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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没有权威,离崩溃就不远了

国家没有权威,离崩溃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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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载自公众号:温伯陵(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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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乱世、一个大时代,往往起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

公元295年10月,洛阳武库起火,数百年积累的珍宝被焚烧殆尽,包括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珍贵文物,以及可以武装两百万人的装备器械。

这些珍宝保存了数百年都没事,为什么在晋朝盛世的时候,突然一场大火就烧没了?

从玄学的角度看,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大火焚烧了秦汉帝国的重要印记,然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开启了金戈铁马的乱纪元。

早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大量的羌人、杂胡就迁徙到陕甘宁一带,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他们甚至渗透到关中地区。

但晋朝是传统的中原王朝,并没有把羌胡部族当成自己人,充其量看作一种会说话的畜生,动不动就捕杀、贩卖、做奴隶,那些羌胡部族生活的非常惨。

到公元296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匈奴人郝度元煽动冯翊郡、北地郡、安定郡的羌胡造反,兵力达到数万,纵横关中。而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屡战屡败,雍州刺史解系领兵多次作战,也做了郝度元的手下败将。



其他羌胡部族一看,原来晋朝这么弱,立即信心爆棚,于是“秦、雍氐、羌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整个西北乱成一锅粥,还拥立氐人齐万年做皇帝,和晋朝分庭抗礼。

贾南风和执政班子感觉不行,必须立即扭转战事,否则迁延下去要出大事情,便召赵王司马伦到洛阳做车骑将军,另外派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全权负责平定以齐万年为首的武装叛乱。

此外,御史中丞周处也被派到前线,隶属安西将军夏侯骏,共同在梁王司马肜的麾下效力。

周处就是“周处除三害”的主人公,籍贯江苏,父亲做过吴国鄱阳太守,典型的江东世族,晋朝治下的二等公民。

所以齐万年听说周处来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周府君有文武材,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周处要是有战争决策权,那我齐万年必败,如果周处也是听指挥的,则周处必败。

一句话,道破吴国世族不受晋朝信任的问题。

周处刚到关中,梁王司马肜和夏侯骏便交给他五千兵马,让他正面攻击拥兵七万的齐万年。周处说,肯定打不过啊,你们再做一下方案?司马肜和夏侯骏不管,命令周处立即出发。

结果战争从早打到晚,周处力战而死,五千兵马覆没。

贾南风和执政班子看明白了,平定叛乱得用人不疑,不能搞制衡了。司空张华也说,司马氏诸王“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根本没有战斗意志,推荐协助贾南风政变夺权的孟观,全面主持讨伐齐万年的战事。

至于梁王司马肜和夏侯骏,你们都靠边站吧,打仗的事你们别掺和了。

贾南风同意了张华的意见。

孟观是公元298年底出发的,此后三个月间“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到公元299年正月,就在扶风郡美阳县击破叛军,俘虏齐万年,因功升为右将军。



这场不知名的平叛战争,打了将近四年,整个过程中暴露出几个严重的问题——

1、胡人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并有了政治觉悟。一旦晋朝的军事力量衰落下去,胡人便再无顾忌。

2、司马氏诸王的军政能力堪忧,自从司马炎驾崩以后,再也没出现一个文武双全的角色。

3、吴国世族北上之后,完全融不到晋朝的老牌世族圈子里。

4、孟观等寒门将领的立功欲望强烈,希望在战场上博功名,和世族们比肩而立。

这四个严重的问题,基本上决定了晋朝的后续走向。


2


平定齐万年叛乱后,太子洗马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建议把匈奴、氐、羌等胡人部族迁徙到塞外去,从此晋人归晋,胡人归塞,井水不犯河水。

江统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提出的太迟,已经没用了。

毕竟胡人部族迁徙到中原地区,是从东汉年间开始的,到西晋时已经一百多年了,根本不是一朝一夕能驱逐出去的。

所以“朝廷不能用。”

贾南风不能迁徙胡人,却能在宫里杀太子。

公元299年,太子司马遹流露出不满贾氏的态度,为了贾氏族人的荣华富贵和生命安全,贾南风撺掇司马衷废太子,随即派人用药杵杀死司马遹。

太子是王朝正统的象征,也是王侯将相们延续利益的保证,贾南风杀了太子,不仅破坏了晋朝的法统,也让所有人的投资、站队成了无用功。

于是,太子司马遹之死,成为点燃晋朝火药桶的星星之火。

赵王司马伦是晋宣帝司马懿之子,是现存资历最深厚的宗室重臣,被召回洛阳之后,执掌了一部分禁卫军的兵权。

他察觉到人心的变化,便和一部分禁卫军军官联合起来,于公元300年4月,以“匡扶社稷、为天下除害”的名义发动政变,诛杀贾南风和贾谧、董猛等亲信,把张华等朝臣夷三族。

八王之乱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

为什么?

因为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

政变成功后,赵王司马伦自封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事实上成为晋朝权力最大的人。

在其他的司马氏诸王看来,发动一场政变就能得到这么大的收益,简直是一本万利。那赵王司马伦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而政变刚成功时,“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一年后司马伦登基称帝,又下令“郡国计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并为廉吏”。

这些命令的意思是,凡是有职位的官员都封侯,没有工作的学生和临时工都给编制,郡功曹和县主簿等基层官员都给功名,方便以后升迁。

在论资排辈的官员看来,藩王发动一场政变,就能得到这么多好处,如果再追随其他诸王政变,利益是不是可以指数级暴涨?

此外,司马伦的谋士孙秀在政变中立下大功,一夜之间成为中书令,执掌朝纲摆布江山,所有的人事任免,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要经过孙秀之手。

对于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寒门精英来说,孙秀简直是做了一场示范,亲身指出了一条寒门精英实现理想的捷径。

简而言之一句话,所有人都发现了,原来出人头地这么容易。

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积累功勋,不需要出身世族,只要跟对人搞一场政治投机,就能得到别人三代才能积累到的家业。

治世的秘诀是重整秩序,把所有人的欲望都压抑下来,往往需要数十百年才能做到。乱世的核心的打破秩序,把所有人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一夜之间就能做到。

所以说,赵王司马伦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人心的欲望,开启了乱世的大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八王之乱进入了最高潮。

公元301年3月,镇守许昌的镇东大将军、齐王司马冏联合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讨伐司马伦,夺取晋朝的中枢大权——

“移檄征、镇、州、郡、国: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

檄文发布以后,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响应,统兵二十万南下。常山王司马乂响应,留守常山做司马颖的后援。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响应,派寒门武将张方统兵出关。



三王和司马伦的军队作战两个月,死了将近十万人,才攻入洛阳取代司马伦,拥立晋惠帝司马衷复位。

凭借讨伐司马伦的功劳,齐王司马冏成为大司马、加九锡,“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成都王司马颖做了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是侍中、太尉,常山王司马乂改封长沙王,晋升为开府、骠骑将军。

一场战争打完,司马氏诸王都收获了胜利的果实,追随他们的文官武将,也纷纷加官进爵,皆大欢喜。

可惜的是,平定齐万年叛乱的孟观,因为站队赵王司马伦,被夷三族......

这一切完成之后,齐王司马冏留在洛阳辅政,成都王司马颖回邺城,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回长安,长沙王司马乂也留在洛阳。

公元302年12月,河间王司马颙的长史李含,想复制孙秀的成功路径,便挑唆河间王司马颙:

“不如发布檄文,号召长沙王司马乂讨伐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必败。然后您名正言顺的出兵讨伐齐王,成功后废除皇帝,拥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帝,您来做宰相主持朝政。”

一旦河间王司马颙做了宰相,李含做为嫡系长史,必然要协助处理朝政,成为第二个孙秀。

之所以绕这么大一圈,是因为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都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正儿八经的皇位继承人。而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的孙子,不能继承皇位的旁支宗室。

他们的计划很周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长沙王司马乂竟然灭了齐王司马冏,掌控了洛阳,

公元303年7月,长沙王司马乂调李含为河南尹,随即杀死,河间王司马颙大怒,命张方统兵七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二十万兵马,讨伐洛阳。



这一仗非常惨烈,一直打到洛阳城里缺粮,城外死人堆积如山。

公元304年春,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发动政变,逮捕了长沙王司马乂交给张方,张方把长沙王司马乂架在火堆上烤死,随后“掠洛中官私奴婢万馀人而西。

此战过后,成都王司马颖成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但仍然留在邺城,河间王司马颙做了太宰、大都督、雍州牧,继续镇守长安,而东海王司马越掌控了洛阳朝廷。

此时的晋朝,成都王司马颖是实力最强、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掌控洛阳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非常忌惮,便在公元304年7月,召集十几万兵马,拥簇着皇帝司马衷,北上讨伐邺城。

结果两军刚一接触,东海王司马越便战败了,连侍奉司马衷的嵇绍都被拉下来杀死,鲜血溅了司马衷一身。

后来侍女要给他换衣服,司马衷说:“嵇侍中血,勿浣也”,这就是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到的“嵇侍中血。”

至此,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分别驻扎在邺城和长安,双雄并立。

八王之乱的最高潮,到此也就结束了。


3


自从贾南风死后至今,不过短短四年时间,司马氏诸王的战争却造成极大的破坏。

连年爆发的战争,导致司马氏诸王的军队战死数十万,每次角逐出胜利者,还要把失败者夷三族,洛阳城里经常是成千上万的杀。

而且司马氏诸王出兵作战,行军路上必然免不了抢掠民间钱粮,战场的方圆百里也是尸横遍野,这就给民间经济造成惨烈打击,进而催生饥荒和瘟疫。

这三个大杀器造成的死亡,可能是战场死亡的十倍以上。

就在这个时候,天灾也来凑热闹。

公元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公元296年,关中饥、疫。
公元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公元298年,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

连年灾荒+连年大战,结果就是数百万流民在千里赤地上行走,一幅末日景象。

最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政变,直接把晋朝的权威摧毁殆尽。

为什么皇帝要坐在深宫里不出来?

因为不和大众接触就能保持神秘,神秘容易让人产生敬畏,以至于大众都不知道,皇帝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为什么地方要听朝廷的、蛮夷要听中国的、军队要听皇帝的?

归根到底是因为所有人都信任你,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便时机未到解决不了问题,也能用强硬的手段,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以上两点就是皇帝权威的来源。

现在司马氏诸王内讧不止,几乎没有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打了四年都没有角逐出最强者,说明也解决不了制造问题的人。而洛阳数次破城,司马衷被视为傀儡,更是皇权衰落的象征。

例如侍中嵇绍遇害前,司马衷和士兵说:“忠臣也,勿杀”,但士兵说:“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然后当着司马衷的面,杀的他的忠臣。

皇权衰落,意味着朝廷权威衰落,国家信用破产。

这样的皇帝,大众如何相信他是英明的?这样的朝廷,大众如何相信它是能解决问题的?

礼失求诸野。

既然皇帝和朝廷都丧失了权威,便有了司马氏诸王起兵争权。司马氏诸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行,更低一层的枭雄们便有了野心。

早在孙秀辅佐赵王司马伦的时候,因为司马伦“素庸愚”,孙秀就能以司马伦的名义掌控朝政,就连司马伦颁布的诏书,孙秀都能随意更改。

后来诸王混战天下大乱,蛮人张昌起兵占领江夏郡,随便抓了一个县吏,给他改名为刘尼,然后号称汉氏后裔,招募数万人准备兴复汉室。

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浚,做到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也认为天下要大乱,便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鲜卑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鲜卑的大将素怒延,准备结交外援,南下争天下。

定居山西的匈奴右贤王说:“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他们要趁乱起兵,恢复匈奴曾经的霸业。

民心汹汹、群情鼎沸。

从人心安定到出现争夺中枢政权的野心,再到天下人出现改朝换代的野心,不过短短四年时间。


4


公元304年底,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联合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从北、西两个方向进攻成都王司马颖。

邺城在华北平原上,几乎无险可守,而幽州和并州都是山河形盛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所以面对王浚和司马腾的进攻,成都王司马颖一边命北中郎将王斌迎击,一边派匈奴左贤王刘渊回去征发匈奴兵马,抄司马腾的后路。

按道理说,成都王司马颖的策略没问题。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鲜卑部族加入了中原混战的战场。

和王浚一起南下的有段部鲜卑骑兵,东赢公司马腾听闻匈奴归顺了成都王司马颖,也向代北的拓跋鲜卑求援。

而成都王司马颖寄予厚望的刘渊,回去以后就出任匈奴大单于,半个月间聚众五万人,定都离石,并打开格局,放弃恢复呼韩邪霸业的愿景,决定效仿汉高祖、魏武帝,创建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



此消彼长之下,威风赫赫的成都王司马颖败了,拥簇着皇帝司马衷逃往洛阳。

此时镇守洛阳的,是河间王司马颙的嫡系大将张方,所以此战过后,皇帝司马衷便落入河间王司马颙之手,同年12月迁都长安。

河间王司马颙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做了中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以寒门武将的身份得到和孙秀一样的地位,成都王司马颖和民国军阀吴佩孚似的,再无翻身的机会。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胡人部族内迁是五胡乱华的历史进程,八王之乱导致晋朝兵力不足需要借助胡人兵力,是五胡乱华的决定性因素。

公元305年7月,兵败一年的东海王司马越传檄天下,纠集兵马讨伐河间王司马颙,被关东的刺史、将军们推举为总盟主,随后出兵西征。

这个时候,河间王司马颙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在关东烧杀抢掠都是张方做的,只要杀了张方,就能和东海王司马越谈和。

结果河间王司马颙杀死张方之后,东海王司马越派出的兵马一看,长安没有大将了,真是天助我也,立即攻破潼关占领长安。

公元306年4月,河间王司马颙兵败,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


5


整整六年,终于结束了。

然而经过六年的战乱,天下人的野心都被激发出来,权威跌落的晋朝,已经没有威信更没有力量来约束天下人,重建秩序了。

于是匈奴大单于在并州招降纳叛,“胡晋人皆归之”,并以汉朝外甥的身份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定都左国城。

做过奴隶的羯胡石勒,和牧帅汲桑一起加入公师藩的队伍,打着“为成都王复仇”的旗号纵横河北,招揽了大量司马颖旧部。公师藩死后,石勒追随汲桑攻破邺城,放火焚城而去,大火半月不熄。

汲桑兵败后,石勒投奔了刘渊,被封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从此鹰扬河朔,逐渐建立起后赵国。

可以说,晋朝崩溃以后,北方势力和成都王司马颖有极深的关系,唯一的区别是,寒门精英、流民、军人从追随司马氏诸王谋前程,改换门庭到胡人领袖麾下,追随他们博功名。

南方势力则出自东海王司马越幕府。

公元307年,出身琅玡王氏的司徒王衍,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关系,任命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兄弟三人搭建起琅玡王氏的狡兔三窟。

东海王司马越封琅玡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业。司马睿的根基薄弱,便以琅玡王氏的王导谋主,联合不被晋朝世族接纳的江东世族,初步割据江东。

四年后,刘渊和石勒的军队攻破洛阳,制造了“永嘉之乱。”

曾经归附东海王司马越的世族,纷纷南下投奔琅玡王司马睿,他们和江东世族逐渐合流,建立起“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割据政权。

至此,晋朝的统一局面,最终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缺了任何一个变量,历史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司马氏诸王混战导致朝廷权威沦丧,让胡人、寒门、世族的枭雄们再无顾忌。


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氏把曹魏的权威踩在脚下而崛起,以自己的权威沦丧而衰败,也算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了。


再引申一点,俄罗斯的普京以平定国内叛乱而崛起,现在遭遇了一场雇佣兵叛乱,虽然双方谈妥了条件,但经过这件事,普京无可置疑的权威,必然出现松动。


以后的俄罗斯,可能要和晋朝一样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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