因余震反复塌回原形的建筑。未经受害者家属同意，东真一郎出版了自传《绝歌》，他表示找工作很难，出书是自己生存的办法。
在书中他写道，自己的犯罪行为都是“不自觉犯下的，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他向受害者家属衷心致歉，也希望两个孩子能得到安息。
他继续写下：“而我活着。”
“不管在如何悲惨的环境里，我也只想呼吸，想活下去，到了现在，我才这样珍惜活着这件事。我没脸面对小淳、彩花以及你们的家人，深深地感到愧疚。活着如此尊贵，生命如此不由分说的美好......虔心祈愿土师淳和山下彩花能够安息。”
这是最后一章《致被害者家属》。
（文中照片均来自日本媒体公开报道。）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