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金索沃再获女性小说奖，新作关注家乡药物成瘾问题｜文化周报

撰文｜叶青

编辑｜黄月

芭芭拉·金索沃再获女性小说奖，

新作关注家乡药物成瘾问题

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作家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凭新作《褐发恶魔》（Demon Copperhead）再度捧得了今年的女性小说奖——她的前作《空白》（The Lacuna）曾在2010年获奖，因此金索沃也成为了史上首位两度斩获该奖项的作家。

女性小说奖成立于1996年，对所有用英语写作且在英国出版过作品的女性作家开放，奖金为3万英镑（约26万人民币），前获奖者有华裔作家谭美恩、郭小橹以及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人。

金索沃今年的获奖作品《褐发恶魔》是对狄更斯经典作品《大卫·科波菲尔》的重述，以90年代的阿巴拉契亚地区为背景，重点描绘了药物成瘾给这片地区带来的危害，这部小说早些时候还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小说奖。“狄更斯写《大卫·科波菲尔》是为了抗议贫困给孩童带来的伤害，我写这本书也出自同样的原因，”金索沃在颁奖现场解释道。

芭芭拉·金索沃在女性小说奖颁奖现场 图片来源：女性小说奖官网

今年的女性小说奖评委由英国记者、小说家露易丝·明钦（Louise Minchin）、英国作家蕾秋·乔伊斯（Rachel Joyce）以及英国国会议员图利普·西迪克（Tulip Siddiq）等人组成。主评审明钦表示，把奖颁给金索沃“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同意”，“她写了一本在各种意义上都十分出色且重要的作品。”

金索沃在得奖后接受了《独立报》的采访，她说自己早在“媒体大肆报道前”便意识到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药物成瘾问题，“我就住在这里……在我小时候，流行的是啤酒、威士忌和大麻，如今则到处都是毒品和成瘾类药物。”

“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关乎生死的地步，”金索沃强调，“孩子则是最常被忽视的部分。如今有一代小孩在糟糕的寄养系统中长大，还有一些生活在根本不情愿照顾他们的亲戚家中……这将会是一代人的创伤，会永远跟随我们。”在《褐发恶魔》中，通过讲述主人公的遭遇，金索沃给药物成瘾戴上了人性的面具。她解释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同情这个地区和这种疾病”。

《褐发恶魔》

金索沃还记得自己当初刚离开肯塔基州老家上大学时，因为“口音和农村气质”遭到了许多嘲笑。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为了“获得成功以及和其它人平起平坐”，她试图掩盖自己的这一部分，用更都市的口吻来写作，但她发现写出来的文字“毫无意义，都是假的”。“直到我阅读了博比·安·梅森和温德尔·贝瑞等肯塔基作家的作品，我才意识到，原来有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拥抱他们的身份并以此写作。当我也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不能说我找回了自我，但我发现了自我。我发现我就是阿巴拉契亚人，直到我离开这片土地之后。

这也是金索沃想借《褐发恶魔》实现的目标之一，即打破外界对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居民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观念。“当我们出现在电视或电影中时，通常都是一个笑话，是落后的白人，这非常不全面……这里有苔藓，有树林，山间遍布溪流，人们自给自足。我们是通过社群连接的一群人，这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毒木圣经》

[美]芭芭拉·金索沃 著 张竝 译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 2017-3

为了写好书里的故事，金索沃花了三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康复中的成瘾者交谈。让她尤为感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结识的那些女性，“她们都很大方，愿意坐下来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和我讲述自己生命中最可怕、最屈辱的经历，以及那些她们为了生存而被迫做的事。我做不到这一点。”

金索沃和其中好几位女性成为了好朋友，至今保持联络。金索沃获奖后收到了她们的祝贺短信：“我们的书得奖了！”金索沃颇为自豪地说，“我可以听到从弗吉尼亚州一路传来的欢呼声，因为她们的故事被看见和听到了。”

在小说中，金索沃对成瘾问题的未来并不乐观，但现实中的她并不这么认为，“我必须得充满希望，我没有其它的选择。放弃希望也意味着放弃了拥有未来，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为了我的孩子，或者任何人的孩子，我都不能这么做。”

为争夺法国大革命时期信件归属权，法国

诺曼底地方政府将和法国文化部对簿公堂

《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绘画之一。画作中，激进派革命领袖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侧躺在浴缸边缘，血流不止，手中握着凶手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留下的信件。但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在两个多世纪后，画中的这封信成为了近期法国文化圈的焦点。

据《卫报》消息，在这封信中，科黛阐述了自己杀害马拉的动机。1972年9月2日-7日期间，杀害囚犯的风潮席卷全法，史称“9月屠杀”。事情的起因是激进份子担心日后狱中犯人会加入反对者的行列，故呼吁要先下手为强将他们杀死，马拉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马拉之死》

经过这一事件，温和派成员科黛认为大革命已经被推崇暴力的激进派带偏，她决定刺杀马拉来挽救更多无辜的囚犯。科黛潜入了马拉的家中，在后者泡澡时，用一把厨房刀将其杀害。在被捕后，科黛说了那句著名的“我杀了一个人来拯救10万个人”。科黛最终被处以断头极刑，激进派成员因为怀疑她行刺是受到爱人的指使，在行刑后对她的遗体进行了“贞洁检查”，但发现她是“一名道德高尚的女性”。

诺曼底地方议会主席埃尔韦·莫林（Hervé Morin）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成为这封信的所有者，尽管这场官司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文化部在拍卖前已经失去了得到这份文件的机会，如今他们想展示国家的力量，我们将向他们展示法律的力量。”

据了解，当时的警方报道中确实提到过这封信的存在，但信件不久后便失去了踪影，直到1834年才再度现身，被私人收藏者拍得。目前信件仍在拍卖行手中，等待最终归属者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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