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沃尔斯的艺术：树立19世纪美国华人正面形象的标志
在美国艺术史上，美国艺术家西奥多·沃尔斯( TheodoreWores,1859—1939 )对中国题材的提出、创造和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中国为主题进行了创作整套艺术作品的宝贵尝试。
西奥多·沃尔斯创作的作品色彩艳丽，生动、逼真、详细地刻画了典型的中国氛围，如人们从事与传统习俗有关的各种活动，包括餐桌旁唱歌跳舞、欢度新春、沏茶等。沃尔斯运用了当时欧洲油画的方式和技巧，包括线性透视、前缩透视法、光与影的对比、人物和物体体积的反射、色彩和阴影等。事实上，这位艺术家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作品中的中国人物是旧金山唐人街的居民。
那么，这位画家何以会沉迷于亚洲主题呢？中国主题为什么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沃尔斯生长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他常常从父亲的帽子商店，穿越繁华的亚洲社区步行回家，因此，从小就熟悉旧金山的唐人街。
沃尔斯是最早进入唐人街的美国艺术家之一。他被誉为“探索唐人街主题的先锋”。1884年，他在创作《亚洲区》这幅名画时，还曾向一群由12位中国学生组成的小群体教授西方艺术。
根据沃尔斯传记作者的说法，沃尔斯的艺术家朋友常常在艺术构图中涉及中国和日本的物品。如他的朋友威廉·梅里特·蔡斯，1889年创作了纸上粉彩画——《春天的花朵(牡丹)》，画作中有中国瓷器，也有日本和服。沃尔斯的朋友们不时把画笔转向各种亚洲物品，其中部分灵感来自法国东方主义学派和美学家学派。因此，周围的艺术环境、艺术倾向使得沃尔斯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主题越来越感兴趣。
一位美国本土的艺术家注意到了沃尔斯的才华，鼓励他去慕尼黑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在慕尼黑待了六年后，沃尔斯回到了旧金山，渴望新的绘画主题，于是把目光转向唐人街。他早期的反映唐人街的画作《中国卖糖果者》卖给了克罗克，《中国商店》卖给了托马斯 · 海斯盖斯爵士。海斯盖斯的妻子评论这幅画说：“它如此逼真，你能闻到它的味道。”在考察了海斯盖斯收藏的油画后，罗斯贝里伯爵购买了沃尔斯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中国餐厅》、《中国曼陀林演奏家》(《中国音乐家》)等。此外，沃尔斯的画作《中国男孩和风筝》被旧金山的德扬艺术博物馆收藏。
《中国鱼贩》是他从欧洲回到美国后完成的第一幅画。作品浓重的色调、强烈的高光和富于表现力的笔触，呈现出慕尼黑式的风格。沃尔斯苦于没有中国人做模特儿，直至找到一位年轻助手——一名叫阿盖的中国学生陪伴他并为他做翻译。在这幅作品中，沃尔斯捕捉到了鱼从篮子里滑到桌面上时闪闪发光的黏稠鳞片，使我们可以想象唐人街市场的异国风味和喧闹声。1881年12月，《加利福尼亚人》杂志写道：“某些从欧洲回来的艺术家说没有东西可画，这个荒唐借口在沃尔斯先生的作品面前，不攻自破。在那个独特的中国世界，沃尔斯发现了新鲜而别致的主题，且保持了完整的东方主义。他的作品表现了一个中国鱼贩的摊位。”另一位评论家指出：“在作品中，中国人与墙上的中国广告，使得整个画面恰似生活于中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华人地区的魅力以及与美国华人的交往，使得沃尔斯对亚洲主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促使他于1885年前往日本旅行。他在那里居住了将近三年，并研究日本的习俗、语言和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在沃尔斯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还在夏威夷、萨摩亚、加拿大、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广泛旅行，并进行绘画和素描。
为了更好地了解沃尔斯的作品在促进华人正面形象方面的作用，我们需要考察当时美国其他艺术形式中反映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
19世纪末，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为某些政客和政党的利益和野心服务，给美国的亚裔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些政治漫画和杂志插图明显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他们要么可能威胁到当地“白人工人” 、窃取白人的工作机会和财产，要么是社会地位低下、身体扭曲、丑陋的、值得嘲笑的“黑领人士”。
这些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艺术作品是某些过程的产物， 它们表明了整个美国反亚洲情绪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提的是怀俄明州的大屠杀：1885年9月2日，怀俄明州的150名美国“白人”矿工残忍地袭击了他们的中国同事，炸死28人，炸伤15人，并驱赶数百人离开城镇。
中国人常被指责为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还被一些政客列为攻击的对象，这些政客鼓吹“中国人必须滚蛋”这样尖锐的口号，并在此之前帮助通过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
在这种种族仇视的气氛中，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艺术宣传已变得司空见惯。上面提到的“中国人必须滚蛋”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魔术洗涤剂”的广告宣传所用，把中国人描绘成恐惧和无助的生物，被山姆大叔踢出美国或“洗掉”。
还有一幅漫画，把中国描绘成被美国征服的贫穷饥荒之地，而美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进步国家。漫画中还对被毁的中国标志建筑物“长城”和美国新建造的堡垒城墙进行了对比。至于怀俄明州的大屠杀，其中一幅罕见的插图描绘了一群受到威胁的中国工人，绝望愤怒地逃离当地。
在反华宣传的背景下，虽然中国工人对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作出巨大贡献，但这贡献或被遗忘或被忽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鲜有提及，或者仅仅被视为次要组成部分，从而使这条铁路的建设纯粹成了美国人的成就。
如前所述，在欧洲日本风和东方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沃尔斯的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以亚洲风格的彩绘或装饰墙壁为背景，来描绘西方女性，他们的配偶穿着日本和服，但这些女性却拥有西方的五官和发型。艺术家的目的是通过对比，展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同时，或许还展现出自己或地方长官的奢华和国际化的品位。在这里，我们见证了颇具日本风格的时尚和设计。
因此，在对华人移民苛刻的背景下来分析沃尔斯的作品，它似乎是反华墙上的一条裂缝，就其人种学和历史意义而言，堪比阿诺德·根特的摄影，后者成功地捕捉到了1906年大地震前唐人街的生动场景。
1877年，沃尔斯认识的另外两位艺术家保罗·弗伦岑尼和朱尔斯·塔弗尼尔，在旧金山唐人街为《哈珀周刊》共同创作了素描，他们用与沃尔斯创作主题相似的手法，详细地描绘了民族服装的内饰、物品和人物。一些消息人士甚至声称，这些艺术家造访亚洲总部，是沃尔斯深入探讨唐人街主题的另一个动力。尽管如此，沃尔斯的油画是独立的艺术品，而不是用于杂志插图，并且具有更高的艺术与美学力量和品质。而且，按照艺术史学家的说法，另一位美国多产画家—威廉·哈恩的作品与沃尔斯对旧金山情景的生动反映不同，他在其中的一幅作品——《市场景象，山森街》的左下角展示了中国劳工。众所周知，哈恩在沃尔斯之前就用油画对旧金山的中国居民作了系统的描绘，但当前这些作品的图像尚未公开，不能随意使用。
在沃尔斯之前或之后十年，在旧金山生活或学习的艺术家中，在中国主题方面表现杰出的一位是埃斯特·安娜·亨特，其作品描绘了唐人街的孩子们。与这些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沃尔斯的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与众不同，它们不是素描或用于大众消费的印刷品，而是根据欧洲， 尤其是慕尼黑学校油画的最佳传统和方式来完成的油画。20世纪上半叶，传统环境中正面描绘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时尚时，沃尔斯早已通过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可以说，沃尔斯是美国艺术领域最早表现中国正面形象的引领者和先驱之一。
在当时的艺术和历史背景下，沃尔斯对华人的独特描绘为人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表达了艺术家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个人态度和观点，这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的源泉。特别是与故意贬低中国形象的负面作品相对比，沃尔斯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世界的正面形象，将中国题材推向新高度，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表现中国和亚洲主题的作品相比， 沃尔斯的作品价值更为客观。就像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在画布上描绘威尼斯人生活的场景一样，沃尔斯通过一系列作品，展现了中国人自然、优雅和独特的魅力，以及中国人享受的悠闲充实的生活。这位美国艺术家把中国人的日常事务和休闲化为一幅幅装饰丰富的构图(尽管已知的只有十幅画)，它们值得美国不同阶层的观众——从艺术爱好者到鉴赏家、从业余爱好者到政府官员仔细观赏，对整个美国社会而言意义重大。这些作品让他们大开眼界，并反观自身，用欣赏和钦佩的眼光看待中国人，这也是沃尔斯艺术作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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