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这工资最高，这座城市实在太火

因为闰月，2023年的夏日被推迟，直到5月假期过去，暑热才开始缓缓降临广州。较之以往更漫长的春季，让“红”和“绿”在这座城市的碰撞变得更柔缓了。

红色和绿色，是百年前鲁迅对广州作出的评价：“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绿与红，表现了某种矛盾性。它有鲜明的红，但与同样作为红色基地的西南、西北不同，广州的红，是在热烈、动荡的革命气息之中，又羼杂一份历来稳阵的平静和浪漫。 

在千年商都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曾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政治重镇。 

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军阀政府在镇压革命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围剿，与此同时，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此起彼伏。 

彼时，诸多文化名人、作家诗人先后南下广州。从郭沫若到鲁迅，从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创造社”主力，到后来的茅盾、巴金。他们在广州短居或常住，留下了深嵌历史的印迹，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终生影响。 

百年后的今天，或许更值得追问：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究竟靠着什么理念和力量吸引了鲁、郭、茅等作家？他们在南方的实践和思想，又对整个革命征程起到了怎样长远的影响？ 

如果广州是一个美人，于外，她将举重若轻的“松弛感”演绎到极致，于内，则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和雄风。

1927年1月18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抵达广州黄埔，直到9月底离开，正如天气一样，他的思想和生活，都经历了一次由寒冬到暖秋的巨大变化。 

按原计划，鲁迅赴粤原本打算做两件事：一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另一个，便是与许广平团聚。 

多年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这么认为：在广州的这200多天，“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最浪漫的时期”。 

鲁迅抵达广州那天恰好是农历的腊月十五，已有过年的气氛，虽然鲁迅自称不过农历新年，但年二十八那天，他还是没经受住广州花市的诱惑，和许广平、孙伏园去逛了半天的花市。

不过，当时的鲁迅，对于广州的期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他刚在厦大经历了学校里的派争、难吃的食堂，很是烦郁，对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并不看好。 

在1月25日的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上，鲁迅先直言“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 

但紧接着，他又自称“我并非一个斗争者”，“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矛盾迂回的心态，鲁迅倒也坦诚：“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 

广州的确给了鲁迅一次缓冲和沉淀的机会。那几个月，他领着每月500大洋的薪水，有爱人好友伴身，一面游山玩水，田野郊郭，河畔茶楼，在南国渐入春夏的环境里调整自身，一面在形势的变动下转换自己的革命思想，看见了新的希望。 

500元月薪是相当高的，鲁迅在北大时，最高工资360元，在厦门大学是400元，来到广州可以说是待遇飙升。

到广州不到半年时间里，鲁迅就产出了序文、译文、札记、杂文、历史小说等共56篇作品。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下的外出食饭、品茗共有43次，在广州期间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恰好是43篇。 

今天，要在广州寻溯鲁迅的踪迹，除了曾为中山大学大钟楼的鲁迅纪念馆，向南近珠江一公里左右的白云路西段，还藏着鲁迅住过的另一栋公寓。那是一座低调的鹅黄色西式建筑，到今天也绿荫环绕，环境清幽，走几步路就有小桥流水。 

由于希望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来，在大钟楼住了两个月后，鲁迅搬出校园，住进了白云楼公寓。在这里，他潜心完成了《朝花夕拾》和《野草》的编订。《野草》的题词，或也可作为溯源鲁迅那段时间的一种思想索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在广州期间的鲁迅，从未停止思考知识阶级、文学命运与革命前途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7年3月，鲁迅到岭南大学演讲，主题是纪念葬于市郊黄花岗的广州起义先烈，于是有了一篇《黄花节杂感》，提醒大家要关注革命如何在广州存续与发扬： 

“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在广州时期的鲁迅，的确同时经历着生活上的舒缓和思想上的动态修整。尤其是“四一五”白色恐怖过后，鲁迅愈发看见了革命的反复性和繁复性，开始更独立、辩证地思考现实议题。

虽然他也曾批评过广州和中山大学，比如人浮于事的机关和部门，工友们的聒噪和粗俗，但总体而言，鲁迅与广州之间的邂逅短暂而深刻。1927年4月中，鲁迅宣布辞职，中山大学却给他将工资开到了5月底。

在致好友章廷谦的信中，鲁迅作下这么一句评价：“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在鲁迅来广州之前，中山大学还叫“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两所重要革命学校之一（另一所是黄埔军校）。 

1926年7月9日，10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彼时的广大文科学长毅然辞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职位，投笔从戎，参与北伐。 

这位文科学长就是郭沫若，那时，他才只在广州工作了4个月。 

4个月前，在瞿秋白的推荐下，郭沫若由上海南下，出任广大文科学长。刚一上任，他就提出了一个“文科整顿计划”，倡导学生自由选课，推行文科革新。 

郭沫若顶着被刁难和排斥的压力，“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最终推动了计划的顺利实施。 

革新与创造，算是郭沫若在广州期间的重要主题。正如他在一篇为“凿死”自己原有“混沌”思想而作的序文里所说的，“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 

站在历史后台往前看，广州将郭沫若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改造成了革命战士。事实上，在赴粤前，他已经感受到了现实斗争和理论战线的感召，来广州后，开始进一步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国内社会革命的热情，也随着岭南热情的夏天蓬勃生长。 

在广大宿舍里，郭沫若写下了《我来广东的志望》：“总之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不过，究竟何为“珠江文化”？ 

关于珠江流域鲜活生猛的野性，包容流动的积极风气，历来无需赘言。但每每谈及人文与艺术，岭南却免不了受一遭“贫瘠”之类的评价。 

若结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误解实在根固。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就是在广州十三行，率先实现了用信息交流和公共表达推动社会发展，为城市留存记忆；现代的红色文学，在广东也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杨匏安等人就开始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11月，与《新青年》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太阳社发起人杨匏安也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了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后来成立于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广东作家也以七分之一的占比，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广州“左联”的诞生之地，就安静坐落在今日的越秀区文德路上，一座安静掩映在榕荫中的红砖壁楼。 

如今讲“革命文学”，广义上得追溯到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小说界革命，紧接着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但真正的红色文艺实乃自广州兴起的。 

百年前大革命时期，热火朝天的文人南下，都为当时的广州注入了巨大的文化活力，也为今天的广州渲染了一抹鲁迅所说的“红”。 

还有学者指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的标志。按照鲁迅的说法，所谓“革命文学”，往往是革命在前，文学在后，“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1926年的广州，先是举办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北京那边，中共中央决议准备北伐，“三一八惨案”后，全国民众对反帝反军阀的热情高涨。

就在郭沫若抵达广州的3个月前，即1926年1月，茅盾（沈雁冰）也从上海南下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期间，茅盾忙于处理宣传部事务、主编《政治周报》，极少写文学文章。但有一次，他被拉去给广州全市中学生作演讲，当听到对自己的介绍是“文学家”时，茅盾一时起意，放弃了原本想讲的“党八股”，改从希腊神话谈起。 

他先讲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种下来给人民，继而阐述火为何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接着，他高声道：“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因为不懂广东话，茅盾一边讲，陪他来演讲的陈其瑗一边听，一边替他翻译，听到最后，一边翻译一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 

广州的文艺土壤并非没有，只是需要挑拨、挖掘和激发。广州以实干的社会性格，温润内敛的城市气质，让革命与文学在此地碰撞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动能和火焰。 

在广州期间，与郭沫若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从择师运动到创造社的成立，再到后面的弃文从政，从南下前“有革命精神之文学作家”变成“革命名流”，郭沫若开始以“从事实际活动”来确认自己“日后的动向”。 

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广东分部，亦承载着这种由理想到实际的动态转向。 

在如今热闹繁华的北京路商业区，沿着百年老街昌兴街，还可以循小巷找到一栋刻有“42号”的住宅楼。红色的老旧木门背后，隐隐可见一条陡狭的阶梯，通往大门紧锁的二楼。 

这就是1926年春郭沫若为首创办的创造社分部旧址，一代文学青年为广州注入活力和生机的大本营。 

在广州之前，创造社已在东京和上海成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拟下的初期宗旨，还是努力用文艺战士的创造，使“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飙”。郁达夫为1923年创办的日刊《创造日》撰写宣言，表达了对文艺独立、不受政治干扰的希冀：“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彼时，谁又能真正逃避。

1925年的“五卅惨案”后，不少上海文艺界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文艺也随之左转，关注底层、要求自由和变革的进步思潮开始涌入时代舞台。 

鲁迅、郭沫若一干左翼文学家在广州的影响和改变，既促动了文学与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融合，也应合着广州延续至今的务实、宽容与人文本体意识。 

从个人角度看，人生的种种转变或在意料之外，但岭南重自由、探索的天然氛围，是南下文人们勇敢踏上变革之路不可或缺的土壤。

到了30年代，广州已经是个顶热闹的城市了。至少在四川人巴金看来如此。 

巴金一生中曾六七次到广州，对这个“阳光常照的地方”感情颇深，他多次在文章里回味广州的端午龙舟和饮茶、花市及粤剧，感受着城市文明与传统气息在这里的碰撞，热情与温情的动态融合。 

1933年2月15日，广州第一座跨江大桥、全国最大的桥梁海珠桥开通后，巴金无限感慨，感觉原先被划割成两个世界的广州此刻连起来了。他每日都要两次经过海珠桥，目历穿梭两岸的工人、住在船上的疍民，晚上九、十点回来时，“人行道上坐满了工人……夜晚好像是工人的节日”。 

工人在广州的确常是热闹的。那段时间，巴金住在珠江南岸机器总工会楼上，工会里也住着许多失业工人，一到晚上，楼下就人声嘈杂，工人们时而开会，时而在娱乐场演出机工剧社的粤剧。

在民主革命策源地的百年历史阶程里，工人群体一度掌握重要话语权，甚至站上时代舞台，掀起推动革命的进步风云。 

第一、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广州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是在广州成立的。广州还多次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为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省港大罢工，都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社会秩序，包括后来的北伐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与广州沙面隔涌相望的六二三路上，还矗立着一块“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碑上刻着“毋忘此日”的字样，见证着这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 

民众意志的活跃，保护着广州一种生活化、平常化的公民氛围——不仅为广义的政治，更为全城乃至全国人民的福祉。 

后来抗战爆发，巴金还在广州，并亲眼看见“在这些（广州）居民中间，人我的界线怎样迅速地消失。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敢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 

在写于1938年的散文《广州在轰炸中》里，巴金感慨道：“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巴金看来，“死”的威胁甚至“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这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一种启自广州千百年求真、求实主义的“结实”心态：“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在这样的氛围中，巴金自己也“学会镇定，学会不怕死”。 

城市的文化特征常常是由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同时决定的。过于浓厚的商业与生活烟火气，偶尔掩盖广州几度作为政治重镇的历史地位，可但凡你住上一年半载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自由开放气质，持续孕育着以人为本的根本气度，从百年前敢为人先的革命精魂，到如今依然坚固的公民精神，从来不曾褪淡。 

时至如今，广州也是全国一线城市里将工人、农民群体放在城市主人地位的优等生。底层人民在广州得到的尊重和关怀，渗透在城市角落。 

1959年8月3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开始连载一部叫《三家巷》的长篇小说。作者欧阳山，一位曾于30年代参加过广州“左联”建设的作家，他以作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为背景，在书中描写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却并不是站在历史概括者的高度去俯瞰，而是秉以广东文人一贯的平民姿态，深入到市井人家，从小人物的生活情态里掀开历史边角。 

莫言曾说，他在孩提时代对“广州”形成的概念，就大多来自这本《三家巷》，用他的话来说，那种“旧广州的水汽市声”，就是将文学的人本性、艺术性与时代共振结合的“广东味儿”，诸如广州的二厘馆、茶楼、伙计、艇家，“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拉埋天窗”，市井风情俯拾皆是。 

生活化的细腻包裹，保护的都是长久生长在此地的自由种子。从大革命的策源，到文学与革命的有机融合，再到后来公民精神在广州的延绵存续，生活的褶皱里，历史仍然鲜活。 

时至如今，恐怕没人否定广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也是个改造人、浸润人的地方。擦肩而过的鲁迅和郭沫若如是，后来的茅盾、巴金也是，任何一个在历史不同阶段与广州相遇的普通人，都是。

这种慢慢浸润人的动态特质，让广州亦成为一座现代与历史和谐共处的城市。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提醒你慢下来，静一静，它们缓冲了这座商业都城的冷硬感，增添了燃薪者沉淀下来的深刻和柔软。 

生活气质常在，生命之树常青，热情之火不灭，今天的广州，仍在流动中，更在前行中。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