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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的走访、调研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预期的变化。预期是很难被量化的东西，它是一种“意见空气”，只能被身处信息流中的人感知
巴菲特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这其实代表着一种“意见空气”——在2020年之前，国内外多数人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乐观。
进入三年疫情，中国的经济进入“短期悲观”。由于国际供应链所遭受的冲击，中国在疫情三年反而年年创造进出口新高，这时主流“意见空气”是短期悲观的，因为疫情终会过去。
然而在2023年开始时，预期没有像之前预想的一样，回到长期乐观。这预示着一个危险的信号——经济有转向长期悲观的可能。我说的是可能，意味着我们依然有力量去扭转。
悲观预期指人们趋向于减少当期的投资和消费，而长期则意味着一旦成型便无法扭转。预期不同于其他直观的影响因素，它是消费和投资群体对未来的预判，并投射于当下的行为反应。
换言之，即使影响经济的其他因素转好，如果预期依然悲观，既然会极大拖累经济增长。悲观或乐观总是滞后于市场真实情况，乐观时会更乐观，悲观时会更悲观。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央行发布2023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5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46万亿元，存款增长意味着消费和投资遇冷。
所以，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虽然同比增长11.6%，但物价反而下跌。5月全部工业品PPI同比下降4.4%，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6.0%，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0.1%。
这说明增长的货币，并没有流入消费和投资端，而被“存在了银行”，这符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悲观预期时，人们更倾向于拥有“流动性”，也就是货币存款。
悲观的因素是复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周期同时爆发是主要原因，外需在年初走弱，加之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外资和进出口企业首先感受到寒意。
春节后，三四月份的出口订单有所回暖，而5月则突然降至-7.5%。这说明外需依然不稳定，经济复苏的速度因各大经济体维持高利率而大幅减缓。
外贸是疫情结束后最早开始出现悲观预期的地方，但却不是我最担心的部分，因为只要不打仗，中国制造业的体量和成本优势依然盖过东南亚。
我认为造成悲观预期，甚至可能走向长期悲观预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
是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拉动了中国的消费？答案是房产，更确切地说，是房产不断增值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让中产获得了消费信心。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房贷在房产增值阶段不是问题，但如果行情下行，中产的钱袋会立刻缩紧。2023年5月一线城市销售面积为291.32万平方米，环比下降9.1%。这意味着当前的房地产政策，依然有改进的空间。我的建议是：逐渐放开限购，一线城市外，房价下行的城市全部放开，一线城市部分放开，房价上涨的城市保持不变。同时，适当调低一房的首付比例要求，并持续降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2021年下降0.75‰，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会低于八百万。人口减少过快会造成一系列悲观预期，直接影响的是和人口相关的产业：汽车、地产、母婴、教育等。间接影响的是整个社会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的建议是：没必要像梁建章等人说的那样靠高额补贴刺激生育，但可以暂缓高生育率地区的城市化，比如西南诸省，同时能降低当地的负债率。2020年，因疫情爆发，全球债务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中国在其中也无法幸免，个人、企业、政府的债务规模在三年均有增长。即使是经济恢复好于预期的美国，也调高了债务上限。高额债务抑制了需求，加之各大经济体为抑制通胀，利率依然在高位，债务在未来还有类似于瑞信和硅谷银行暴雷的可能。对于中国而言，严控债务扩张、债务重组已经成为各地方和经济部门工作的关键。过去靠债务扩张拉动增长的省份，如贵州、云南、青海等，债务黑洞，证明靠大搞基建刺激经济是行不通的。我的建议是：严控没有条件的地方胡乱负债搞GDP，大幅削减不发达地区的基建预算。把预算用于人口净流入地区的福利和教育建设，提升劳动人口素质。国际关系对出口型企业是悲观预期最大的来源，我在广东调研时个人的亲身体验——连最政治冷感的岭南地区的企业家，也开始讨论起国际政治。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过，由于对未来东南冲突的担忧，一些海外企业开始要求中国的供应商将产业链转往东南亚国家。这种现象我和体制内的朋友也探讨过，但具体数据难以估测。一家生产保护设备的广州企业告诉我，即使公司在过去两年盈利翻倍，今年也没有扩产和增招计划，这种情况在出口型企业中并不少见。我的建议是：企业和政府要大力开拓美国、日本等国之外的市场。并在无法抑制的中美关系恶化中，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今年前5月，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同比下降5.5%，对日本下降3.5%，对欧盟增长3.6%，国对东南亚联盟国家的进出口则增加9.9%。青年人群在失业率创下新高后，即将迎来下一波大学生毕业潮。AI工具和经济周期的双重作用下，青年人就业在短期内难以提振。更重要的是，青年群体是网络舆论的主力，舆论又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青年群体的啃老行为，也会使消费欲、结婚率和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民政局数据显示，去年结婚人数创造了37年以来的新低，近九年结婚人数下降49.3%。结婚带动的消费极其多元，包括餐饮、母婴、地产、汽车等行业。我的建议是：把能用来解决青年群体就业的渠道都用上，甚至国家可以牵头搞劳务派遣，去国外赚了钱也会回流国内消费。今天，必须有一揽子足量的刺激计划，才有可能让经济预期不要朝向长期悲观的方向发展，直到能熬过外需回暖。仝麟阁，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千万级报道作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为500强公司、地方政府做舆情咨询和社会分析，在多家教育机构任兼职讲师，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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