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授课记

昨日，应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之邀，做了一场关于半导体产业争端与应对的讲座，参与人数过百。期间，与园区党工委沈觅书记和卢渊副主任做了交流。

园区领导对当地产业数据有清晰的认知，令人印象深刻。我也借机提及在半导体产业“去台化”和欧美“去风险化”（de-risking）的大背景下，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性转移趋势。这是既1960年代半导体产业链第一次转移（美国至东亚）、1980年代半导体产业链第二次转移（东亚内部转移）后，出现的第三次全球性大转移。这符合我们此前提出的全球化重构时代“多边嵌合”的趋势（《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并将对欧美日韩及台湾地区在大陆的产业布局，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产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很显然，身处外向型一线的苏州，已有切身感受。

去年，苏州工业园区已邀请前往做一场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讲座，因疫情原因延误至今，恰好半导体问题是当前地方产业关注重点，且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因此本次讲座内容依托于《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并做了相应聚焦和拓展。

此次随同赴苏州的还有北京、上海几位从事投资工作的朋友。大家一致的感受是，苏州工业园区能在周六安排面向园区公务人员的专业讲座，高度聚焦企业发展需要，并且园区领导全程参加，令人意外和欣喜。

短暂的两日，从不同方面都听到苏州本地关于成都GDP增速超过苏州的议论，一座城市各方面的人士都高度关心本地经济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同地区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今日面临的诸多问题，一线的切身感受远比大多数时间只能身处办公室看数据的中枢要更直接，并且，许多问题很难通过上报的书面文件去体现。部分问题看似十分“小”，不值得上报讨论，其实却影响全局。

例如，我们多次提及后发关键产业应当十分注意“隐形”问题（《中小冠军企业为什么需要“隐形”？》），如此可以避免增加后发企业的国际合规成本。但实践中不公示这些企业又是“违规”的，会面临审计压力，这些规则又是中枢制定的，地方很难不遵守。企业不参与此类评比，就拿不到政策优惠，会觉得吃亏；只要参与，又必须把自己披露出去，哪怕身处当前国际争端的敏感行业。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在于中枢规则的改变。

又如，身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本身就在服务于全球企业，曾经这些地区公务人员、地方企业的出境交流，增加了与全球产业的勾连密度，面对面的向各国展现了中国经济开放的坚定决心，还可以第一手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但疫情以来增加的约束尚未完全去除，各种限制措施仍比疫情前更加严格，在没有十分明确的鼓励规则前提下，地方出于巡视、审计压力，都想动而受限制，这是不少外向型地区共同表达出的观点。这导致如今海外人士能进来，但本土走出去还是非常不够，海外越是见不到中国大陆的面孔，越是会被其他负面观点所影响。中枢出海展示开放的坚定决心很重要，但不同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出海交流也非常重要，往往地方具体的项目诉求才是海外需要的。

从部分中介机构前期出海反馈的情况看，一些国家最近接待了一些中国大陆前往的官方商务代表团队，但具体项目不多，这些国家在接待时保持相应规格，但反复几次，私底下也会开始有所抱怨。这其中的问题可能在于，外向型经济一线能提供项目、会谈业务，但出海次数受限，这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

今日大兴调研之风，不应预设问题、预设前提，而应真正贴近基层，倾听并解决真实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在巡视、审计等监督机制日益完善的前提下，中枢层面应当尽快修改、调整不合时宜的种种过往规则，让地方和企业能够合规的放开手脚，避免它们为了发展而突破既定规则从而产生监督问题，或是为了避免出现监督问题而束手束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应当永铭于心。发展，永远应当是第一要务。

是以为记，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