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假正经的天敌
㊟《老友记》第一季
《老友记》中的钱德勒一角喜欢编笑话，在感到压力和焦虑的每个时刻，他的嘴里就会冒出稀奇古怪的笑话，试图以此来扰乱僵硬的空气——虽然经常洋相百出，引得屏幕前的观众哈哈大笑。
幽默引起的反应就是这么简单——哈哈大笑，看起来不严肃不深刻，所以喜剧作品总像是生活的装饰，难居于正典。但如果借由李静的这篇文章《幽默与药》（收录于《我害怕生活》（全 5 册））走近了看，去知晓幽默的历史、它散发过的伟力，会后知后觉地感叹：幽默竟是如此一种“无力之力”。
在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用一出喜剧检验着一个城邦对自由的理解；在禁止笑的中世纪，民间狂欢节是难得的能量出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荒诞派戏剧以笑话抒发心灵的不安；而荒谬现实下的东欧人，用一个笑话给他们鄙视的统治者以最后一击……
文中引用了巴赫金对诙谐的评价，他说诙谐把人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诙谐是对恐惧的胜利，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世界。幽默（包含诙谐，喜剧，笑……）是我们这些无力之人在无可救药的世界中要守护的解药。
幽默与药
撰文：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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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谐趣”“诙谐风格”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 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子创作《怀沙》时，正当悲伤绝望、“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 humour 毫不沾边的。假设屈子有一点点 humour 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过端午节，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也完全不会是《离骚》《九歌》和《九章》了。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译“humour”，他的理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杂话》，载 1924 年 6 月 9 日《晨报》副刊）因此，逗笑而婉曲，是幽默最起码的条件。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 humeurs 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体液理论乃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所创立，认为人类有四种体液，分属于四种“本原”：黄胆属火（热），黑胆属土（冷），血液属风（干），黏液属水（湿）。人也基本分为四种体质，谁究竟属于何种体质，取决于他/她体内四种体液中占优势的那种。
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先生所介绍：体液理论经 2 世纪古罗马的盖仑医生推进，到 16 世纪为法国的让-费尔纳尔医生（他与拉伯雷处于同一世纪）所修正，后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宫中的重要人物、与喜剧作家本·琼森（1572—1637）生死同年的罗伯特·弗拉德医生所接受，他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体液”的论战。在 16 世纪末的整个欧洲，“体液”这个词是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的，人们在日常使用时，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并借用“humour”一词创立了自己的“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艺术，其引人发笑的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不稳定的意味，正表明了“幽默”的“体液说”血统。
琼森的癖性喜剧揭示了人具有双重性格这一事实。18 世纪，“幽默”——伤感的乐观主义和快乐的悲观主义，这双面的雅努斯神——被认可为英国的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源于英格兰灵魂深处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绝对化的仇恨悲哀转移至相对地带，而报之以悲天悯人的宽宥和戏谑自嘲的轻逸。我最叹服埃斯卡皮对幽默之于阶级暴力的解毒作用的分析。他指出，在中世纪末的英国，小资产者和农民联合起禁欲主义改革者罗拉德派，共同反对亲法国的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可怕的阶级矛盾酝酿着流血的激情。但是代代相沿的“英国灵魂”，能够辩证地包容各个矛盾倾向，人们渐渐演化出对立互补的政治集团及其各自的性格基调：中世纪“快乐”的保皇派和天主教骑士与“忧郁”的平民阶层，到 18 世纪演变为英格兰教绅士的完美乐观主义与卫斯理的热情庄严。时至今日，工党政策仍带有忧郁的卫理公会教义色彩，而保守派则继续“快乐英国”的古老神话。诚如埃斯卡皮所言：
“相互矛盾的力量在英国却体现为琼森式的幽默，体现为这样一些人：他们颇具象征意义地集政治道德态度的全部怪异性于一身，并以某种礼仪喜剧式的礼节替代历史斗争的尖锐激烈。这些人若担任政府首脑，便成为英国政治中的出色配对，例如：以冷漠的格莱斯顿抗衡易怒的迪斯累里，以斯代福·克利普斯先生的严肃伤感抗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固执血性。
“在这个民族中，暴力的酝酿或许甚于任何一处地方，而对于幽默这一循环游戏的喜剧性意识，正是针对这种暴力的一帖最佳解药。
“由此，sense of humour 作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便演化为一种折衷的基本条件，而英国人民的整个生活也正是建立在折衷的基础之上。一个出色的误解（指本 · 琼森对‘幽默’一词的误解。——李注)，促成了一个是非难定的领域，那里有如一处迷阵，循规蹈矩与奋起反抗共存，微笑与苦涩共存，认真与猜疑共存，同样，怪异情态也与正常心理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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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幽默作家里科克有言：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伟大的著作，而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在提高人类素质方面，要比纽曼主教作的颂诗《慈祥的光辉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贡献更大——纽曼只是在悲惨世界的阴暗中召唤光明，而狄更斯却把光明给予了我们。
同样，一部伟大的幽默作品也胜过一千本幽默理论，因为幽默理论只是在解释幽默，而幽默作品则把幽默直接给予了我们。正如 E. B. 怀特所说：“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因此之故，若要编一本理解和领会“幽默”的书，对幽默作品的择取一定会多过幽默理论。
如前所述，幽默是一种被文学所孕育的智慧。西方的幽默文学传统始于古希腊喜剧。喜剧出身低微——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起源于宴乐游行之类“下等表演”的序曲，因此除了在极少数“爱笑之士”那里，喜剧从未获得过和悲剧同等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幽默文学仍居于文学传统的边缘，其原因仍在于，它看起来不够严肃和深刻。另一个原因却是隐而不彰的：幽默乃是一种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天才——最宝贵的事物总是数量最少，因此声音最弱。这才是人类的不幸。
在幽默的历史中，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开端，他辛辣的讽刺笑谑检验着一个城邦对自由的理解，《鸟》的奇思至今令人惊绝。自由和智慧使人在笑中反省，继古希腊喜剧诗人之后，古罗马的卢奇安、奥维德、阿普列尤斯、普罗图斯也纷纷加入笑者的行列。中世纪似乎是禁止笑的，但研究表明，民间狂欢节释放了被禁止的能量。文艺复兴时期若干文化精英的涌现，把中世纪的民间诙谐修成了正果，“笑”变得意味深长：薄伽丘编织《十日谈》，以“人”的解除禁忌的身体驱逐不会笑的神；伊拉斯谟疾书《愚人颂》，为人类的非理性狂欢和泛滥的热情正名；拉伯雷用《巨人传》跟教会捣乱，拿人类的片面严肃性开涮；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假装被劣质骑士文学所激怒，实则对脱离现实的僵硬理想性做了绵长的反讽……这一时期的喜剧顶峰是法国的莫里哀，《伪君子》和《愤世嫉俗者》最被尊重，但是要在极短篇幅里领略他的幽默天才，《强迫的婚姻》已足够。幽默在英国文学里的流淌自然最是浩荡：莎士比亚的幽默不但活跃于他的喜剧中，也渗透在他的悲剧和历史剧里；至于乔叟、本·琼森、康格里夫、斯特恩、菲尔丁，直至近世的狄更斯、萧伯纳……无不是制造各式笑声的里手， 含笑的泪与带泪的笑、言语的尖酸与内心之温软的二重奏，萦回后世，不绝如缕。19 世纪后半叶，马克·吐温之名响彻美国和世界，标志着“幽默”这一“英国灵魂”产生了更茁壮的变体。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的理性信念和上帝信仰，现代主义的绝望幽灵与产生于智慧之自信的“笑”，发生了化合反应：荒诞派戏剧应运而生，贝克特托起一轮“喜剧世界的黑太阳”，尤奈斯库可笑的废话散发着不安的气息。“黑色幽默”虽然由法国人布勒东和艾吕雅率先命名，但是它的成熟却在美国——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内古特、品钦的作品让笑容变得沉重。好在还有伍迪·艾伦，电影大师的游戏之笔反倒带来了纯粹的智慧之乐。
对饱受专制之苦的民族而言，幽默则呈现出别样的色彩和力量。它不只是一种轻逸的趣味，更意味着精神的解放。19 世纪开始，感情深挚的俄罗斯民族被幽默之光所照耀——果戈理的辣手，契诃夫的温情，布尔加科夫的怪诞……让这个民族在悲伤的泪水中逐渐感知笑，以及笑带来的勇气与理智。在中欧与东欧，悖谬的现实孕育了哈谢克、贡布罗维奇、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们的幽默。捷克人把藐视荒谬、以幽默面对暴力、用装傻来消极抵抗的方式，称作“哈谢克式的”。这一传统滋润下的捷克人，其“十一月革命”的手段是和平而非流血，其主要武器是巨大标语上的轻快讽刺。正如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可以看到，幽默文学传统在外向的想象力中，始终对禁锢和荒谬施以笑刑，而对自由与仁慈虔诚守望。幽默理论对此种本质进行了多重探讨。这种探讨还涉及幽默的诸种外延——喜剧，滑稽，诙谐，反讽，笑......克尔凯郭尔之于反讽，康格里夫、里普斯之于喜剧与幽默，柏格森之于笑与滑稽，弗洛伊德之于幽默的心理机制，巴赫金之于诙谐和自由的关系，昆德拉之于幽默与欧洲文明的关联，以及埃斯卡皮和克里奇利之于幽默的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在幽默理论的历史中皆占有重要席位。解剖幽默固然缺少妙趣，但是它能让我们了解幽默与人类的精神根基之间的血肉关联；没有对幽默的解剖，我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人类智慧无足轻重的小小饰品，从而犯下忽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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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了：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它也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他们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推护、掩护、维护 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张天翼式的幽默，然而它太过单调，缺少色彩；有了钱锺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的内在双重性还未被现代中国作家所领会，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单面的讽刺、逗笑与滑稽。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酣畅，堪为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
幽默是假正经的天敌。当一个民族的僵硬礼教在笑声中消亡，寄身于它的假正经却仍可能金蝉脱壳，以其他形象从事更别致的统治——套话、决议、号召、禁令、欢呼表态、苦情感恩、道德典型、媒体明星……随着传媒时代的来临，假正经更要尽可能占据公共的和私人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一切空间，强化人的童稚状态，压抑人的怀疑精神，维系禁忌与恐惧的威力，由一群不会笑的人操纵和塑造另一群不会笑的人。
后人须得感谢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创造了“agélaste” 这个词——“仇恨笑、不会笑的人”。这是西方赐予“假正经”的不朽称谓。神权时代，“假正经”体现为神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性，但在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间狂欢节上，民众却拥有肆意嘲笑教会权威的神圣权利。这就是西方的智慧——统治者懂得“笑”与“假正经”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懂得对威权的屈从若不释放为周期性的公开嘲谑，便会转化为不定期的暴力流血。《巨人传》是纸上的狂欢节。拉伯雷用高康大、庞大固埃、巴努日们变幻的身体、荒诞的经历、放肆的言笑和佯谬的探讨，消解神权和教会的假正经。这是一种受到准许的放肆权，然而自由的魔瓶虽以臣属的礼节打开，却再也无法以臣属的礼节封闭。自由的笑声一如空气，弥漫于整个欧洲，弥漫于后来的一切世代，弥漫于东西方智者的强大肺叶里，并经由他们，启示那些不安的民族之魂。这是幽默诙谐的拉伯雷所散发的无力之力。
巴赫金曾如此评价诙谐的伟力：诙谐不仅把人从外部的书刊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首先从正宗的内部书刊检查制度中，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诙谐是对恐惧的胜利，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不自由的人们原本知道，诙谐，幽默，喜剧，笑……并非专为捍卫自由而生，它们不过是自由意志的自然产物而已。不自由者将其视作武器和良药，或者相反——将其视作虚饰和麻药，均有乖离之处。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哲学或美学，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的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与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她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她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但却仍能冷眼旁观，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忧郁而开怀的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既浓烈又无力，既严肃又滑稽，既深植于个人意识之中又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我毫不怀疑她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化学反应中，发生难以觉察的效能，化解愚蠢的暴行。
……
2007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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