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能存在千年？中国失传技术，被他们复活了

▲ 贵州丹寨县石桥村，手工花样造纸工场。（视觉中国 / 图）

老蒋家的一个竹塘今年漏了。竹塘就挖在河岸上，四五米见方的一个大坑，砍下来的竹子在里面沤制、发酵，这是造纸的关键一步。竹塘一漏，其他的工序，也跟着停了下来。

老蒋的作坊里挂着蔡伦像。手工造纸七十二道工序，道道不容易，从春天里砍下嫩竹，砍成节、削青皮、剖成片，放入竹塘，到两个月后洗竹丝、晒竹丝、石灰泡料、纯碱蒸煮、碓料踩料，再到最考验手上功夫的抄纸、焙纸、检纸、裁纸，少了蔡伦祖师爷保佑，“措手七十二”，又如何能道道严丝合缝呢？

小河流过老蒋的造纸作坊，流过川东褶皱岭谷，最后流到长江。民国时候的重庆梁平二元纸，也随着长江水，先到万县，顺流而下到汉口，到上海，到东南亚。但现在，“找不到人呐”，老蒋浓重的川东口音，把“人”字拉得老长。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守着纸坊，他的女儿去了重庆打工，他的十几个徒弟也离他而去。没有人再从事造纸这门苦营生了。他是重庆市级非遗传承人，但他的身后，已经没有人。

好几年前汪帆去看过老蒋一次。那时候老蒋的纸坊已经是危房，由于是不可移动文物，重修要层层报批。今年，危房终于要重修了。汪帆听到这个消息，“太好了！”她在微信里说。汪帆是古籍修复师，她工作中要用到上好的传统手工纸，所以她关心纸，也喜欢纸。“好纸惹人怜爱”，和她在一起，看她注视纸的眼神，会想起日本民艺运动先驱柳宗悦的这句话。

汪帆十几年来寻找中国各地的手工纸，一直和造纸的匠人们有联系，她写了一本书叫《寻纸》，老蒋是其中二十多位主角之一。书里的匠人们日复一日劳作，劳动本身带来的快感和疲惫，掩盖了对这一文明承载物更为长远的担忧。有很多话，汪帆没有写在书里。

2013年，汪帆所在的单位浙江图书馆对全国手工纸做了一次调研，结果并不乐观，107种各地寄回的手工纸，通过检测的只有19种。古人说“纸寿千年”，但那说的不是现代用的A4纸。现代的机器造纸，寿命只有50到200年。汪帆观察过单位里的藏书，同一个库房里的书，古代的书还没有出现问题，民国之后的书就可能出现黄斑、铁锈痕。原料的改变、化学制剂的应用、制作工艺的流水线化，以及市场需求的不同，都让工业化之后的纸与传统手工纸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老蒋的纸坊在重庆梁平区七星镇仁安村，村子背靠连绵几百公里的川东竹海，传统纸坊往往和老蒋的纸坊一样，建在溪水出山之处。在山溪水清，出山溪水浊，清澈的溪水是造纸的必要条件。很多地方的传统造纸术已经被列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游人们来到山脚下溪水旁的纸坊，田园牧歌式的古代造纸体验中心，让他们看到了所谓的古人“智慧”和“淳朴”。然而，旅游项目下的当代手工造纸不仅遮蔽了这门手艺日渐消亡的事实，更加遮蔽了它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除了非遗展示和书画用纸，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传统手工纸在现代社会中的其它应用场景。像汪帆这样的古籍修复师，工作中用到的也许是手工纸里最靠近金字塔尖的那些纸，但她孜孜以寻的并不只是这些纸，她飞去全国各地，看各种各样的纸，也在看纸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手工纸未来的出路，还是要进入生活，让更多的人对好纸有直观的认知”。

好几年前，汪帆认识了安徽泾县守金皮纸工艺品厂的程玮，看到程玮家里有一整套日本的《手漉和纸大鉴》。大多数中国的造纸匠人都会把目光投向日本，从原料、技法、发展道路和面临的问题来看，日本确实已经走出了一条手工纸的重生之路。汪帆花了两万五千多元，托了朋友从日本把这套五十多斤重的书背回来。《手漉和纸大鉴》收集了绝大多数日本手工纸纸样，汪帆一页一页轻轻翻开，流光溢彩的和纸令人目不暇接，有些像夹心饼干一样，也有像棋盘格，或者像皮革、像无纺布，抹茶的，洒金的，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汪帆觉得目前中国的手工纸缺少大众认知，更加缺少“高端的粉丝群体”，“为什么中国的昆曲会重生，因为它有一个高端的粉丝群体，大家愿意去了解它。但是中国传统手工纸，除了用来书写以外，没有人愿意了解它是怎样做出来的，纸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书写流畅，没有人意识到要去了解它。”

带着汪帆的很多“没有写在书里的话”，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了好几位曾经或正在造纸的匠人。在这个由植物纤维交织而成的王国里，有些纸像踽踽独行的老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拖下落寞的背影，而有些纸则如枯木上的新芽，对机械化与工业化抱持谨慎又开放的态度。他们的选择，也许影响着中国传统手工纸的未来命运。“任何有机物，总有一天都会消亡的，包括我正在修复的古籍。但是，多一代人看到它，都是好的。”汪帆说。

贵州丹寨，传统手工纸造纸现场。（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 图）

造纸的过程经历着某种混沌，纸从混沌的纸浆中升起，凝固，再分离，犹如一个世界的生成。第一次见到造纸术的外邦人，很难不惊叹其中的神秘，日本人就把纸叫做“卡弥”（音），也是神的意思。

二十多年前，黄孟也许就是被这神秘的一幕吸引，从此停下了寻找的脚步。

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黄孟需要一批“耐拉扯”的手工纸，他在全国各地寻找，见了十几种手工纸，依然不满意。走到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石桥村，他停了下来。

黄孟要寻找的“耐拉扯”的纸，其实是中国传统手工纸的一类，即长纤维体系的皮纸。中国传统手工纸按照原料来分，可以分为麻纸、竹纸和以各种树皮为原料的皮纸。构树皮、青檀树皮、桑树皮、荛花、结香，都可以做皮纸。树皮的纤维远比竹子长，交织绵密，皮纸也就更耐拉扯，寿命更长。除了这几类，还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宣纸，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而成。

那时候从贵阳到石桥，黄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寒冬12月，黄孟穿着羽绒服，瑟瑟发抖，远远看见一对父子在刺骨的河水里浸洗树皮，犹如进行一项虔诚而神圣的仪式。走进父子俩的作坊，一摸纸，黄孟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纸了。

那位父亲如今已经过世，儿子王兴武继承了这门手艺。王师傅走路有点拖着腿，这是常年在寒水中浸洗树皮落下的。

石桥皮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用途在军事上，以前部队里擦枪擦炮，大型机械擦油，拉力要够，这个纸好使，部队就是销路。“一直到1978年国家用了布，我们的国营纸厂也就解散了。”石桥村的造纸个体户们继续着这个营生，王兴武也成为了非遗传承人。

2009年，故宫古籍修复的专家来到石桥，看见了这里的传统手艺。当时谁也不知道修复纸怎么造，专家让王兴武到故宫，拿了很多古画，用放大镜看纤维组织，回去再琢磨怎么造。王兴武回来造出来一批，寄过去，对方又拿放大镜看，在上面打圈，这一圈里的纤维不该是这个样子、那一圈里还差点什么。拿回来后又实验，又寄过去，前前后后做了两年，把修复纸造了出来。

修复纸被称为“命纸”，薄如蝉翼，半透明，修书的时候，替在被修的页面之后，是“保命的”。这张命纸既要耐拉扯，又不能增加厚度，一本书不能修完变厚了。

后来，王兴武和黄孟有了合作的念头，在他们看来，石桥皮纸不仅仅是一门供游客参观的非遗，而是一个可以做大的产业。也在2009年，王兴武成立了丹寨县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他带着村里人造纸，统购统销，把纸卖给茅台酒厂做封口纸，让很多人脱贫，他也成为当地的名人。他要接待领导视察，还要面对旅行团、各路媒体，但他心目中要造出的一种纸，还停留在脑海中。

王兴武与黄孟想做的纸，其实就是一张标准化的、高等级的传统手工纸。这条造纸之路，日本人已经走过，“他们从源头开始控制纸的生产，”黄孟说。有些日本手工纸作坊的构树林基地在山东，他们也去看过，整整齐齐的树苗，一年生的树枝砍下来，根据柔嫩程度，从树梢到枝干，切成三段，也就分了三个级别，“我们这里是村民到山上到处砍，10年生的也砍，1年生的也砍，纤维的粗细没有标准。”

手工纸的打浆也有讲究。现在的物理加速打浆，是拿冲击钻，突突突，往水里怼。但冲击钻产生的水流是旋转的，最后形成的是一坨一坨的纤维，没有散开。人工打浆，有特定的手法，哪里要转圈、哪里有顿挫，纤维在混沌的水里，漂浮、冲击、撕裂，像是大海里的沙丁鱼群，有分有合，又丝丝分明。

2016年，黄孟曾找了很多投资人，带着一大笔钱，想与王兴武合作，走产业化的道路。要想建厂房，就要有工业用地的指标，乡村没有工业用地，黄孟拉着王兴武去县里、省里到处跑，跑了八个月，他们没能说服领导这张纸是一个产业，而不仅仅是一张旅游名片。

现在的贵州兴武皮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黄孟和王兴武是合伙人，厂房是原来闲置下来的游客中心的房子，“建的这些房子，都是为了旅游，不是用来做厂房的。比如这里要建一个走廊，要让参观的人行走。”黄孟指着室内一小块正在施工的工地说。室内本已狭窄，焙墙已经撑满了空间，现在还要分割一块做观光走廊。公司在正常的生产之外，还要负责接待游客，到底是要旅游，还是发展产业，当地政府还处于摇摆之中。

“厂房”不正规，也带来了其他问题。树枝砍回来，在池子里要煮好几天，但日本人用物理方法加速树皮纤维的软化分离，用高压锅炉，570度，煮几个小时，拿出来就是棉絮似的。王兴武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国家对高压锅炉有很严格的控制，你的厂房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用高压锅炉。产业化是一整套产业链的事，没有工业用地，没有标准厂房，接下去很多事就办不了。”黄孟说。

王兴武的确很忙，不是造纸的忙，而是应酬之忙，一通电话响起，又要让他去接待了，“不好意思，今天县里领导要来，带了一些老板，谈旅游招商。”他抱歉地说着，给在座的人各递了一支烟，抽身而去。

以竹为原料制作传统手工纸的场景还原。（视觉中国 / 图）

“你曾观察过纸张的毛细孔吗？好奇纸纹丝路的形态样貌吗？”柳宗悦曾经对着一张纸发问。黄宏健也曾面对这样一张纸，仔细地看着它的纹路与纤维。

“帘纹不显”，曾是“开化纸”最显著的特征。一般的手工纸，都会带着纸帘的纹路，但是开化纸细腻，看不到帘纹。

明清时期，开化纸享有盛名。清代内府刻书抄书，像《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顶级文化工程，就用了开化纸。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籍版本专家翁连溪说，开化纸有“白玉般润目之感”。

然而，现在的“开化纸”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明清开化纸的制作技艺早已遗失，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老先生，做的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土纸，传承的是民国时候的技艺，那种纸用来做包装、糊灯笼。

那时候，黄宏健在开化县城开了一家餐厅，餐厅包厢里经常会有朋友们的饭局酒席，聊到刚刚“申遗”成功的开化纸，当地一位老板往往成为谈资。那位热心的老板，专门从安徽泾县请来了两位老师傅，想在开化重造开化纸。纸造好后，拿去浙江图书馆一验，相差太大，宣纸和开化纸根本是两个系统，宣纸的手艺造不出开化纸。

黄宏健对朋友们说，“我家祖上也造纸的，印族谱的那种纸。”朋友们把开化纸说得越玄乎，黄宏健就越上心，越好奇，那位热心老板的失败“殷鉴不远”，但他对朋友们说，“我来搞搞看！”当时他的心态就是想“玩”，饭店的收益也不错，他就每天开着车子，把浙西、赣东北、皖南闽北这一带跑了个遍，专门找造纸的老村子，找老艺人——黄宏健也成为了这样一位“热心老板”，只是他走得更远。

在积累了一定造纸知识后，黄宏健开始在自己饭店的厨房里实验造纸，饭店里有高压锅，筛子，各种盆盆罐罐都可以用上。能造纸的各种树，也几乎尝试了遍，构树、桑树、青檀树，三桠……那时候在厨房造出一张纸，也有成就感，像小孩子玩通了一个玩具。

黄宏健的夫人赖姐也跟着一起做，“如果不是她的支持，这件事做不到今天。”黄宏健说。“他做就好。”赖姐笑笑说。

2012年，朋友们怂恿，夫妇俩也冲动，决定关了饭店，专心造纸。黄宏健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喜欢冒险，感觉造这张纸有趣，有挑战，无非是把饭店的小高压锅换成大高压锅。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条路长到没有尽头，哪怕是现在，他们也才走了一半。

2013年，在家里捣鼓了一年之后，黄宏健造出了一张自以为满意的纸，他拿着自己的成果来到浙江图书馆，想看看自己的纸和开化纸的对比。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开化纸，一本乾隆时期的古书，看了之后，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冷水，那本摆在他面前的书带给他的震撼，他至今难忘，它摸上去的手感，纤维的细腻度、紧实度，和他自己手上的这张纸，判若云泥。

“做还是不做，怎么做？”黄宏健和赖姐回到开化，面对的是前路的模糊。见过真正的“纸”，他们才知道之前的“造纸”，只是儿戏。他们给了自己三年时间，三年后，如果造出来的纸还不像样，那就彻底放弃。

无论是心态上，还是花销上，这次都是动真格的。他们租下一个废弃农庄，开始购置各种设备，也开始看书。理工科的要看：大学造纸专业的课本、植物纤维的、高分子化学的；文科的也要看：各种县志、府志，移民史，看开化纸到底是怎么来的，开化周边地区造纸的源流。

学界对开化纸的研究，比较主流的结论是，开化纸并不产于开化。国家图书馆馆员易晓辉通过纸样纤维的分析，认为古代开化纸的原料是青檀皮，那就只能产于安徽泾县。这其中有很多历史的误会与巧合，很多年以后，黄宏健也不得不承认开化并不是开化纸的原产地。也就是说，最初推他入门造纸的这份乡土情谊，随着他见闻的增广，已经悄然冰释，真正推动他前进的，只是单纯地想造一张好纸。

夫妇二人，躲进深山，造一张失传的纸。他们每日在农庄做实验，与城里的朋友渐行渐远，格格不入。朋友们的生意蒸蒸日上，他的积蓄却日日减少。当时媒体颇富戏剧性的报道让他们引起了外界的注意。2014年，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卸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专心负责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建设。他听说有人在复原开化纸，就一定要来看看。

2015年7月，杨玉良带领他的团队来到了开化。用黄宏健的话说，他们当时造的纸“真的不咋样”，拿不出手，但是杨玉良还是看到了黄宏健的努力和天分，愿意当他的造纸顾问，也愿意让复旦团队与他合作，“这是我们攀上了高枝”，意外出现的“贵人”相助让黄宏健重拾信心。

杨玉良在开化设立的院士工作站，虽然很小，但学科的配置却“五脏俱全”，团队里有古籍版本学、博物馆学、植物学、化学等专家，每个月，黄宏健会带着新的进展去上海，让专家们来检测新纸的各种参数。

科学团队与传统工艺的沟通、融合，黄宏健看到其间的鸿沟在慢慢缩小。老匠人听不懂氢氧基团、羟基、羧基，只有经验中的手感、粗细，力道的把控。如果前后两张纸的纤维聚合度不一样，新的团队希望可以用科学的语言来溯源，是水里的电离子问题，还是抄造时的物理问题，或是微生物的影响问题。

“少走了很多弯路。”黄宏健说，多年的“闭门造车”，对他来说是弯路，却也是磨炼心志的考验。2017年，双方团队经过两年的探索，终于造出了一张很接近古开化纸的新纸。“各项指标几乎达到了80%，也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初步认可。”黄宏健拿起一张他造的“开化纸”，高高举起，说，“看，帘纹不显。”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圆满结局。如果只是将新造出来的这张纸，用来证明非遗开化纸的存在，以供人瞻仰赏玩，黄宏健其实已经完成了当初他开始造纸时候的梦想。但他现在的想法远不止此，他希望自己造的纸，能进入印刷品领域。这是一条与黄孟、王兴武殊途同归的路。

黄宏健和赖姐在开化造纸所用的荛花皮，进口自菲律宾。（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 图）

程玮的守金皮纸工艺品厂就位于宣纸的老家安徽泾县，程玮和黄宏健、王兴武一样，也希望让传统手工纸的工艺更加标准化，但他采取的路径和他们却不大相同。

程玮的父亲13岁学艺，16岁就已经是当时国营纸厂的“师傅”了。那时候在泾县，程师傅是红人，纸捞得好，徒弟带得多，纸厂里工作，又是体面工人，程家是别人羡慕的对象。1980年代，程师傅出来自己干，纸厂却办办停停，总共办了四次，每次都是因为纸的销路不好而关张。

大二的时候，程玮开始试着为家里跑手工纸销售。在销售端，程玮经常会遇到买家对他说，你这批纸怎么和上一批不一样？是不是这批的质量不太行？但这就是手工纸的特点，没有工业的标准化，全凭经验。懂手工纸的人会理解这样的误差，甚至会爱上这样的参差之美，但不懂的人说是偷工减料。

每次客户反映问题，程玮都想一步一步回溯，从焙纸、压纸、抄纸，一步步上推到原料，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从销售到真正关心纸的制造，他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质量抓得稳定一些”。

2018年春节，程玮去了日本，专门去看一看日本人是怎么造纸的。这个念头已经在他脑海中盘旋良久，前面提到的《手漉和纸大鉴》，他也买来仔细研究过。一直有人对他说，你要做手工纸，就要去日本看一看。

日本手工纸制造业曾经也受到机械抄造的“洋纸”的冲击，从1901年至2003年，生产手工纸的户数由6.8万余户锐减至317户。日本的保护和复兴工作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纸张取代和纸，宛如野火，日渐蔓延。现在纸品之所以差，就是因为它悖离长年的传统，人们汲汲营利的心，毫不犹豫地舍弃美感。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的历史来开发新事物呢？”柳宗悦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1973年，每日新闻社调动全国力量，收集了一千多种手工纸实物，装订成书，附以研究它们的论文，这就是此后对日本和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手漉和纸大鉴》。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手工纸博物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日本各地的纸乡，有不少手工纸展示和体验设施、手工纸博物馆，主要展示当地纸张发展的历史、纸张在当今生活中的各种用途等，不少还设有观众体验的项目、提供面向专业人士的和纸学习班。在美浓，凭着简单的英语和一路的摸索，程玮找到了美浓和纸会馆，花钱参观了一整套和纸的制作流程。

程玮发现，由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即便在日本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手工纸的出路也不只一条。很多匠人在坚持的纯手工制作，也是他想摸索的一条路。

既要追求纯手工，又要标准化，程玮能做的就是尽量严苛的流程管理。每做一种纸，他都会自己先上手仔细地做一遍，然后把几十个工艺环节的所有流程记录下来，直到找到最合适的“公式”，固定下来，下次换个人打浆，也按照这一套公式来。

对守金来说，尽量选择人工，还有另一层考虑。工厂里二十多名员工，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大城市打工，有些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要照顾，有些不能适应城市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作。“我一直觉得用人工，也可以让一部分人有一个生计，不愿意出去的人他也不能饿死，有的人很瘦小，去不了工地，那就老老实实去捞纸、晒纸，这样他也能挣一份工资。”

坚持用人工的代价，是成本肯定要涨。他也有镰刀式的电动打浆机，但他更愿意在传统的基础上慢慢改进。手工的标准化和机器的标准化，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手工的东西再细致，每一件还是会有肉眼可见的不同，正是这一点如烛照般幽微的差异，成为手工纸的魅力所在，“碰到不同的作画老师，每个人的功力、风格不一样，有的人认为你的纸好用，有的人认为你这个纸不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里。”

老蒋在重庆梁平的造纸场所悬挂着蔡伦像（左）。（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 图）

2022年冬天，重庆山区落了大雪。到了2023年4月份，山坡上，远远望去，很多去年的老竹都还倒伏着。“今年竹子肯定长得好。”老蒋说。

砍下竹料这道工序，在造竹纸里叫做“砍青”。砍青的时间各地不同，福建在立夏前十日，江西则是在立夏和小满之间，而浙江富阳一带一般会在小满前后完成。“我们这里砍竹子，要到夏至。”老蒋说。

不同的砍青时间，暗示着这张竹纸未来的“命运”。时间越推后，砍下的竹料就越老，纤维越粗糙，木质素含量越高，造成的纸张就相对粗脆。这就意味着，和石桥皮纸、守金皮纸和开化纸相比，老蒋所造的梁平二元纸显然没有那么“高端”，却是手工纸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支。

老蒋所在的仁安村，曾经家家户户造二元纸，大多用于当地的梁平年画，也用于祭祀的纸钱。民国时期，大约三成的手工纸都是这种粗脆的“迷信纸”，高端的书画纸只占了20%多。但二元纸也有过高光时刻，抗战时期，物资紧缺，印刷《新华日报》，用的就是梁平的二元纸。

21世纪初，烧纸的风俗渐渐远去，梁平因为环保原因，关闭了几乎所有造纸作坊，全区只保留了老蒋这一家，用于制作年画。

老蒋从小跟着父亲，摸索着做纸。他们家族的造纸术从四川夹江学来，光绪年间就开了作坊。1978年，老蒋开始独立造纸。1980年代，做一个月纸，可以赚两百多元，但他还是想出去看看。1988年，年轻朋友喊老蒋出门，去沿海闯荡，说是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元，都联系好了，第二天要走。父亲对他唉声叹气，说，我们那时候，帮人家舀纸，没有一点田土，也养活一家人，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呢？老蒋留了下来，继续做纸，一做就是四十年。“你现在后悔吗？”听到这个问题，他摆摆手，嘿嘿一笑，不作答。

如今他有了田土，农忙时候料理三十亩田，农闲时候才做纸，却很难有父亲当年的底气说自己可以养活一家人。每年卖出去的纸，成本的一半都收不回来，全靠政府拨款养着，每年拨款6000元，前年给了4500元，去年的还没有到账。“做个啥子嘛。”他说。

做纸是辛苦的体力活，天冷时抄纸的人受罪，天热时焙纸的人又像掉进了蒸笼。老蒋的笔记本里记载了历年来参观的各路媒体、各个大学机构、研究生实习团队，媒体文章把他捧成传承技艺的坚守者，热闹如旋风一般，来了又去，但他的徒弟们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做下去。

竹子年景好的时候，老蒋一年最多可以砍110吨竹料，从砍青、切片、沤制，一直到最后的焙纸、检纸，所有工序都是他与老伴两个人完成。他有十几年的糖尿病，这几年渐渐做不动了，去年又是竹子的小年，他砍了半个月，才砍了十几吨，到今年还没有做完。

要重修那个漏了的竹塘，也还是要钱。梁平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陶斯平也有难处，“沤池有裂缝，要有经费来源，我们才能修，现在这个项目没钱，要怎么修呢？”他说。

靠政府扶持的旅游、展览项目不是长久之计，汪帆和造纸匠人们都深知这个道理。“这个纸不是用来表演一下的，你说你有最好的纸，你一定得拿出最好的纸。纸是根本，你得把这张纸做起来才有旅游，不能本末倒置。”黄孟说。

但要将其转化为良性循环的产业，又关涉到从产业升级转型到社会认知的普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一直在关心他们的销路，就是你到底卖给谁。非遗的产业转化，丹寨是很好的模式，但销路依然堪忧。”汪帆说。丹寨石桥皮纸的销路有四：一是旅游接待；一是书画纸，零零散散，有固定但不多的客源；一是修复纸，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用量不大，“故宫用的算多了，一年用5刀差不多了，命纸养不活我们”；再者是用于茅台酒厂的包装纸。最后一个，是他们多年坚持下来的最大“客源”。

黄宏健的开化纸更烧钱。他的厂房和一般的造纸工坊不一样，满是金属机器，舂捣、打浆，他希望把这些动作机械化。“专业性的设备研发要投入太多钱，国内没有，日本有，是大财团三菱重工在做，但你看不见，只能自己摸索。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一个环节，我们想做整个产业链。”

程玮最近在研究一款纸，整个工期已经延宕大半年，从去年研究到今年，出来的纸还是不能令他满意，他不得不一遍遍地检查流程，查看原料，他几度陷入焦虑。这是对造纸人精神上的巨大打击。程玮说：“能把这条路走得远一点，就尽量走远一点，如果真的走不动了，比如哪天劳动力越来越少，那再去面对变化。”

传统手工纸的销路一直是汪帆关心的事情，她曾亲眼见证一家有理想也有实力的纸厂因为销路不佳而倒闭。2012年，汪帆认识了江西含珠实业的老板鄢忠华。那时候鄢忠华正意气风发，恢复了江西铅山连四纸的工艺，政府荣誉接踵而至，生产基地也很气派，门口有茶馆，里面是厂房，“跟园林一样的厂房”。

后来，他们一年又一年地见面，鄢忠华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汪帆好久没了他的消息，再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破产了。

“一手好牌被我自己打成这样……”鄢忠华在采访中不愿多谈往昔的经历，但他所遭遇的困境是每个传统手工纸匠人都熟悉的。

有一年汪帆的单位买了鄢忠华5000刀纸，几万块钱。“这些纸别说我用一辈子，我们下面几代人用几辈子都用不完，古籍修复用纸很少的。我们单位还算大户，全国有几家图书馆，有多少人会买你的纸，你每年生产出来这么多纸卖给谁？”汪帆说。

鄢忠华也许没意识到这些，他当时引进了一套日本的喷浆系统。做完以后，纸生产太多了，他就印古籍，就这样循环，书卖不出去，纸也卖不出去，然后卖茶山，卖地，直到破产。

汪帆和许多手工纸业人都清楚，传统手工纸的未来也许并不在“手工”二字，而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与审美价值，他们需要的是时间，等待着国人意识到，纸本身就是一种美。柳宗悦说：“人类使用多少纸张？我们可以借此来推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然而，这只是量的估算。我们更应该注重人们使用的纸张质量，从中去估算他们的心灵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