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留学行业1年，我看见世界的参差

临行前，爸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唯独忘了教我做饭。我带着总归饿不死的盲目自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放好行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购。

看着货架价签上一个个小得出奇的数字，我在心里默默乘以7后，又赶忙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原位——我被美国的物价打了一个下马威，一想到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一下子缩水了7倍多，什么都不敢买了，逛了一圈，只买了一袋折合人民币7块多的面包，闻起来有一股洗衣粉味儿。

不过，和爸妈打电话时，我还是夸张地描述这里的美好，吃得香睡得好，根本不用担心。爸妈似乎看出了我的逞强，总是说：“不要委屈了自己，该花的钱就花。”

我开始合计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好在交流项目的课业不太繁重，每周都有空余时间，我开始寻觅兼职。

很快找到了一个在台湾餐厅“打台”的工作。所谓“打台”，就是做服务员，老板只提供每天的工作餐和一个轮班十几刀的薪水，薪水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客人的小费。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合适的兼职了，不需要去超市采购，每天不用开火就有可口的饭菜。

从小到大，我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算得上是溺爱，除了不会做饭，扫地、拖地我也没做过。而从这时开始，我得开始学着点单、上菜，抱着成摞的、滴着菜汤的脏碗碟回到后厨，然后擦桌子、拖地……老板人很好，知道我不会做饭，有时会让大厨多做些员工餐让我带走。

在美国吃饭都需要付小费（当然也可以顶着服务员的白眼选择不付扬长而去），一般客人给的小费是消费总额的8%，慷慨的人甚至会付到20%，若是遇到像《老友记》里亿万富豪Pete那样的客人，反手开一张两万刀的支票，那可真就烧高香了。

不过来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居多，大家都似乎还不习惯美国的小费文化，小费给得都不算阔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起吃饭的客人超过10个人时，小费默认为15%。遇到这种大型聚餐，一点也不亚于客人给我开了一张大额支票，从他们浩浩荡荡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欢欣鼓舞地服务到最后。

平时聚餐的客人可遇不可求，春节时才多了起来——哪怕平日里再节俭的留学生，到了这个日子，也会和三五好友出来好好吃一顿——可惜我不是。

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店里最繁忙的时候，我端着盘子碗穿梭在人群里来不及品味孤独。客人的菜约莫着快上齐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了视频电话，我赶忙挂掉，换成语音电话拨了回去。他们又换成视频电话拨了过来，我只得站到餐厅门口接通。

电话那头是白天，爸妈已经开始了大年三十的走亲访友的行程。他们问我怎么过这第一个独自在外的春节，我指指后面的一大桌人说：“同学一起聚餐呢。”

奶奶看见我，直接哭了出来，一直说“怎么现在那么瘦”，“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像我以前有三百斤一样，没有瘦啦，是手机滤镜。”说的时候已经哽咽。然后，我强忍着泪水说“同学在喊我，我要去吃饭啦”，就急匆匆挂了电话，继续去招呼客人。

但是我的泪水已经决堤，那一晚我都是低着头、流着眼泪忙来忙去。大家都在节日欢聚的喜悦气氛里，并没有人发现我的异样。从下午5点忙到晚上11点，待客人们陆续离开餐厅，我们收拾干净残局，也开始吃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后厨没空做单独的员工餐，那天的年夜饭，是客人们的剩饭。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不为团聚，不为佳肴，仅为果腹。

凌晨，我轻手轻脚回到合租的屋子，进到自己的房间，悲伤地看着昏黄的灯光下简陋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春节，我拥有的，只不过是地上放着的那张床垫。

大四下学期开学，我开始准备研究生申请。

留学生活虽然拮据、辛苦，但还能接受，而且在美国读LL.M（法学硕士）学制短，可以早早拿到学历回国工作。我咨询了一个留学中介，对方的头衔很能唬人，美国Top3法学院毕业的JD（法律博士），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法学生提供申请文书润色、写作以及留学咨询服务的公司。

然而，细聊下来，我发现请他们帮忙写最基础的研究生申请文书，就需要1万多块钱。

最终，我选择了“DIY（自己写）”文书。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留学”已经成为一个商机，不然为什么大有前途的法律博士会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就业途径，选择去做留学中介？这个行业的暴利是我当时不能想象的，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留学生活的参差，也就止步于“文书申请”这一环了，事实上，这才只是“留学产业链”的开端。

我申请到波士顿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有合法的校内兼职机会，不光有每小时10几刀的时薪，而且每上一个轮班就能拿一张食堂餐票。

我又过上了勤工俭学的生活——一开始是在学校面包房兼职，早上6点就要去到地下冷库，一箱一箱地搬冷冻贝果、玛芬等烘焙半成品，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好盘，放进比我高两三头的大推车里，送到一楼的烘焙室里烘烤。这个工作是冰火两重天，在冷库里需要穿羽绒服，搬一箱食材就要出来缓一会儿冻僵的身体；而去楼上后，好多烤箱同时工作，穿短袖都会出汗。

面包房只有少数的学生兼职，每天都会换新面孔，带我的“师傅”还有同事们基本都是南美裔。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尝试了其他几个兼职，最后选了离住所更近的学校健身房奶昔店。

相比之前的兼职，健身房的工作特别轻松，距离我住的公寓也只有两个路口，还有不限量的果汁、奶昔可以喝。如果赶上晚班，下班时还能打包带走没卖完的三明治和点心——后来我几乎承包了健身房所有的晚班，每天都带一堆当日的“过期”食物回去，送给和我一样生活比较拮据的朋友。

当时我住在合租公寓的客厅里，舍不得买屏风，就挂起两张大浴巾，简易搭建了一个屏障，隔开公共区域和我的“卧室”。住在主卧的同学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她可以毫无压力地去外面餐厅吃饭、点外卖，甚至去“全有机”的超市采购食材。

我也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她平时上课背的包、穿的鞋全都是奢侈品。

我俩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交流却不是很多，偶尔有几节一样的课程，就一起走去上课再一起回来，聊起周末的安排，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有时候我也会羡慕她的生活——不必为生活费担忧，上完课，可以窝在房间里看电影，可以出去深度体验这个城市的美食、景色……她说，她以后不想上班，不想做律师，梦想是开一间咖啡店。

我当时还一本正经地和她分析，“开店不比上班轻松”，给她浅列了一些开店需要操心的事情，她都没说话。

回国后，我偶然看到这位同学的小红书，她已经买了跑车，每天游山玩水——现在想想，她当时或许是出于好意没有告诉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春假的时候，我和班里一个大姐一起去墨西哥穷游。我们买的廉航，住的民宿，每天的预算在260比索以内（不到130元人民币），但是玩得超级开心。民宿旁边的路上有很多路边摊，物美价廉，我们就换着摊位，尝遍了墨西哥的各种美食。

我们出行靠地铁，5比索的车票随便坐一天，地铁分男女车厢，但也没那么严格地执行。我们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走路10分钟的路程都靠腿。我们曾跟着谷歌地图的指引，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走进了红灯区，刚开始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巷子有点安静，然后发现路边停着的车旁边都站着一个穿“恨天高”、浓妆艳抹的女士，这才后知后觉，加快了脚步。

晚上回到民宿看朋友圈，我发现还有别的同学来了墨西哥，只不过人家朋友圈的画风，是商务舱加米其林餐厅。

2020年疫情暴发，课程都转到了线上，我只有两个月就毕业了，干脆买了机票，准备提前回国。回国前，我经过几轮的笔试面试，拿到了一家从大二开始便心仪已久的律所的实习机会。我带着12个小时的时差，在美国一边上着网课，一边回复律所的工作。这家律所的光环在于它宣传的高薪，毕业入职起薪就是2万5一个月。所以，尽管工作强度很大，我依然乐在其中。

3月，美国的疫情还没大规模扩散，但回国的政策已经是一天一变。回国那天，从波士顿的公寓里出来，坐在出租车上，收到朋友给我的微信，说一路顺风。我回复，最近忙着收拾行李，忙着看各种政策和攻略，直到坐在离开的车上，望着沿途的查尔斯河，才感到好难过，都没有和朋友们好好告别，留学生活就匆匆结束了。朋友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坐在车里，继续享受着我在波士顿最爱的两样东西——阳光和查尔斯河。不知道下次再见到它们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下次再见到我的朋友们是什么时候。每次分别，我都会想起那句“本就生如浮萍，聚散随潮”——这一次，甚至不是随潮，是被时代的波涛汹涌裹挟着，甚至来不及思考聚散的悲欢。

回国后，我要在老家的一个酒店隔离14天。期间我通宵了两三夜，继续干着律所那些没有含金量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dirty work（苦活）”。我干劲十足，每天在酒店里熬夜对着电脑核对数据、复查底稿。隔离结束后回到家，工作强度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就连吃饭也是我妈端到我的桌子上——即便如此，那碗中午端过来的饭，我常常也得到下午4点才有空扒拉干净。我能感受到妈妈的心疼，但是我说：“这家公司起薪可高了。”

然而，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懵了。“律师助理起薪25k，实习生1个月10k”的招聘帖，我可是看到快背下来的程度，但是我银行卡里赫然躺着的，只有“转账1568.97元”。HR说，因为线上办公，所以实习生薪资有缩水，是一个月3000元，具体的扣款会根据合伙人对工时的最终确认来计算。我跑去合伙人确认的界面，发现我已经缩水上报的工时，又被腰斩。 

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为这家律所远程实习了快3个月，通过了期间的2次考核。线上毕业典礼前，我给HR发微信问转正流程具体还需要什么手续，HR没有回复，只在第二天给我打了一通微信语音，合伙人也在旁边：“因为疫情，今年不再有留用名额了，你看是继续以实习生的身份在这里实习，还是离开去找新的工作？”

我仿佛像是挨了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没有留用名额还拖到了我毕业，让我一下子从准律师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怪不得说最不遵守劳动法的地方就是律所，所谓的高薪，不过是拿健康换钱，而我这3个月，甚至连换钱都没换成。尽管对“实习生是廉价劳动力”这个潜规则早有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惊讶于资本为了廉价甚至免费榨取劳动力而不顾脸面的丑恶嘴脸。

无故被“鸽”，我抓紧时间把简历投了另一家律所，顺利在“六一”那天入职，成为了正式的“社会人”。前面那家律所的经历，磨灭了我很大一部分当律师的热情，就像是一个被渣男伤透心的清纯少女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一样，我再也不相信律所包装和营销出来的高端感和精英感了。

工作1年后，因为“非诉工作”太过奔波，我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执业证，转身去了一家公司做了个平平无奇的小法务。爸妈知道后，一如既往地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支持，他们说，现在的职场已经不是他们当年的样子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太多的经验参考，“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法务的工作内容很快就上手了，平时工作也比较清闲。试用期一过，我就想着兼职赚点外快。

我本想做点能提升自己专业知识或者工作能力的兼职，可去招聘网站搜了“法律”、“英语”几个关键词，刷了几屏后，看到有好多家机构在求“留学生课业辅导老师”。

一开始，我对这种岗位感到有些困惑，还以为是给在国外上初高中的小朋友辅导一下数理化，但是看到介绍说，是需要法律专业的老师，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至于招聘的机构，我并没有听说过，倒不是说它是一个小作坊，而是在我以往的经验里，似乎觉得自己不会和它产生任何交集。

很快，就有人微信联系了我。根据对方的要求，我下载了一个线上课堂的APP，约了晚上8点的“试讲课”，“学生”是这个机构的教务老师（课程销售）。这节只有15分钟的试讲课结束后，我就成了一名“海外留学生课程辅导老师”，做一些法律相关的论文辅导、作业辅导甚至演讲的陪练……总之，就是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能遇到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解决。

当天晚上，有10多个教务老师加了我的微信，我签了兼职合同：时薪250元，需要完成2年的教学任务——半年内的上课时长要累计达到240小时才能摆脱这个有点侮辱人的数字，时薪涨20元。

刚开始的2周，我都没接到什么课。我学的是美国法律，而来这家机构求辅导的多数是英国、澳洲、新西兰的学生。刚开始，英国本科法律的辅导我并不敢接，加上有很多门法律课程我自己也并不熟悉，所以一直畏首畏尾，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看我不太主动，教务老师就塞给我一个“专业对口”的学生。那是一个口音很重的男生，倒不是说口音代表他英语不好，但是聊了两句，就发现他基本的语法、词汇量都很匮乏。他需要辅导的是美国法里面的Property Law（物权法），问的也都是能在课件里找到答案的基本问题。

在课件里，每个案例分析里都会穿插着一些知识点，但我发现，有些知识点他直接理解反了，导致整个案例分析推进不下去。我逐一讲完那些知识点之后，他表示“懂了”，但是到后面汇总整个案例分析的时候，他突然又有了和最开始一样的问题。同样的流程重复了几遍，1小时的课拖出去20分钟，直到系统自动关闭了线上教室，我才坐在电脑前如释重负。

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就建立起来了自信——虽然我不是什么straight A student（优等生），但辅导他们绰绰有余。

很快，我又接到一节论文辅导课，教务老师说学生需要辅导“思路”，并且再三叮嘱我，“不允许代写论文”。上课后，我花了20分钟讲论文的结构，以及如何找案例、写引用等等，而对面的学生一直在不耐烦地点头、挠头，最后，他忍不住说：“老师，我这些都知道，就是写不出来，这一节课也挺贵的，1千块钱1个小时呢，能不能讲点具体的？”

我说“思路”的时候，他“懂了”，我说“写作方法”的时候，他“懂了”——但他这么一说，我懵了，还要怎么“具体”呢？

他见我不语，干脆直接说：“你帮我写一部分吧，我就是不会写，其他的我都懂。”

这个学生虽然嘴硬地强调自己什么都“懂了”，但又说自己不会找案例和文献，也不会写脚注。相比于他什么都不会这件事，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只拿到了1/4的课时费。我一边心疼着黑心机构抽走的课时费，一边被这些花钱如流水的留学生们冲击着我的三观——知道学生的课时费后，我常常会代入自己的经济水平，甚至上一次课就会替学生（家长）肉疼一次。我也会下意识地替学生“省”课时费，线下课时需要2小时完成的任务，我一般也只会报1小时的线下课时。

后来我又接了一个论文辅导，1个小时的课程，学生有45分钟都在和我闲聊，一节课结束时，他的论文进度依然是0。随后，他又花了大几千约了几节辅导课，但无一例外，每次听我讲了10来分钟后，就想要跟我聊点诸如“女朋友生气了要怎么挽回”之类的情感话题，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正待我又替他心疼钱的时候，突然转念一想——这几千块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不算什么，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有钱少爷的临时陪读罢了，至于是讲论文还是当树洞，他开心就好。

3节课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他的做派，遂提出由我以“计算线下课时”的方式，把论文大纲给他写出来。他特乐呵地说：“行啊老师，那您可帮我大忙了！我之前的论文都得上十几节课，老师给我说着，我写。您看线下课时需要多长时间您随便记。”我给他写大纲大概花了3个小时，想想这到学生那儿可是3千块钱，跺跺脚，就只报了2个课时。

不过，这些学生既然会花几万块钱上课，自然不会在乎这2000块还是3000块。当我的思维还停留在“省钱”的时候，人家对金钱的使用早已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学生报了4个小时的“作业辅导”。我连续讲了2个小时，讲到嗓子哑掉，中间休息1小时后再继续时，却发现之前刚讲的内容，他已经全忘了。我清清我快说不出话的嗓子，提出要不要改成线下课时，他和上次的那个学生反应如出一辙，兴奋地答应了，“线下课时随便计”。

此后，我在群里看到还有上一个辅导老师留下的文档，打开一看，是和这个作业一模一样的知识点整理。我问那学生，这是不是同一个作业？学生说：“哦对，这个作业我之前找老师辅导过，但是过了1周，我有点忘了，所以又重新上一遍。老师，之前老师整理的那些知识点你写的时候都可以用哈。”

我看了一下文档里的记录，保守估计，上一个老师辅导了他大概5个小时，加上我这次6个小时，也就是说，光这一个普通的日常作业，这个学生就花了1万多块钱出去。

当小镇青年拿出家里大部分的积蓄出国留学，希冀着回国能够有一份高薪的职业挣回那份学费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位，甚至没有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学位无关乎未来，仅仅是脸面而已。

一天，一个教务老师给我推来了一个“申诉辅导”的任务——2小时线上、1小时线下，教学生写申诉信。当时我还没想明白这“申诉”是什么意思，询问后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留学，挂科、被劝退、学术不端的学生，拿到校方的处分后，还有一步可能逆转的操作——就是“申诉”。

但是，申诉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才能赢回一线生机，拿到补考机会，这些理由在学校里叫special circumstance（特殊情况），比如疾病或重大意外。

“申诉辅导”也被机构称为“申诉套餐”，不需要备课，就能拿到750元。我心中窃喜，这个来钱快，赶忙答应下来，完全没想到这个课程后面让我花费的时间会比普通备课更多。

我终于意识到，留学生方方面面的灰色需求，早就催生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和有钱人留学的差距只是消费自由、吃饭自由，在学习层面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担心花销，上课和写作业也可以花钱请人“辅导”，就连考试挂科、被退学，也会花钱找人给自己帮忙擦屁股。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第一次接的“申诉辅导”的学生，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女孩，2门挂科，想要补考。套餐里的“2小时线上辅导”是用来了解情况、方便老师为其撰写申诉信的。我问她这2门课的平时成绩怎么样，她说平时成绩也不及格。

我极力想要找到能够借题发挥的入手点，又询问这2门课的考试方式是主观还是客观，她说，“都是客观，而且有几次平时作业没交”。我压住内心的慌张，问她是否有什么特殊情况，她说，“就是懒得写”。我一时语塞，心想只能找别的理由来帮她“解释”考试失利了，询问她身体状况，她说自己健康得像头牛……

如此一来，能让校方能接受的申诉理由，就只剩下“心理疾病”了。即使如此，校方也会要求提供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我又问了一下她对处理结果的期望，她说想要“不限分的补考”。在国外的大学，一般补考“限分”，也就是在补考及格的前提下，无论考了多高的分，最终体现在成绩单上只是一个“及格”；而“不限分的补考”，意思就是她考多少分，成绩单上就写多少分。听她这么说，我脱口问了一句：“那你对补考有信心吗？”她说：“没有。”

线上的2个小时一点一点挨到结尾，我赶紧着手写了一篇申诉信出来。正当我高兴地在计算器里数着这3小时换来的750块钱的时候，教务老师发回了学生家长的反馈——这个妈妈写了篇上千字的散文，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申诉信里的论据事实证明力弱爆了。接着，她先是论证自己因为更年期情绪不稳定导致女儿无心学习，又放上了许多母女两人微信互骂的聊天记录截图，来证明自己与女儿之间的语言暴力冲突让女儿分了心。她希望我能把这些都翻译成英文加到申诉信里，我解释说校方认可的理由里不包含这些，但她仍执意要加。

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纨绔了的子弟，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放纵，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操心。这位妈妈的管控欲，也不过是我后来所见的冰山一角。

这次申诉的失败在意料之内。虽然教务老师在接单的时候就已经告知对方风险，让我的课时费并没有因此减少，但我拿着这钱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找教务老师要来了其他老师上申诉课的视频，想学习一下别人写申诉信的入手角度，结果第一个视频看到30分钟，学生就发疯了，她辱骂家长和摔东西的声音，令我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那个老师在当时的尴尬。过了几分钟，那个学生的妈妈用依然云淡风轻地说：“不好意思老师，您继续给我来讲，我一会儿去做她的工作。”

我关掉视频，明白了，原来这个申诉课程没有什么技巧，只不过是卖给这些留学生家长的心理安慰剂。

一个“申诉套餐”就是3000元，不保证能申诉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那些学生也大概率通不过补考。

尽管在买课的时候教务老师会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和家长明确风险，但是家长们对这个课程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它像是挽回自己孩子“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希望再渺小，造价再昂贵，他们也会眼睛不眨地买下，缓解自己为人父母的焦虑与自责，也可以让他们在未来和孩子的每一次吵架中，拥有说出“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权力。

后来我接了很多“申诉辅导”，70%的学生都是人们刻板印象里的留学生：家里有钱，不学无术，嚣张跋扈。对于态度恶劣的学生，我早已见怪不怪。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故事。

一次，教务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压缩包，里面是一个学生申诉的相关信息。他挂了2门课，接到了学校的退学通知——这种情况按理说没什么特殊的，教务老师说，希望尽快安排节申诉课，“只是学生比较害羞，所以是要家长旁听”。我立马想起了之前看的那段“教学视频”，心有余悸——家长旁听，大概率会是个麻烦事儿。但是想了想可观的课时费，我还是同意了。

我准时上线，学生的父母已经在对面等着了。视频里一口一个“老师”，一直在“感谢老师百忙之中帮忙”，一直在“麻烦老师多费点心”，听得我好心酸。

他们解释说，“孩子比较内向，所以我们来和您沟通”。那学生也在线，对学业情况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听着父母的转述。只有他妈妈偶尔问起：“儿子，你跟老师说是不是这样的？”他才会开口说话，解释一下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当事人在场，说的也是同一种语言，却需要其他人来翻译或转述他的想法和事情。那对父母的语气都很温柔，但能听得出来，学校发的这封退学通知，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我委婉地问，学生有没有身体或者心理的问题，可以作为申诉理由的。

“都没有，身体挺健康的，心理也挺健康的。”那位妈妈说着，然后支吾了一下，“老师，就是孩子爸爸有肾癌，这个能说吗？孩子当时选这个学校，离家那么远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爸爸得了病，不希望孩子离家那么远，但是孩子坚持想去。这门考试的时间是和他的实习时间特别近，他暑假就飞过去了，找房子什么的学校都没帮忙，当时也发了邮件，没找到房子还住了好几天酒店，也没休息好，全都要自己操心。实习工作也特别忙……”

我一时语塞，看着他们发过来的肾癌确诊病例，想到他们和我爸妈差不多的年纪，患了重病还要事无巨细地操心儿子的事情，就很心痛。我安抚他们，承诺会好好写这封申诉信，但是孩子父亲生病这个理由未必会被学校采纳。他们依然温柔地说了很多客套话，那是长辈求人办事时的最高社交礼遇，说是千恩万谢也不为过，我实在有些受不起。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学生和家庭。这个让父母操心的学生看起来不是那种纨绔富二代，寥寥几句话倒也很有礼貌，但是对父亲患重病似乎无动于衷；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远走他乡读书，似乎应当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在视频里却丧失了话语权，任由父母全权代理他的一切；他的学校是一个名校，在申诉学生里也比较少见；他的父母看起来很明事理，即使收到了退学通知，也未见对他发火甚至着急，可是却又过度地参与到了他的生活——一个20岁的人还被当成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实在是溺爱。

诸此种种，堵在我的心里，课程结束后，我和家人吐槽，说怎么会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家人说，“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外人不好评判，你只能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我带着对这对父母的同情和惋惜，倾尽全力写好了一封申诉信，再三修改润色后发给他们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没想到这对夫妇秒回，又是一通千恩万谢。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没想到，他们居然一夜没睡，熬夜用翻译软件“读”完了申诉信，发来了很多不懂的地方和想要修改的地方。我逐条听完他们的语音，又给他们做了解释，花费了远超过“申诉套餐”时长的时间，一开始的同情心也慢慢被消耗殆尽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没错，可是有时候这“可怜”却是有些父母的求仁得仁。这个学生自己的未来和前途，为什么可以理所当然交给患病的父母，自己却安然睡大觉？他不擅长沟通，父母代为沟通，那写好的申诉信自己总可以看吧？居然还要不懂英文的父母花费数倍的时间去看，很多机器无法翻译的表述，只能给他们带来困扰，徒增沟通成本。

对此，我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兼职短短1年，我见到了许多留学生。他们有的说话怯懦，有的性格乖张，但基本有一个共性——家里有钱。我和他们交流时，常常会想起几年前那个登论坛、找经验帖、DIY申请文书的自己；听到他们说“老师我一会儿要出去和同学吃饭”的时候，会恍然看到那个春节在为别人的欢聚而服务的自己；接触到学生家长时，我眼睛总会酸涩一下，然后想起我只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那些日子，和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都坚定站在身后支持我的爸妈。

我见到了本来不会跟我产生交集的一个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我却羡慕不起来。和在美国偶尔还会羡慕一下白富美室友的悠闲惬意不同，这些留学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局限——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一切问题都想要用钱来解决，生活也挺无趣的不是吗？

我逐渐习惯了这份兼职里带来的割裂：有钱的从容和挂科时的气急败坏；摆烂的纨绔子弟和心急如焚、事必躬亲的父母；试图控制一切却什么都掌控不了的家长，试图反叛全世界却只能拿着父母的钱、用挂科退学来向父母宣战的学生……

我曾经替学生心疼过那每小时1千元的课时费，也替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心疼过他们的身体。但我慢慢学会了收起自己的“圣母心”——没有什么所谓的可怜或命运，不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已。“留学生”这个身份标签，实在难以涵盖留学生这个群体，我终于明白了余华那本书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