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获得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他一时间备受瞩目，拥趸无数，其中就有贾樟柯。
贾樟柯是在县城邮局门口的报摊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那年春夏之交，他习惯每天下午，顶着烈日骑自行车出门，到报摊等自己偶像的新消息。
傍晚，贾樟柯独自骑自行车回家，《悲情城市》中梁朝伟那张多情忧郁的脸，让他反复回味。
所有人都已非常疲惫，被语言、雨水反复冲刷，在内心战场上相互厮杀，散淡的爱情，不足挂齿。人们谨慎生活，世界却从未给他们答案。
后来，贾樟柯见到侯孝贤大多是在国外的影展上，他称每次见到侯导都是自己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的电影缓慢温情，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他电影里的人，身上总是蒙着一层尘土，始终带着异乡人不停漂泊的紧张与失意。
大多数观众念念不忘的，还是他80年代的那些作品，《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成为中国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先声。
那是他的成长经验，也是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幸福与痛苦时刻。
他拿起长镜头，举重若轻地用日常生活片段展开叙事，失落中含有温暖。
侯孝贤，无疑是悲伤的。
在他的内心，有一座悲情城市，永远不会消失。
近日，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放映4K修复版《悲情城市》，一票难求。有影迷说，“每张在市场流通的《悲情城市》都像一块被扔到饿了十年的狼群里的肉”。回到1989年，42岁的侯孝贤拍了这部著名电影，编剧是吴念真、朱天平，主角林文清由梁朝伟出演，口碑票房双赢。侯孝贤以中国台湾近代历史为背景，打破了当时的禁忌，揭开人们藏了多年的心病。梁朝伟作为男主，是一个聋哑人，却是整部影片的叙述者。他用白纸条记录一切，即便他没有说一句话，也已经将林文清要讲的全部表达。也许侯孝贤是想用这种方式，寓意着所有狂暴的，压抑的，最终都会归于平静。整部电影如同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初来的政权还在忙着建立秩序，压抑的民众已经走上街头。侯孝贤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他以林姓家族的悲剧命运，昭示着中国台湾那个时代的苦难。
影片结尾，一封信写道，“城市好像被白雪覆盖”，再添悲情意味。《悲情城市》是侯孝贤与梁朝伟第一次合作，与女主角扮演者辛树芬却是最后一次。她是非职业演员，侯孝贤是在万国戏院看见她的，那个时候，辛树芬还在读高三。他犹豫了半天，跟着上了天桥，最终掏出自己的身份证，跑到女孩面前说自己是导演，最终留了电话。那时是拍《恋恋风尘》，随后辛树芬就嫁人到了国外。后来，侯孝贤拍《悲情城市》，硬邀她回来做自己的女主角。
侯孝贤后来所有作品都与自己的童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是对一个异乡人莫大的安慰。他用自己的镜头语言与质朴的笔触，记录下他记忆里的少年时代。1947年初春，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县，父亲是梅县的教育局长，在担任局长期间，曾带领当地运动员到广州参加省运会。在省运会上，父亲碰到恰巧要回中国台湾当台中市长的老同学，于是他被邀请一起到台中，做其主任秘书。在侯孝贤才4个月大时，本是客家人的他，就随家人到了台湾省高雄。父亲原本计划在这工作几年，就回广东。由于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便又回到老本行，重新回到教育部当督学。侯孝贤6岁之前，一家人住在新竹，父亲工作的地方却在台北。父亲常常是两地跑，劳累之下，得了肺病，之后身体越来越虚弱。漫长的少年时期，他几乎都是在打架与赌博中度过的。他为了赌博，经常偷家里的钱，甚至偷过维持全家生计的存折。小时候的侯孝贤，在家人看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孩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岁那年，在决定服兵役那一刻，侯孝贤自觉想要与过去那段生活决断。在侯孝贤有限的记忆中，自己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每天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因父亲爱好文学，他跟着读了很多书。他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住在高雄城隍庙的侯孝贤，总去看皮影戏和布袋戏，所有戏目基本上都是从京戏而来。闽南话原本是古汉语，因为是边陲，所以传统文化的保存也较为完整。这种边陲感时常在侯孝贤的心中发酵，让他这个外来的客家人，感到疏离。侯孝贤家中的所有家具几乎都是竹制的，竹制的东西方便丢弃，母亲买个缝纫机，要斟酌很久，因为父母随时准备回到大陆。父亲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大陆；母亲更惨，亲朋好友的支援全部没了，她变成彻底的异乡人，一生漂泊都未曾有家。
侯孝贤的童年时代是不快乐的，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却无能为力。死亡，并没有结束。侯孝贤高三毕业的暑假，祖母也去世了。从小见过太多死亡，让侯孝贤的骨子里，有强烈的凄清感。1969年，侯孝贤服完兵役，考入台湾艺专电影科，在服兵役期间，他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内心备受震撼，决定从事电影行业。三年后，25岁的侯孝贤从台湾艺专毕业，没能进入电影界，做了8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如此了。在这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急需一个场记，学校老师推荐了侯孝贤。他有电影方面的天赋，只做了两部影片的场记，之后就是兼副导演，直到成为导演。
因为台湾新电影《光阴的故事》，侯孝贤结识了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人。当时吴念真找到四位导演，各自执导一个章节，侯孝贤著名的长镜头美学，在此时已初现端倪。吴念真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在编剧、导演、作家等多个身份间转换自如。他有着独特的魅力，目光里是温和的睿智，这是在生活里得到的。多年来，吴念真以自身经历作为素材，滋养了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这群文艺青年，掀起了台湾电影的新浪潮运动，这一时期的电影非常写实，唤醒人们一直不愿提及的过去。某个周末，侯孝贤闲来无事，到台湾省澎湖列岛的风柜游玩，他看见一群年轻男孩打台球，静默无言，他站在那看了一个多小时。离开这个渔村后，那群青年的形象，总是盘踞在他的脑海。“我忘不了那群青年，感觉他们是这么不安定，随时会出事。在他们身上你看见青春生命不可预测的哀伤和悲壮。”
这种感想，成为日后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的灵感来源。1983年，侯孝贤拍了《风柜来的人》，讲述一群男孩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等待着征兵。他们百无聊赖，赌博、打台球、打架……片子拍完，侯孝贤找李宗盛给自己做配乐，恰好碰到了在拍《海滩的一天》的杨德昌。“如果拍《风柜》前先看到《海滩的一天》，可能会拍得更好。”听完这话，杨德昌露出满意的笑容，算是交下侯孝贤这个朋友了。当年拍《风柜来的人》时，侯孝贤是迷茫的，由于大多数故事都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突然就不会拍了。侯孝贤爱上了沈从文，顿觉视野开阔，沈从文写的也是自己的经验与成长，但他是以一种绝对克制、远距离的旁观者角度去讲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沈从文的故乡湘西换成台湾，很多经历非常相似，毫不违和。“他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这种叙事方法给侯孝贤巨大的启发，他在拍摄时，总让摄影师远一些，再远一些。1994年，吴念真找到侯孝贤，让他给自己的《多桑》做监制。这部电影的拍摄地点是在一个以煤矿养活本土人的小乡镇，主角多桑，是当地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当然也是吴念真的父亲原型。侯孝贤懂吴念真想要表达的内核，他们父亲那代人是“历史的孤儿”。吴念真想拍这部电影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也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片尾，多桑死后，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他的骨灰。字幕静静写道：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电影时常两小时四十七分钟，侯孝贤让吴念真剪短一点。最终，《多桑》这部电影上来就极为缓慢，比侯孝贤还慢。其实，侯孝贤就开机来了一下，看看电影的色调，后来就不管了。不过，吴念真看下来觉得也的确像侯孝贤，可能是两人合作久了，电影观念与技术上互通。不过，视角有一点不同，吴念真更切身一点，到底是自家的事，侯孝贤拍的话会离得远一些。两人太了解彼此，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便是根据吴念真的初恋经历改编而成，弥漫在影片中的感觉，淡然而真实，就像是生活本身。当年，侯孝贤总来他家聊初恋故事的剧本，吴念真的太太还要煮茶做点心。
1985年，他执导的电影《童年往事》上映，这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从内地迁往台湾省的一家人，在看似平静的日子下，各怀心事。父母有着“外省人”身份的尴尬，在消磨生活之下，也知道了回到故乡只是大梦一场，最终客死他乡。面对父亲的死，他只觉得突然并无太多伤心。他拍的是自己童年时代经历的三次亲人死亡。片尾，兄弟几人呆坐在地上，望着死去的祖母，欲哭无泪，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与年纪不符的苦痛，青春竟可以如此法相庄严。《童年往事》里的父亲，沉默寡言，与子女都不太亲近，很严肃。从一定程度上，侯孝贤是在回望自己的童年，也是在通过儿子的视角，思考父亲的经历对儿子的生命，又意味着什么。电影《童年往事》经典 长镜头片段
人到了三十多岁，才慢慢开始琢磨上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会站在他们那边想，想他们年轻时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性格与脾气，他们的欢喜与恐惧是什么。同年，侯孝贤与蔡琴主演了杨德昌执导的电影《青梅竹马》。侯孝贤在其中饰演布店老板阿隆，分不清，他是演别人的戏，自己的剧，还是本就活在那场故事中。《青梅竹马》票房异常惨淡，电影拍完后，蔡琴与侯孝贤成为朋友，却爱上了杨德昌。不比杨德昌的中产家庭，蔡琴自小缺乏亲情的温暖，渴望被爱，也十分顺从。杨德昌当初找蔡琴做自己电影的女主角，是觉得她很时尚。恋爱后，蔡琴对他百依百顺，也没有惊艳的过往。面对大自己10岁的杨德昌，蔡琴觉得自己找到了依靠，她迫切地想要和他组建一个家庭，对方却对她忽冷忽热。电话那头的杨德昌，长叹一口气，无奈说了句：“你叫我说什么好呢？”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蔡琴，没能听出这个男人的无所谓与冷漠，一头扎进了这场悲剧婚姻。彼时正值演唱事业巅峰的蔡琴，答应了，也用自己大部分时间照料丈夫的生活，将杨德昌送上神坛，也等来了背叛。1995年，杨德昌认识了小自己18岁的钢琴家彭铠立，他向蔡琴提出离婚。蔡琴无比委屈，她表示自己不是一片空白，有全部的付出。其实在与杨德昌结婚前，蔡琴就有所察觉，她曾说：“侯孝贤比杨德昌温柔，杨德昌虽然细致，可是很冷，像他的电影那般冷致。”后来，侯孝贤说：“《青梅竹马》拍完他们结婚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跟杨德昌之后因为蔡琴，开始变得疏远。”彼时的侯孝贤，已经在国际影展上小有名气，却在中国台湾被批过于小众，不食人间烟火。侯孝贤早已习惯独自闯在前头，比起与这个圈子同步，他更想一个人走在前面，内心时刻保持警惕。
从2000年的《千禧曼波》到《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他拍出舒淇最好的质感。拍完《千禧曼波》，侯孝贤在舒淇的身上，看见年轻时的自己。电影《千禧曼波》舒淇 经典片段
舒淇年少时因家庭窘迫而停止学业，赚钱养家，童年时期从未得到过呵护，经常被母亲打。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让她的性格变得敏感而叛逆。少年时期的侯孝贤，同样如此，身上憋着一股劲儿，对谁都不服气。2005年，舒淇出现在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中，与她搭档的是张震，这个男人后来给她带来一场风暴。他们上演了一段三生三世的爱情，全篇分为恋爱梦、自由梦和青春梦。“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的，也只有在辜负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舒淇饰演的秀美一双直勾勾的眼睛摄人心魄，明知自己的柔情会被辜负，也一腔热血地往前冲，眼神中没有戏份的味道。侯孝贤最看好的，就是舒淇的自然、不做作，他不允许自己的演员“演”一切。影片背景放着浓郁的闽南乡村歌曲，那是侯孝贤熟悉的音乐。电影《最好的时光》舒淇&张震 经典片段
微弱暧昧的光打在年轻的脸上，暗黄色与青灰色的光影，交织出真挚的爱情故事。坐在张震摩托车后座上离开的她，轰隆隆地掠过泊油路，最终消失在这座城市，只剩立交桥下的空镜。戏外，张震带着舒淇游荡在巷子里，尝遍各种美食，仿佛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关于两人的绯闻甚嚣尘上。最好的时光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就已经戛然而止。如同影片中的大量默片，听不到任何对话的声响，只有凄凉的唱曲声。当年舒淇上台领奖前，一句“亲爱的”让张震慌张：“什么啊？”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拍《最好的时光》，最后一场离别戏，舒淇无法走出。散场后，剧组的人都走了，只剩她蹲在地上啜泣。张震走到她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漫不经心来了句：“嘿，都是假的。”他对眼前这个女孩避讳不已，其父亲非常介意舒淇的过去，认真对媒体说：“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其实影片三个短暂的梦，已经预示着两人经过，却没有结果的宿命。牵手之后的故事，变得不再重要。站在舞台上，她紧紧握着那座沉甸甸的奖杯，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走到今天太不容易。舒淇拿影后，激动落泪
那些年，舒淇独自一人面对外界各种恶意，身处在极尽意淫的围观之下，如履薄冰。如今终于给自己，给父母一个交代，她抱着奖杯回到故乡。侯孝贤曾对舒淇说，如果能早点相遇，她一定会更厉害。
在68岁这年，侯孝贤交出自己人生第一部武侠作品《刺客聂隐娘》。2015年，侯孝贤的这部武侠电影，取材自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篇。他痴迷唐代已久，大学时读唐人传奇，就已落下念想。电影里的女杀手聂隐娘，武功绝伦，最后却杀不了人。大量长镜头与留白，没有特写。在谈论这部电影时，他提到最多的是“盲人摸象”一词，足以见得侯孝贤内心洞察一切的细微，他是明眼人。《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当导演以来的梦想，但一直没有等到“聂隐娘”，直到遇到舒淇。舒淇饰演的聂隐娘，只有9句台词，却将一个出世女刺客的苦楚、孤独，细腻表达出来。她几乎是拿命在演戏，不吊威亚，实打实地往下跳，有一段武打戏拍了整整一年，最后只留下几秒钟。侯孝贤说：“舒淇十几年不变，不是外貌，是她的人格、内心。她是标准的女侠，非常真诚。”侯孝贤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拍武侠片，没有精美的武打动作，也没有漂亮的台词，那种特别的意境，无法言喻。电影《刺客聂隐娘》舒淇 经典片段
这部电影比之前的作品更要素，没有戏剧性，只讲里面的气氛，连台词都很少，且充满晦涩的文言文对白。拍这个电影用了9000万，很多人玩不起，侯孝贤也玩不起，但他依然顾影自怜：“我的影片没有激情。”在《刺客聂隐娘》发布会上，张震说：“这部电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田季安对隐娘是逝去的爱，深刻的回味。”为了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他宁愿花费很长时间去等，等云朵发生微妙变化的导演。一整个剧组的人在湖北的神农架，三千多的海拔上，云慢慢出现。他们拍戏的时候，常常都在等，等风，等云。
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照
在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近古稀之年的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最佳导演奖。侯孝贤很平静：“这次导演奖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拍电影很难，想要找更多的钱更难。”侯孝贤耿直又爱护自己的演员，戛纳获奖那天，“舒淇作为一名影后……”一位记者采访舒淇的问题，还没讲完，就被他打断。侯孝贤发现了舒淇的天赋，并让她发光，不过走到幕后，走到生活中，他说如果自己是舒淇的父亲，希望她快点结婚。
他的电影是氛围的，而非叙事和戏剧，以至于过于平淡。可贾樟柯说：“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没有大人物，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鲜有生死，更多的是别离。贾樟柯被侯孝贤《悲情城市》的“悲情”二字打动，那是他所处地带不允许被命名的情绪。“就像看到侯导的名字，‘孝贤’二字总让我联想起县城那些衰败院落门匾上，诸如‘温良恭俭’的古人题字。”后来，贾樟柯见到侯孝贤大多是在国外的影展上，他称每次见到侯导都是自己最好的时光。在国外无论哪个城市，侯孝贤坚持要去找中餐吃，他在饮食上保持着中国习惯。贾樟柯总是将自己比作为侯孝贤的门生，他后来的许多电影作品即便对准的是山西汾阳县城，却总有一种侯孝贤的味道。在主流充斥着感官刺激的电影圈，这样的温吞显得不太讨喜，他们的克制与分寸感倾向于中年人的复杂气质。侯孝贤电影《童年往事》阿孝咕与祖母 长镜头同样，在侯孝贤与同时期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有着同一种共性。侯孝贤✖️杨德昌 作品片段
《一一》成为杨德昌最后一部电影，也是最伟大的作品，其中囊括了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台北家庭故事，原本冷峻的他变得温暖。“没有一朵云，没有一棵树，是不美丽的，所以人也应该这样。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也觉得，我老了。”
杨德昌电影《一一》剧照
那是2000年，一个崭新的年代，杨德昌猝然离世，夏日蝉声喧嚣大作，很多人心里却下着大雪。同代人侯孝贤心里的雪，堆积成灾，他一直不敢看《一一》：
侯孝贤的大多数电影里，观众是总处于缺席的状态，他根本不关心大众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什么，而是关心自己的表达。“这就是我，我就是另类，懂吗？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同类。”背对观众不意味着丢弃，只是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更幽微，更孤独。人生选择什么就必须承受什么，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这古老的中国道理，到了侯孝贤这样的年纪，几乎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往事给侯孝贤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无法抖落的淤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在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角色叫往事。当时他18岁，家中的三餐从母亲生病后就由他负责。在祖母去世前，他每天都会到市场买五块钱的猪肝，剁碎煮给她吃。直到有一天，侯孝贤发现祖母的身体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出现血水。收尸人在翻动祖母的尸体时，他在一旁静静站着，没有流泪。从广东梅县到中国台湾，从高雄到台南，对侯孝贤来说，哪里都不是故乡。“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热闹都是别人的，侯孝贤记忆中珍贵的影像，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侯孝贤失神良久，他在乡镇角落，寻找熟悉而淡去的味道，也在缓慢而痛苦的剥落中，裸露出一个老年人的热望。
4、吴念真：《台湾念真情》，译林出版社，2012年5、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译林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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