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6月4日刊登题为《华盛顿转向新重商主义》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4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宣称，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是美国贸易的指示灯。沙利文表述了他的处方：“脱钩”已过时，“去风险”将登场。

目标是“打造一种新共识”——某种不同于不久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的理念。国家安全保障措施限定在“小院高墙”范围内。

美国安全并非要实施“技术封锁”，而是要在所谓“公平竞技场”上展开较量。这种话术让人想起拿破仑关于“把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的言论。

深藏于沙利文言论中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重商主义主题，这包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协定几乎没有改善美国人的生活，充其量只是让美国富人、而不是劳动人民富了起来。新重商主义主题还暗示，产业政策对于激发被忽视行业中的创新必不可少。它们强调，盟友应当认可美国的巨额补贴——即使这些补贴把私人投资吸引到美国，而且定义宽泛的国家安全必须优先于市场力量。

不出所料，沙利文的演讲引来了新重商主义支持者的欢呼。

沙利文及其支持者对基本事实不屑一顾：战后自由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和通信领域革命提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现在仅美国就每年从中获益约合2万多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尽管贸易的受欢迎程度在减少，但仍得到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发放给严格筛选出的企业的巨额产业补贴可能无法加速美国的增长，加强龙头企业——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似乎是更好的办法。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视觉中国）

如果美国在乎其全球领导角色，那么新自由主义应该远远优于新重商主义。

沙利文在演讲中附和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观点，提议缔结“现代贸易协定”，而不是老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实现“21世纪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促进绿色能源、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和开放、避免企业税方面的恶性竞争、保护劳工和环境、整治腐败。

“现代贸易协定”的化身是印太经济框架协议，该协议既没有考虑利用经济动机，也没有考虑利用执行机制来实现沙利文和戴琪津津乐道的目标。关税削减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言下之意，市场准入条款，例如对“买美国货”要求的豁免以及针对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由美国船只承运的《琼斯法》的免责，也被排除了可能性。

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至今，自由贸易者们都认可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始终存在的问题涉及限制措施的合理范围。美国有关某个国家、企业、产品或技术是否危及国家安全的决定既避开公众和司法审查，又故意无视经济代价。只要沙利文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方面的活动空间可能仍然狭小。

沙利文的演讲仅仅对世界贸易组织一带而过，并没有传达出对于美国领导建立一个尊重市场原则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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